在我国西部边防一线的部队，多数驻守在高海拔的山区，南疆的昆仑山、西部的天山一线边防部队驻地大多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北疆的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一线的边防部队驻地也大多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在这些高山之巅，不仅高寒缺氧，而且冬季大雪封山时间漫长，南疆大部分边防站驻地每年的封山时间长达六个月，北疆部分边防站驻地每年封山时间也在五个月左右。我在边防一线部队任职的那些年，每年都要经历几个月与世隔绝的雪海孤岛般的日子。
（一）运输工具全靠骆驼和马匹
五十年代，我国西部的边防一线部队驻地均未通公路和电话，交通运输全靠骆驼和马匹，对外联系全靠电台。到六十年代，南疆的少部分边防站和北疆的大部分边防站开始通了汽车和电话，但大雪封山时间长，每年通车时间也只有几个月，并且道路都是便道式的土路。电话线都是架空的明线，到了冬季大暴风一起，电话几个月打不通。加之六七个边防站只配备一辆解放牌汽车，冬备运输任务十分繁重。
我在边防站的第一个任职是司务长，每年的冬备是我的第一项要务。首先要计划周密，要把所有人员和几十匹军马六个月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除了米、面、油、盐、肉、蛋、烟、酒、茶、菜、针、线、纸、马料、马草、药品、牙膏、牙刷等主要生活物资外，就连大年初一那一天边防站准备做几个菜，用什么料都得在前一年的冬备中预先安排进计划中。只有人民币可以不予考虑，因为在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的季节里，钱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虽说我在边防站担任司务长时，驻地已经通了汽车，但我每年必须在九月底前把所有物资冬备到位，因为十月份就会大雪封山，要想再通车，需要等到第二年的三月底。有一年因为车辆排不上队，加之九月中旬就下了一场大暴雪，使我部所处位置提前进入了封山季节，但此时我的最后一批物资尤其是十几麻袋咸盐（含军马用盐）和几箱药品尚未起运，无奈之下，我只好到公社雇用地方上的骆驼队，冒着大雪徒步牵骆驼走了五天才将这批物资运送到部队驻地。
1971年春节前，我突然接到上级机关的电话，说地方政府给边防部队送来了一批慰问品，大多是食品和水果类的，已经按单位作了分配。但由于大雪封山，无法送去，请我们口头把人民对边防战士的关怀传达到每一个人。我接电话后，未向站首长请示，便骑一匹马，牵一匹马，又带了几个馒头和一壶水，用棉衣把水壶包上，连夜就出发了。第二天下午就赶到了机关。为了防止把水果冻坏，我在机关仓库里找了几件破棉袄，把水果包了三层，第三天一早就返回边防站。又是一天时间，大雪天往返两天多时间，途中还要经过苏军的一个边防哨所。就这样在大年三十的早上，我准时把人民对边防战士的关怀送到了大家的面前。当我牵着马，驮着慰问品到达边防站时，全站干部战士一起出来迎接我，不少同志拉着我的手眼泪夺眶而出。
（二）重病号用“无线电号脉”进行诊治
边防部队在大雪封山前的冬备工作千头万绪，但最重要的是四样东西，即粮食、咸盐、药品和马草，因为没有粮食，人会饿死，没有咸盐，人和马都会得大病，没有药品，没法治疗病人，没有马草，军马会死亡。但即便是在冬备药品十分齐全的情况下，在与世隔绝的几个月内，边防站出现危重病人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仅靠边防站卫生员的医疗技术是无法诊治的。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通常是由卫生员把病人的症状写成文字，由边防站机要参谋译成电码，再由电台发报员用电台发往军区司令部，再由军区司令部机要参谋将电报译成文字后送至医院，军区医院的专家们根据电报内容进行病情诊断，当得出结论和治疗办法后，同样用军区司令部的电台发报至边防站，再由边防站卫生员根据医院专家们制定的治疗办法，对病人进行治疗。我们边防部队称这种治疗办法为“无线电号脉”。
为了解决边防站大雪封山季节往山下运送病人的这一难题，中央领导也十分关注，一直想用直升飞机在冬季大雪封山时把危重病人接下山来进行医治。但当时我国的直升飞机均飞不到海拔五千米以上。期间曾使用过多个国家的先进直升机试航，均未成功。如法国的“老鹰”直升机、英国的“云雀”直升机、苏联的“直五”直升机，但均飞不到海拔五千五百米以上。进入八十年代，我们发现了美国的“黑鹰”直升机，试航后效果很好，根据邓小平指示，从美国进口了十多架“黑鹰直升机”，该直升机可以在海拔五千五百米以上飞行。有了这样的直升机后，各边防站特别是昆仑山、天山一线的边防站都修建了直升飞机起降场，冬季可以直接将危重病人用直升机接至大医院治疗。随着国家的发展，进入七十年代，所有的边防一线连队都架通了电话线。不管是修公路，还是架线路，都可以称之为“天路”。为防止冬季暴风的损坏，将风口地段的线路全都埋在地下，从此，我军西北边防部队经历的“无线电号脉”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三）与世隔绝日子里最幸福的两件事
我国西部边防一线部队的驻地本身就没有人烟，冬季大雪封山后，就变成了“雪海孤岛”。除了被战士们翻看烂了的旧书刊外，毫无文化生活可言。为了让高海拔驻地的战士们能听到收音机里的广播，“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提出“我们要集中一切技术力量组织攻关，一定要造出让我们边防战士能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声音的收音机”。结果他们所造出的半导体收音机送到高海拔地区的边防站试听时，打开后只能收到一个“哈”，战士们讽刺地说：“这也不错，总算是能收到一个‘哈’的声音了”。为了中日建交，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周恩来总理向田中首相提出了上述问题，田中首相答应回去研究。一年后，日本造出来的第一批专门用于高海拔山区的半导体收音机，送到了我国西部边防一线部队试听，结果效果很好，从此才结束了我国西部高海拔山区边防部队无法收听到广播的历史。
