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卖’使我留连忘返。”
二十七
纽约街头，我遇到了激动人心的退伍军人节大游行。
1988年6月份回国后，稍事休息，我又于9月份随着仪表与计算机实习队伍再次踏上了访美的征程。纽约肯尼迪机场刚下飞机，有两个人发现制装箱破损严重，而另一个人的箱子干脆丢了。这为我出了个大难题。几次出访，箱子划破些小伤，本来并没介意，这次却大不一样。其中一位，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很不错的一个塑胶箱，摔坏了一尺长的口子，另一个人的箱子在侧面有一块很大的损伤。在追逼我想办法的同时，我也发现自己的箱子有些许撞伤。我硬着头皮找到了中国民航的一位负责女士。她三十左右岁，能言善辩，而语言是我的吃饭本事，更何况是用汉语。我半真半假地与她展开了一场索赔的攻坚战。我不时地夸张和比喻，使得那俩个箱子的主人忘记了他们是随我来寻求赔偿的，倒像是在旁观两个旗鼓相当的辩论专家在引经据典，证明着自己的正确，这也惹得她的同事们个个忍俊不禁。
商量来商量去，她坚持每个箱子赔偿5美元，我说，太少了。她说，我这可是美金，我说，美金是宝贵，可是降到几块钱时，那也只有几块钱的价值。她问我的意见，我说，那最严重的至少要赔15美元；她说，那可不行，三个箱子可就是45美元；我说，那没关系，其中还有我本人的一个呢，损伤小，可以少赔点。就这样，好像自由市场的小贩在与雇客为几个小钱争执了一番后，决定大的箱子赔15美元，小的箱子各赔10美元。可是她向同伴要来的只是一张50美元的票子。我说，没关系，我去破开。我找到了等在外面的客车司机，破开了钱，我们友好地告了别。她的同事，一个极和善的小伙子还留给了我一张名片，欢迎下次再见，当然不是又来索赔！
汽车发动了，那两位拿着各自的钱，向人们边叙述着我们的故事边笑得前仰后合。我们说笑着进入了梦乡，一直到达目的地。
我们又住进了那家小旅馆。第二天清晨，我问打扫门口卫生的中年女服务员玛丽，你还记得我吗？她说，当然记得，我们已经成了老相识了。她有近四十岁的样子，待人热情，一天里里外外不停手，满脸的愁容记录着她日子的不宽心。老板杰恩是个秃顶的中年人。几个同伴一天缠着我找他交涉，开通收费电视。他确实费了两三个星期的波折才终于把电视公司的人请来，开了一部很大的工具车，上下折腾了半天，可算把信号调好了。
后来又出于房费的考虑，找他想办法，使我们住进了他母亲的楼上，变两人间为四人间，分里外两个房间，不但房钱可以省出来一半，而且起居方便，还可以自己开火做饭。
每天下班，乃至每周的两天周末休息时间，我们四个人都是以打扑克来消磨时间的，有时一打打个通霄。说来也怪，我们两两对家，我和对家总是先败得几乎绝望，然后又反败为胜，两个月来这种结局一再出现，气得那两位老兄整天哼哼着个鼻子，永远不得翻身。
我们之中，有极善抻面的，一个专功煮鸡腿，我则是烙油饼，每每吃得走不动路。那段日子过得极快乐。深夜里，那三个仁兄，瞪着牛大的眼睛看着那些稀奇古怪的电视节目，我则在里间鼾声如雷，到也各得其乐。
实习讲课还是分组进行，我负责仪表与计算机。长时间以来的临场锻炼和刻苦攻读，使我同声翻译技术讲课得心应手。惹得对面房间里的一位美国小伙子目不转眼地从开着的门外注视着这神奇的场面达半小时之久。我陪的专家是位英国计算机专家，他在康宁找到了工作，还找到了爱人。一天，他开车领我们到他家去玩。那是栋密林深处的三层小楼。房子是他自己设计、自己动手盖的。楼上楼下到处留着没完工的尾巴，车库里面是他的木工操作的战场。各种电动工具一应俱全。你要光知道美国人有钱，光爱玩那就错了。他们同时也提倡能干，一切自己动手，英文叫做“Do it yourself”。修汽车，种菜园子，打猎和钓鱼，无不专业性极强，并且要付出极大的劳动。他们确实干活干得轰轰烈烈，游玩玩得痛痛快快。儿子从来不依靠父母，父母也绝不指望儿子。提倡绝对的自力更生。不亲眼见，你是根本想像不出来的。
在告别宴会上，他在为我颁发毕业证书时，对我的评语是：苏先生翻译的比我自己说的还快。边上坐着的几位美国老相识连连齐声称是。那一段日子可以说是我踏入翻译之门以来对自己最满意的时候。可惜因为实习时间只有两个月，来不及把我当时的激动心情写信告诉家中的娘仨，让她们也分享我的快乐。
这次的旅游当然又是大瀑布和华盛顿。由于翻译多，我请好了假，一个人在家看家，他们三个人随队而去。我一个人在家呆了三天。当时天气不算太凉，可是一天清晨，北风怒号，雪积半尺。由于季节还没太晚，中午晒化，雪水满街，路极难行。我一个人步行逛遍了康宁市的大街小巷。说是小镇，可是那占地之广，真是令人惊呀。
