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苏联成立  侵略行径仍继续 

  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正式诞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对华交往特别是涉及到领土问题上仍然带有明显偏见和世俗思维。不但未能兑现列宁关于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归还中国一切被占领土等宣言,反而继续奉行领土扩张主义政策。作为近邻,苏联一直在关注、影响甚至试图主导中国的政权发展。民国初期,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政策比较切合苏联人的胃口,赢得了苏联政府的大力资助,枪炮和装甲车等武器装备援华,并派出军事顾问,促成了黄埔军校的建立,为后来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创造了条件。

  尽管如星星之火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维埃政权奉若神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的表述相当谦虚,也相当虔诚,但是坚持实用主义的苏联“老大哥”对这个远东的“小学生”、“小兄弟”并不在意,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与中国国民党的协调上。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问题上,苏联领导人担心远东地区的安全,他们明白只要中国还有战争,日本就很难抽出精力在北部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出于对安全的渴望,苏联加大了对华军事援助,主要提供飞机、大炮、枪械以及物资技术保障。这与中国争取独立、驱除入侵的目标相吻合。正如民国中央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直言:“莫斯科对在中国激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

  有资料显示,从1937 年到1941年,中国军队近40 个步兵师装备了苏制大炮,近50 个步兵师装备了苏制枪械。也有人声称:在整个抗战中,苏联向中国提供飞机285架,火炮1600门,炮弹200万发,坦克82辆,机枪1万4千挺,步枪11万支(含步枪弹1亿多发)。苏联的援助大大提升了中国对日作战能力,扼制了日本侵略其他国家(包括苏联)的企图。

  就当时新疆的形势看,“新疆王”盛世才在国民党和苏联之间左右摇摆,苏联也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摇摆,最终决定出兵帮助危境中的盛世才,也是从有利于苏联对新疆掌控的长远利益出发。只是让苏联没想到的是,盛世才在借助苏联红军力量打败马仲英、巩固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后,又迅速与苏联决裂,转身投奔了蒋介石。

  《剑桥中华民国史》称:“二战胜利后,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让步。当然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有力的竞争者。他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也才会有话语权。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惊人表现,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不得不以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进入1948 — 1949 年的冬天后,亚洲形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的半壁江山,国民党败迹明朗化,苏联终于把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华关系的全面转轨。

  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尽管苏联人曾经存有认识误区,也走了不少弯路,但他们企图改变和影响中国政权走向的目标一直没有变,对边境地区持续掠夺的努力一直没有停。包括赫鲁晓夫也曾对中国公开宣称:“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边界纠纷,对共产党人来说边界是一个历史范畴,到共产主义社会,边界问题将会完全取消,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话虽说得漂亮,可当涉及领土争端时,苏联却动作频频,明里暗里一起来。

  1921年,侵占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

  1929年,占领黑瞎子岛(抚远三角洲)。

  1945年,苏联与美、英秘密签署《雅尔塔协定》,提出出兵东北和日军作战的前提条件是:鼓励外蒙古独立,继承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同年封锁图门江江口。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美、英、苏三巨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召开会议。史称“雅尔塔会议”,会上斯大林提出继续由苏联控制“外蒙古”。为换取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没有异议。尽管没有中国代表参加,但美、英、苏三国就这样决定了“外蒙古”的命运。

  “雅尔塔会议”会议两月后,罗斯福逝世,美国总统杜鲁门上台。1945年6月9日,杜鲁门在白宫当面告诉中国外长宋子文雅尔塔会议内容,并明确表示:“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不能不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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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6月30日,国民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力争不让“外蒙古”分裂出去。可正式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将有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签字的《雅尔塔协定》,向宋子文面前一掷说“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 “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斯大林认为,此时偏居重庆的国民政府,必须借助苏联军事力量,才能给日本以致命打击。斯大林对宋子文说:“你们是否承认外蒙古独立,还关系到苏联在中共问题上的立场。”双方谈到第四回合,面对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强硬和霸道,蒋介石回电决定妥协,但提出:

  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期限二十年,港口和铁路的所有权归中国所有。

  第二、阿尔泰山脉为新疆一部分。

  第三、苏联只能援助国民党,不能援助共产党。“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为了保全面子,蒋经国提出外蒙古独立应由“外蒙古”全民公决。

  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虽名为“友好”,实则一点不友好。“约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让蒙古经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是否独立,而中国对独立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以承认;而交换条件是,苏联承诺“尊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事务,不援助中共”,以及对日宣战,帮助中国“驱逐日本人”。

  1945年10月20日,在苏联的操控下,外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所谓的全民公投,共计49万选民,98%参加投票,接近100%的票数赞成独立,无一反对。

  1946年1月5日,无力回天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告,正式承认了外蒙独立,使外蒙古正式离开了“家”,面积156.65万平方公里外蒙的最终分离,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至此,“外蒙古”无论事实和法理上,都已经独立。

  1960年苏联出兵侵占中国自奎屯山到乌孜别里山口之间19个山口地区,共6243平方公里。

  1962年之后,在塔城地区范围内,有1400平方公里领土被苏军以各种手段蚕食占去。

  1964年苏联在向中方提供的地图中,将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655个岛屿划入苏联版图(总面积1000平方公里,包括后来发生激烈战斗的珍宝岛地区)……

  苏联这种“大小通吃”的蚕食战术,与沙俄的侵略扩张行径相比,既有异曲同工之处,也表现得更为贪婪、更为露骨。


五、得寸进尺  骨子里充满贪婪 

  塔城作为扼守准噶尔盆地的门户,在1759年乾隆皇帝彻底平定准噶尔部落叛乱后,战略地位和管理职能得以凸显,设置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位高权重,仅次于当时的伊犁将军府,后来又有多位参赞大臣直接擢升伊犁将军。但这种繁荣昌盛的局面仅仅维持了百年左右,在强邻沙俄(包括苏联)步步进逼和不断蚕食下,塔城遭受的损失首当其冲,影响最直接、后果最严重。

  (一)伊塔通商大道被霸占

  巴尔鲁克山西部的中国旧卡伦路,又称汗乔尔路,一直是伊犁到塔城的通商大道,也是官方通道,又是联通伊犁到塔城再到乌里雅苏台的重要道路。这里不仅地势平坦、水草丰美,沿途还有清军卡伦官兵保驾护航,为马队、驼队、盐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行条件。

  据考证,绵延千里的伊塔通商大道还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吉思汗曾从这里进军俄罗斯草原,唐朝军队曾在这里追击突厥叛军,乾隆皇帝的大军也由此击溃蒙古部落。作为伊犁到塔城之间最便捷的商道,商贾穿梭、人声鼎沸、驼铃声声、马群嘶鸣,让这条道路热闹繁荣了200多年。

  《塔城地区民政志》记载,这条路在塔城辖区的走向是:由额敏河北岸的黑山包以西,卡拉盖尔德坟附近,卡伦以西500—600米处开始,向南从迈依尔塔尔加孜之东到沙尔布拉克旧卡伦西面,再向南到察汗托海河与斯万库鲁河的汇合点,沿库阿勒沟向南,过喀英德河,到于曲卡拉乌泽克的西边,向南过塔斯提河到齐里克布以西而后向南行,过多拉特沟,经丘恰克别依提坟之西,向南过丘尔丘特河,到苏云河与琴格勒河会合处,再往南过加曼铁列克提河后,从两个卡图山中间穿过,到库萨克河,而后继续往南,到扎娄勒山西南,再向东南行,最后经卡拉库姆到阿拉山口。

  1881年签订《伊犁条约》时,沙俄强迫清政府同意将巴尔鲁克山租借给俄国哈萨克放牧十年,自1883年起,至1893年止。在此十年之内,沙俄不准中方在巴尔鲁克山地区设卡、盖房,不准清朝政府对这些地方实施管理。