初期，每一个边防站只配发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故边防站将听收音机的时间排进课程表中，上午听半个小时，下午听半个小时，主要是收听每天的中央新闻广播，其余时间收音机由边防站文书保管。随着边防一线部队可利用收音机听广播后，多年来边防部队每天雷打不动的活动由两项变为三项：一是“天天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边防站每天都要读毛主席的书一小时；二是“天天练”，即每天都要进行军事训练两小时；三是“天天听”，每天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一小时。尤其是在大雪封山、驻地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战士们感到最幸福的有两件事，一是听收音机，特别是收音机播放的文艺节目；二是看家书，他们把大雪封山前送上来的家信特别是女朋友的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对此，边防战士曾编出以下顺口溜：
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
与世隔绝日，幸福伴我行。
打开半导体，听到北京声。
反复读家书，故乡在心中。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每年三月底（南疆边防站在四月底）封山季节结束时来到边防站的第一辆汽车，这辆汽车要把积压在山下边防部队上级机关几个月的书信、报刊等一次性全部运送上来。车辆到达边防站的那一天，边防站比过大年还要热闹。文书要忙着分发几个月的报刊、书信，特别是正处在谈恋爱期间的战士，一次能收到十几封信，他们看信时的幸福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到边防一线的前几年，也是正处在青春恋爱的岁月，在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无法下山与女朋友相会，只有昼夜的思念，并为她写过一首《期待相会》的诗：
与世隔绝难相见，思念挑动我心弦。
身处雪海孤岛内，相见如同登天难。
海水不因天旱干，恋人不因封山断。
待到冰融雪化时，重逢之日比蜜甜。
在那种环境下我曾想到了唐朝诗人杜甫在《春望》中写的五言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处在上述环境下的边防战士之感受应该和杜甫诗中所描述的心情是相同的。在1971年大雪封山过后，我一次接到五封家书，每封书信的字里行间都深深的包含着亲人们对我的牵挂，看信后在激动的心情促使下，曾写了一首《告诉妈妈》的散文诗：
亲爱的妈妈，
您来信问我想不想家？
这可叫我怎样回答。
入伍后刚到边疆天涯，
艰苦紧张的部队生活，
让我的心总是安不下。
青山绿水的故乡啊，
慈祥可爱的妈妈，
我时刻都在心里牵挂。
后经火热的军旅锤炼，
又经深层的教育启发，
我的思想逐步起了变化。
现在我深刻认识到，
没有富裕强盛的祖国，
哪能有幸福安宁的家。
为了祖国和人民，
四海都是儿的家。
（四）大雪封山季节我成了战友们的“一盆火”
中国西部，到了冬季封山季节，边防一线连队除了听收音机外，可以说没有任何文化生活可言，故此时我的特长便可很好地发挥作用了。如前所述，由于我少时家庭贫寒，辍学较早，借用一个同学家的存书，看了大量古书，又在外出打工的日子里多次反复讲给工友们听，无形中又加深了记忆。入伍后我又熟读了《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菜花》等革命性小说，有近十部书我可以一字不落地讲下来。在大雪封山的季节里，特别是在寒流来袭的大雪天，连队无法进行军事训练，又无其它事可做的日子里，我给大家讲故事，便成为很好的文化生活形式。记得边防站曾把我讲的《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排进了课程表中，一次讲两个小时，四至五次可把一部书讲完。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的这一特长，既给我人生带来了正面的作用，也给我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正面的作用是在工友和战友们中间，夏天我就像一个凉棚，冬天我就像一盆火，总有很多人围着我。更重要的是在我当教官的岁月里，授课中涉及到相关历史，随手拣来，很受学员们的好评；负面的影响是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期间，说古书曾被“造反派”列为一大罪状，说我大肆宣扬封建思想，以此诋毁毛泽东思想；部队在对我提干时，第一次竟被否决，原因是我的封建思想严重，经常说古书。后经我们单位首长到干部科做工作后才下达了我的提干命令。但我的这一特长，在边防站与世隔绝、文化生活十分枯燥的日子里，给战士们带来的快乐使我终身难忘。几十年后，和不同时期、不同单位的战友们相聚时，他们都会提到我当年给他们讲故事所带来的快乐。同时，我在几十年的岁月里，也因为我的这一特长使我很少感到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