大桥上，有父子二人在钓鱼。那父亲有三十多岁，儿子有七八岁。他们一本正经地带着鱼饵和水桶。桥很高，鱼线很长，不过还真地钓上来几条个头儿很大的鱼。
在“院卖”的无数人家中，我与一位老者交谈了很长时间。他在康宁干了三十多年，现已退休了几年。屋子里摆满了他搜集到的件件可视为珍品的玻璃品皿。那精美绝伦的工艺品，真让你爱不释手，而长途旅行又不允许你带上这么多如此脆弱的玻璃制品。他谈到年轻时当兵到过中国；谈到人到老年时的孤独；谈到每年一次的外出旅行；谈到不同民族之间的互视陌生的感受。穿梭来去的顾客使我不能过多地打扰他，我与他告了别，漫步回家。
还有一次，我顺着用烂纸板写的路标，来到了一家摆满了书籍、衣服和日用品的房间。两位老太太守在门口聊天。我与她们攀谈起来。原来无一不是与康宁有着各种关系的人。她们谈到了我认识的迪迪，回忆起与她一起在康宁上班的年轻时代。她们还特意问起中国妇女的日常生活，以及带着孩子竟然还能工作这种百思不解的问题。
这一天，李厚德夫妇带领我们去附近的一个很大的超级市场采购。他本人是广东人，来美国已经二三十年，对人客气，夫人是个美国人，胖，也和丈夫一样，戴副眼镜，还带着他们那个有八九岁的宝贝儿子。从她带孩子的那种又慈祥又耐心的劲头，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民族，她的女性的慈母之心都是一样的，有了这种抚育，那孩子长大成人，一般是错不了的。难怪我们的先人说，人之初，性本善。
李开着那部租来的中客，拉着我们大家；他夫人开着自家小车，里面坐着我们的几位女同胞，紧跟后边。说到开车，又让我联想到，外国的任何人年满16周岁都能驾驶汽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而女的也是几乎没有不会开车的，就连老头老太太，年过八旬，尚有亲自驾车外出者。尽管车祸丧生也不算稀奇，但人类的进步，生活的提高注定了人类一定要以车代步，我们中国也不会例外的。这样使我几经风险便稍有怯步，又每每说服了自己继续驾车外出。当然，一定要吸取周围的教训。国内不是有句口号叫做十次肇事九次快吗，实际上经验证明也是如此，所以每当开车外出，不管别人怎么说或怎么做，我是坚持“万里行车，安全第一”，这也是对自身与他人的人身安全的一个最根本的保证。这样看来，只要思想重视，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永远不会遇到意外情况而手足无措的，因为你的速度允许你当机立断，及时排除险情，安度难关。
我们来到那个“莫尔”超级商场。这是个占地很大的建筑，中间一长通道足有三五十米，中间地带设些喷泉和座椅等供雇客休息，两边是宽大的过道，靠边则是两排望不到边儿的各种大小商店。从食品到五金电气，从服装到金银首饰，从书店到玩具店，真可谓无所不有。我们费了大半天的时间才逛完这个商场。我因为太累，坐在一条椅子上边休息边等待同伴在里面挑东西。对面一家商店没有顾客，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店员目不转眼地看着我。我当时穿了一身西服，为的是顺便照几张相。她如此长时间地打量我，我想完全不是因为我长得多么出众，而是因为一般中国人走不到这个地方来，可谓少见多怪。也许在她的眼中，我是多么奇怪。这正如西方人来到我们中国，无论男女老少，都会使我们觉得他们的长相是多么地与众不同，是多么地稀奇古怪。小孟为她儿子买了一套很时髦的套装，我看了一下商标，开玩笑地说，不是我扫你的兴，你身为翻译，连买了件什么东西还不知道，如此兴高采烈，你看看这是哪里出的？是美国的吗？值得你不远万里为你那宝贝儿子带回去作见面礼？她一看，扭头便跑，急忙又把那衣服送回了原处，原来是孟加拉产品。