  俄方对整个巴尔鲁克山地区的界牌、道路等明显之地形地物,进行偷移、伪造或摧毁,以图完全霸占巴尔鲁克山。

  1893年,经过中国政府和塔城军民同仇敌忾,终于如期收回巴尔鲁克山地区,但沙俄违背界约的规定,将俄国边界线划入到中国境内,近的数公里,远的达20多公里,致伊塔通商大道部分地段受阻。

  1910年前后,我国居民尚能沿旧卡伦的商道来往伊、塔之间,当年伊犁的大商人胡散拜依的马车队就沿此路来往伊塔拉运商品。

  1914年,苏方开始干涉中国边民从此路通行,在喀拉洪木附近挖沟,设置铁丝网,截断了这条道路。

  1943年苏联出版的20万分之一图,将36、37号界标在远离条约规定的沟口对面,并且所标的边界线也远离了商道,标在了巴尔鲁克山脚,丝毫不顾地形走向,全都用直线相联。至此,伊塔通商大道完全被苏方霸占。

  (二)中方牲畜转场道路被截断

  巴尔鲁克山地区气候宜人、地形独特,作为优良的天然冬牧场,每年都有上百万头牲畜在此越冬。而进出的道路除了内线之外,还要经过巴尔鲁克山外侧的叶格孜克孜勒路进出。该路位于伊塔通商大道与巴尔鲁克山西侧之间,个别路段与伊塔通商大道重叠,大部分路段则更靠近巴尔鲁克山我国一侧。这里一直是我方牧民的习惯性传统转场路线,每年春秋两季,数万头牲畜需要通过此路转场。

  1894年,清政府成功收复巴尔鲁克山不到一年后,沙俄在此处越过我方卡伦之路(又称汗乔尔路)将其控制线直推到叶格孜克孜勒路附近。

  1925年前,我方牧民还能沿进出冬牧场的叶格孜克孜勒路行走。此路从塔斯铁木尔起,向南过都拉提和普申迪经丘卡克别依特以东,沿叶格孜克孜勒山麓,由巴哈太坟以西两公里处直到丘尔丘特河,道路以西是我国牧民传统的生活场所。

  1925年,苏军不断到我国苏尤河地区阻止我方边民种地,并用刀砍我方边民,激起了边民的愤怒,就地打死了两名苏军,苏即派来大批人马,胁逼我方边民后退,焚烧麦地,自此,侵占了我国苏尤河地区。

  1933年又继续东侵占据了我国叶格孜克孜勒路。我国人民进出冬牧场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被迫先后在巴尔鲁克山西麓开辟了两条路,一条较为平坦,称作克孜勒黑牙克路,据说是为了纪念一位同侵略者抗争而牺牲的哈萨克族姑娘,简称“克路”;另一条则紧靠巴尔鲁克山边缘,是牧民不畏险阻翻山越岭踩出来的,因此路经过加卯房子跟前,所以称为加卯路,简称“加路”。

  这两条路相距约1公里,名字虽然有些拗口,却是我方牧民的必经之路,也是数万头牲畜的生命通道。据说,1969年春,毛泽东主席有一个重要批示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新疆加、克路春秋转场,很可能成为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就是指的这两条路。

  即便是这些紧靠大山、充满艰险的新辟之路,苏军同样视为眼中钉。1960年11月,苏军又越过我国加卯路干涉我方牧民的生产活动,驱赶羊群,强行拆除我方牧民毡房,威逼牧民后撤,致使我方牧民库木尔买斯在丘尔丘特河沟摔死。

  因为实在无路可走,尽管遭到苏方层层阻拦,我方军民坚持沿这两条路进行转场和补给。1963年3月以前,往来冬牧场的人畜及我铁列克提站运输物资,还是沿克孜勒黑牙克路通行的,到苏尤河地区后,经苏尤河粮仓,向西南行顺沟下到琴格勒迪西口山嘴,后又顺沟东南行约3公里多,转正南到加曼铁列克提。