买东西，别人求我帮忙，到也义不容辞，可是就连小方这种见过那么多世面的翻译也要让我去为他讨价还价，说是不好意思。我说，你不好意思的事，我就好意思？他坚持说，你有经验，反正一说准成。我只好上前连说带逗地为他降下来几美元。这引得人们笑个不停，我也说，你这岂不是在廉价地利用我的智慧！总而言之，购物在国外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一是我们手中钱不多，二是似乎每个人都没有主意。你要买块表，我不买好像就失掉了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好机会；你要买了条蓝裙子，我这条红的便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当翻译的被这些反反复复地买了又退又换的难办事搞得真是焦头烂额，实在招架不住。可是又想到人们实在也太可怜，不帮忙又不应该。可是无论怎么说，同样都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每每人们总把你当作一个似乎以前已经来过这地方不知有几百次，你应该了解和清楚这里的一切。好在你对他们热心相助，他们对你也言听计从，这热热闹闹的场面到也使每个人心情舒畅，皆大欢喜。
当然，人群中也有不通情理者，往往因为一两件你没使他满足的小事而埋怨你，因为是个别人，你大可不必往心里去。反过来，也有不爱帮人，甚至没有同情心的翻译，往往做起事来使人不太高兴，有的可以比作“熊的服务”，有的确属没太上心，至于心术不正，甚至从中渔利，那就少而又少，完全可以说是极个别的人了。身处这样的环境，我的宗旨是能尽力者，要尽力；过分挑剔者，要警惕；小气看钱过重者，要当心；大大咧咧者，要劝阻。我总觉得，只要与同志们以诚相待，同志关系不会处不好；有些小事，哪怕自己吃些亏，受些误会和委屈，应当不与之计较，早晚会取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的。
二十八
在美国，另一个使我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对儿童的关心。每天，黄色的老式公共汽车那种校车从街上接走上学的孩子。附近的孩子们吃过早饭便集聚在路边，排着一队等待着。校车来了，停在路旁，孩子们依次上车，车头顶端设有闪烁着的红灯。过往车辆立刻停了下来，直到孩子们上车坐好，那校车关闭警灯，驶离停车点，南来北往的车这才又重新开走。开校车的，一般为上了年纪的男女，为这问美国朋友道理何在？他们回答说，开校车的也不局限于老年人。那是一种兼职职业。也是用报纸广告招聘，合格者即可驾车，每天在上学放学时驾驶，其他时间仍不影响他们去从事他们原有的职业。走进居民区，在学校，附近的马路上都用显眼的极大的白字涂在柏油路面上，说明应缓行，前面有学校。
再比如，在某地住着一个聋哑儿童。在路旁便树起一根警示牌，成凌形，黄底黑字，写着前方有聋哑儿童，这样无论何人，车开到这里，都要减速了望，确认无人才正常通过。至于对残疾人的照顾措施，那就更是到处可见。比如在机场、饭店和商场等公共场所，停车场有靠门口最近的专为残疾人设置的停车车位；在入口处和厕所等地，无不处处设着残疾人专用的通道和位置。而由于观念的不同，对待具体的残疾人，又有所不同。在我们受教育的过程中，“扶老携幼”，帮助行动不方便的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理所当然的。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如果你当真执意要对他们提供帮助，那可不一定受人欢迎。因为，主张自立，主张常人能行，我也能行，在残疾人和老年人中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你若贸然上前扶他下车，代他做些小事，他会很不高兴，因为你这样做等于向人们证明，他自己无能力去这样做。除非得到他本人的同意或他主动要求，你帮助干些什么，最好事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看他是否真的不方便，真地在希望你能帮助他。
另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法律对于他们也是有保障的。比如，在某企业招聘雇员时，法律便要规定，只要工作性质允许，在招聘中就要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等，而在购买文具等其它日用品时，便也规定要购买一定比例的残疾人或少数民族工厂生产的同类产品，如铅笔等。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现象是日常里的与人交往和工作中的礼貌问题。