  1963年3月25日至31日,苏出动大批军队及飞机、汽车,强行阻拦我人畜在克、加两路上通行,自此我每年转场前需事先通知苏方后才能到此路上活动。

  (三)塔阿大道被迫6次改道

  1800年之前,塔城到阿勒泰的官方大道是从雅尔城(今哈萨克斯坦乌尔扎尔镇),沿塔尔巴哈台山最西端的平原东行,顺斋桑湖南缘至阿勒泰,此路地形平坦、水草丰富,在交通工具主要依靠马匹和骆驼的时代,这样的道路颇受欢迎。

  1850年之后,因为沙俄军队侵占雅尔城,塔城到阿勒泰的道路改走哈巴尔苏山口,再沿斋桑湖东侧至阿勒泰。

  1862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派出的巡逻军士最后一次通过哈巴尔苏山口抵达斋桑湖巡视,途中多次遭到沙俄军队的阻挠,这也是有据可查的清朝政府最后一次管控斋桑湖地区。

  1864年10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在塔城签订,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被割让。斋桑湖被沙俄全部霸占,塔尔巴哈台山在哈巴尔苏山口被拦腰截断,塔城到阿勒泰的道路改走塔尔巴哈台山最东端的巴依木扎山口,沿察罕古勒河而行。

  1870 年立界牌时,因清政府无人参加,由俄方单方立界,私自将察罕鄂博界牌立在察罕古勒河南岸,后便以河为界,占去了中方的通行道路。

  1883年前,沙俄又偷移了察罕鄂博、克尔根塔斯两处界牌,将控制线向我国领土居辽克山推进。

  1915年左右,塔城赴阿勒泰的大道,再次改道沿克尔根塔斯河而行,并在克尔根塔斯河谷奥斯哈拉艾地方建立邮政站。

  1920年,苏联将其控制线直推到克尔根塔斯谷,阻拦我国边民沿河谷大道通行,迫使我国设立的邮政站后撤至白杨河。我方边民只能在克尔根塔斯河南绕山踏出了一条新的大道。

  1943年,苏联再次将我国从克尔根塔斯河南绕山而行的大道强行侵占,我方边民被迫又一次南退,大体沿萨吾尔山脊踏出了一条大道,直到中方边防站成立后,我巴依木扎、阿吾斯奇站就沿此大道进行巡逻。

  1946年,苏联越过实际控制线及苏图线我侧,在赛特尔特沟头修地堡式瞭望哨一个。

  1958年苏联又开始对我国绕山岭而行的道路进行阻拦,迫使我方边民在无路再绕的情况下,乘苏巡逻兵疏忽之际,或夜间在吾尔格尔特地方“偷渡”而过。

  1961年6月,苏联在我国乌突布鲁克地方,又越过其控制线和图线,深入我境600公尺宽,压了一段两公里长的巡逻路。

  1962年,苏联又在我国巴依木扎山口平地处犁松土带一条,完全封锁控制了巴依木扎山口。至此,塔城通往阿勒泰的6条外线道路全部变为历史,只能从内线绕行。通往伊犁和阿勒泰的两条大道被截断,导致塔城更加孤立,也直接决定了塔城成为新疆距离边境最近的地级城市。

  历史总是在被创造、被续写中前进。见过欺负人的,没见过像沙俄和苏联这样欺负人的;见过软弱无能的,没见过像中国晚清政府这样软弱无能的。

  反复无常的清政府曾经反抗过英国,导致了两次鸦片战争;曾经反抗过法国,导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曾经反抗过日本,导致甲午战争失利。唯独对自己的近邻沙俄言听计从,相敬如宾,每一次签约、每一次抢夺,沙俄都会打着“永睦友好”、“世代和平”的旗号,中方也会笑脸相迎,没有刀枪相向,没有奋勇抗击,甚至连言辞争吵和外交抗议都非常少。

  教训启示我们,爱好和平没有错,睦邻友好没有错,但一个民族不尚武、一个国家不记耻、一支军队不能战,早晚要引狼入室,早晚要受辱蒙羞,早晚要丢掉先人开拓的疆土,失去老祖宗置办的“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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