在国内路上遇到不认识的人可以自顾自地走自己的路，如果迎面来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你问了声好，不是吓一跳就是不理你，礼貌地继续走路，好奇者可能要回过头来，看你在与什么人打招呼。在美国则不然，人们无论狭路相逢还是街头相遇，都要相互问候，不认识的也是这样，经历过这样的几次被动局面后，我也学会了遇到人主动首先问候，这样既不觉得被动又显得有礼貌。遇到爱说话的也总是要问你一下，是不是日本人。到是没有几回陌生人开口就问是不是中国人的。即使有，那也肯定是因为他已经耳闻这里目前正有些中国人在康宁公司实习，或者某大学有些中国留学生。到是遇到不认识的中国人，反而会出现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的尴尬场面。如果你对那陌生的中国人问声好，那反应最多是哼一声作为回答，很有些“彼此彼此”、“别装了”的味道。或者已经成了美籍华人的新幸运儿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自觉高自己的祖宗一等者，或者新来乍到，神色紧张者，那神态千奇百怪，不容你动什么问声好的念头。总而言之，中华民族语汇的贫乏已经使我们熟人之间早晚见面尽是些“吃了吗？”和“上哪去？”之类的不能细琢磨的寒暄用语，对陌生人因为不能问人家吃了没有和去干什么，所以干脆化成不问。
说到在美国的中国人，我见到的也真不少，有一个人在外刻苦攻读的年轻人，有夫妇全在那里读书的中年人，还有带着孩子移民到那里的全家福。
到旧金山，一下飞机，人们等待在圆形的转盘边，寻找自己从飞机上卸下来的行李。只见那大如木衣箱的几个编织袋在转盘上转来转去，那显然是刚从大陆移民的人带的破烂。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知道，这些东西带来真是多余。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经济上适应当地的生活会要不了多长时间，可是就在这么短的过渡期内，没有日常穿、用的东西可也真不行。见到这么多人的机会还是在美国的“院卖”，也就是规模较小的跳蚤市场。那里的东西，物美价廉尽人皆知，更何况买的人还是以当地美国人居多。说不上什么下贱，让人瞧不起。不过这么多中国人到那里巡猎，也正说明了他们的日子过得不是很宽裕，而这类中国人也只局限于来此留学或短期出访者。年头久远的华侨自有自己的活动圈子。出于民族自尊感的习惯，也绝不会到此一游，更何况衣食住行对他们而言，早已不成问题，也无需光顾这些不屑一顾的破烂摊。
可是餐馆里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并打发学费可不是中国和外国留学生的专利。美国的在校学生无不在此开始其独立生存的奋斗，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顾虑。
二十九
现在该是谈谈美国工厂的时候了。生产线上用的都是“钟点工”，也就是工资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临时工。当时美国规定好像临时工最低工资不得少于每小时八美元，这样下来一个月挣的也很可观。在康宁工厂，所见生产线的工人大部分是中等年纪以上的人，检验等轻些的工序还有不少的女工。那种工厂，只见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忙碌着。你根本见不到任何人看上去好像无事可做的样子，更谈不上什么扎堆聊天或者抽烟，因为车间里根本就不允许抽烟。每天上下午各有一次一刻钟的喝咖啡时间，人们可以到车间设的咖啡馆里去喝咖啡或冷饮，午饭还有热狗和汉堡包等正餐供应。这种餐馆都是一些餐饮公司在这儿设的，与工厂毫无关系。更见大部分工人提着饭盒，吃自家带来的饭菜。
如果有人来参观工厂，那也一定按规定戴好耳塞子和防护眼镜，并且带上来访者名签，规定必须有康宁人陪同方可到指定的区域去参观。至于交通工具，可谓每人一车，随便从清洁工到总裁，都是开着自己的车来上班，车停在工厂的高层车库或者广场的停车场上。
美国人的车，与我们讲究穿戴的时装一样，极其讲究它的年代，就是哪一年出的款式；平时提起自己的车什么牌子还不够，还要说明是哪一年的。称美国为车轮子上的国家一点儿也不假。为什么两亿人口的美国每年要消耗世界总能源的四分之一，也就自有答案了。
他们的办公室与我们的极不相同。我们往往某科某室少自一两个人，多至五六人一间，并且肯定要备好脸盆一个，扫帚一把，拖把若干，苍蝇拍、抹布和暖瓶等物。每天清晨，人们打水的打水，扫地的扫地，拖地的拖地，抹桌子的抹桌子，擦柜子的擦柜子，真是全体出动，不忙活个把钟头不足以见真情。他们是在若大的大厅中设置无数个一人多高的档板，每人一桌、一椅而已。有的桌光几净，有的书本报表堆积如山，各人忙各人的事，广播里播放着低弱的音乐，人们有事也是窃窃私语。打扫卫生是有专人在不停地巡逻收拾，整天不见停歇。水和咖啡，则是在固定的地点自己在自动煮咖啡和开水处取用，这样既不影响工作也不会担心口渴难耐。我们在厂里，如果想找个人可就麻烦了，除了挨屋乱窜就是打上三五个电话也不见其踪影，他们的厂房，在随便什么地方都设有电话机，而那电话话筒又与广播喇叭的麦克风相连，只要按下按钮，便可以说一声请某某人拨某某号码，随声便有电话打过来，谈你该谈的事，找你正在找的人，这简直是再方便不过的事儿了。
三十
美国人的另一个特点是独立性，也就是自我性极强。你不能轻易打听人家挣多少钱，夫人何许人也，孩子多少个。甚至不能随便问人家下班都干些什么。当然这不是说朋友之间也会互不了解，彼此不与陌生人交朋友。反正像我们一见如故，上来就问的貌视关心的那一套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同事间是这样，父子间也是这样。他可能说不出他的儿子现在何方，在干着什么工作。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亲密的父子，离不开的亲人也是处处可见，我这里要说的是人与人之间不是彼此防范，而是一种人人都懂的道理，不要干涉他人的私事。也许这是文化背景不同所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不多年前还存在的那种稍不留神就被人报告，就要招到批判，开会帮助，实在是太有些可笑了。
又到了与主人告别的时候了。这次，康宁公司为我们雇了辆能坐十几个人的小面包车。清晨，我们出发了。人们恋恋不舍地环顾四周，尽量为自己留下印象深刻的回忆。我因为来了几次，已经不再对这一切感到新奇。一路上人们谈笑风生，中午时分，又赶到了回家的必经之地，纽约中国总领事馆。
这回我可要认真为文梅和两个女儿买两块杂牌手表，每块才四美元，对于正在读中学的两个小姑娘，这也就足够了。小卖部拥挤不堪，人们都急于把手中剩下来计划花掉的美元在这里买些小东西。这里钟表、项链和鞋袜等，东西也不算少，我们这帮人各个忙得不亦乐乎，我则呆在房间里看电视。在此期间，每人又由集体给买了一块10美元的金色小坤表，样子不错，说是伙食节余的钱。这又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两个女儿，一块表是不行的。文梅当然要另外买好的。所以我又去买了一块类似的，这样回家也好交差了。
在一家华侨商店里，我买了一个十倍望远镜，是日本出的，20多美元，个儿极大，够孩子们玩一阵子的了。人们都争抢着买项链和戒指，我因为手里的钱不多，最后只为文梅买了一条三色项链，就是黄白红三色。黄的那股是24K金，白的那股是24K银，红的那股是铜。女服务员耐心地向我解释三色在国内是多么流行，最后还是说服了我。
在另一家国内某大公司办的商店里，我花了四五十美元为我自己和文梅各买了一块日本卡西欧石英表。男式的为镀金，双显示，闹时，女式的小巧玲珑，白色，与我随行的老伙计何学锋的原则是，我买什么，他就买什么，惹得另外一些人也学着我们的样子，每人买了两块表。
一天，人们去自由女神岛玩，我一个人在家。闲来无事，我信步来到42大街，前往那几家华侨商店去看看，心中也没有什么目标。刚到一家商店，小老板正在一个人点货，我边和他聊着天，边看他那堆积如山的廉价商品。突然间，大街上人声鼎沸，鼓乐喧天。他说，今天是退伍军人节，有游行。我赶紧来到街上。只见几个年轻的军官打着几面国旗和团队旗帜。那打旗的方式真值得我们一学。我们有人双手高擎一面大旗，几公里下来肯定支持不住；而那旗手，胸前交叉扎着很宽的皮武装带，在交叉处，有一个银光闪闪的插座，那旗杆的下头正插在位于腹部的那个座里。这样，整面旗帜的重量全在双肩上了。双手扶住旗杆，成45度角，这样游行十公里八公里的也不会累着。旗手后面便是军乐队，队伍一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服，那种不大的圆沿钢盔是最大的特征；下来是一部装甲车，一部卡车，一部吉普指挥车。总之，战斗中的一切组织装备齐全而小巧，既有代表性又不浩浩荡荡，使人觉得恰到好处。再下来，是各色士兵。他们背上背着背包，扛着大枪，那背包的上方，照例是一卷毯子。为这毯子，我在儿时看小人书时便有种不解的想法：怎么，美国人打仗卧倒时还要铺上毯子？队伍中全是一色的年轻人，甚至还有几位胸前扎飘带的姑娘，那英姿飒爽的样子煞是好看。队伍不时地正步走，齐步走，很有主席台前接受检阅的气氛。前面指挥车里的指挥人员不时地拿着对讲机在说些什么。再下来就是数不清的各个时期的退伍老兵。走在前面的是西装革履的市政要员，接下来的是各色胸佩无数枚勋章的退伍老军人。他们衣着随便，但都戴着一顶船形战斗帽。队伍中甚至还有几个战斗中负过伤、行走不便但又能跟上队伍的瘸子。那游行气氛十分热烈。道路两旁围观的人实在不少，一个黑人胖警察在维持着秩序。我真后悔那天没有带照相机，没有把这一动人场面拍摄下来。那游行显然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纪念为战胜法西斯的胜利而立过汗马功劳的退伍军人，也纪念着千百万做出了重大牺牲的全世界的平民百姓。（下图：联合国总部的美女汉语解说员）
一天，我们又来到联合国总部参观。在等待了两个小时后，讲中文的导游小姐终于送走了前一批观众，来到了我们这里。这是位二十来岁，长得很好的美国姑娘。她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参观完出来，我们又和她攀谈起来。原来她在中国读过两年中文，并且不久还要前往中国上海就学。尽管她的汉语词汇量有时不太够用，比如，在一个巨幅照片前，她看着林立的高楼大厦叫不出名字，只好说那些“大房子”。我告诉她，那叫“大楼”，可是她能如此流利地用汉语表达思想，这对于一个只在中国学过二年的美国人来说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和她合影留念。她恋恋不舍地挥手告别离去。
这次，我们还参观了帝国大厦。以往，人们所说的摩天大楼，想必就是指的它了。后来的国际贸易中心建成，才使它不再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了。与那对楼不同之处是，那两个楼是平顶；而帝国大厦是尖顶。也有一百多层。参观的方式与那里也大同小异，只不过它比较起来要陈旧得多了。
回国的时间到了，我们又一次登上了中国民航的波音747飞机，又一次经旧金山直飞中国。可是飞越日本时，因为油料不足而临时停降大阪。大阪机场也是个很大的国际航空港，在这里又拍了不少照片。在停留了两个小时后，飞机又一次起飞，直飞上海。在上海停留了两个小时之后，才最后飞到北京。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和以前几次一样，买些免税彩电冰箱家用电器。
在外汇商品大厦排队时，本来前边只有三个人，可是身后的那个人却亦步亦趋，紧紧地挨着我。我刚想发作，不想那人看着我手里的提货单上的名字叫道，啊呀，苏文林，好熟悉的名字。我回头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当年在北京国际管理学院学习时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大冯。互致问候后，他问我从哪儿回来，我说是美国，问到他，他说是刚从加拿大回来，在那里留学了三年，工作还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已改名为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真是太小了，一别十年，我们竟在这里不期而遇！他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那活泼好动的性格使他永远显得年轻。
就这样，我们买好了东西，发运完毕就乘上西去的列车，回到了西安。这次文梅也随其他几位家属坐着玻璃厂派的车来西安接我来了，使我无比高兴，因为这么多年来，家务缠身的她从来没特意到车站或者机场接送过我。我对这毫无怨言，因为如果那样，两个还不大的孩子放在家里，我们两人谁也不会放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