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我们被武装押送去兵营。
于是，收拾起全部家当，我动身前往500公里以外的那个小镇子。那镇子说小，却是个省会，一应政府机关俱全。有医院、一个小得可怜的邮局，还有公路局和警察局。远处，日本的NEC的人在架设微波天线。这地方到也清静，正适合我。这里属于分项目队，队长和翻译坐着送我来的车去巴格达回国了。现在算我，一共七人，现在的队长是一个姓徐的工程师兼着。我从这座桥选址时就陪驻地工程师和头儿来过，还是熟悉的。此地正处军事区，听说很远的那一边有个很大的军用机场，所以晚上灯火管制非常严格。不过生活用电照明不限制。因为桥已经完工，正在准备验收，每天无事可作。我来的首要任务是进行验收工作。一天，基地的小范开着小车送人先来查看准备情况。主要是检查桥本身质量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我协助这里的管理员小肖采购食品，招待来宾。肖对我极友好，见面送了包烟，并且无话不谈。我们俩上街看了一下羊肉店，约好第二天来买现杀的羊。小肖却犯了难。他说，验收委员会来四个人，买一只羊怎么个送法？两个前腿，两个后腿。岂不是厚此薄彼，制造矛盾？我说那不好办吗，买两只羊好了，剩下的肉我们自己吃呗；吃不完还可以带回一号桥基地接着吃。反正一天的路程，坏不了的。他一听，喜出望外。第二天和我把羊买了回来，解好后放到冰箱里待用。小范趁我和他去加油站加油路上没人，在车上告诉我说，小苏，你那事没问题了，这次头儿去巴格达汇报那场风波。本来头儿心里也一直不放心。可是公司总经理听过汇报后，不但没批评你，还说你做得对。他也一直为那小子要这要那的没完没了头痛。公司也真该有这么个人刺他一下，起码以后他再要东西得先掂量掂量。本来工程就不太赚钱，如此敞开恭敬他也不是个办法。并且你入党的事也不会受影响的。听到这些，这么多天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情绪一下子恢复了过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验收委员会在公司代表和项目队领导的陪同下进了驻地。老头儿还是原来那样子，我们一见面，相对会心地一笑。在仔细地查看了桥的主体和桥头护坡、各个桥墩和梁之后，举行了正式验收会议。委员会中从法鲁加检验中心派来的两名官员只是听听而已，一言不发。主要发言者是那位路桥司的总工程师顾伯特。他出于专业，对桥的一些不足之处提出一些问题。我边听边翻，王翻也在场，目的是听一听他们自己人之间讲了些什么。
总工发完言后，老头儿开始总结发言。他首先肯定了桥的质量是一流的，他本人非常满意。他针对总工提出的桥面地漏口用的是黑色马口铁，而不是像标书所规定的那样是镀锌的，并且加装防盗链。老头儿当场计算了一下，镀锌和涂沥青两种之间的差价，建议从合同款中扣除；中国人按照国内的习惯，在买不到合同规定的镀锌管时改用涂沥青管，质量也是合格的。至于桥墩座打光面上的几条头发丝似的小裂纹，责成中国人用水泥修复一下。验收就这样顺利通过了。王翻也讲，他们几个私下里讨论了一下别的小缺点，也一致同意可以忽略。比如桥面一端在铺完沥青而尚未干透时，施工剩余的一些小如米粒的石子被粘在了路面上，清扫不掉等。接下来又该我出场了。先是送每个人一块锦绣台布，他们客气地接受了；接着送每人一条市场上当时买不到的英国罗斯曼香烟。老头说，我又不抽烟，不要送我。我说，那你送朋友好了，街上根本买不到，并且只不过是点小礼品而已。最后，我请每位朋友帮个忙，我们的厨师不太会做羊肉，肯定你们吃不好，那么只好请你们每人带回一点羊肉，请各位夫人代我们款待你们一顿好了。人们大笑一场，愉快地接受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在人们纷纷登车离去时，吩咐人用报纸为每人包上一只羊腿，放到了汽车后备箱里。人们挥手告别。头儿对这次验收十分满意，再一次告诉我，公司特意把我调过来完成这次验收任务，并且觉得很放心，而我终于完成了任务，使他非常高兴。第二天，头儿们也起身回一号桥和巴格达去了。
剩下来的日子就是等待总部派车来帮助我们撤点，全体搬回哈巴尼亚去。闲来无事，我找来一本很厚的日文杂志，记得有一个长篇是写珍珠港的。因为我没带日汉字典，只是能大概看明白故事的主要情节。记得文章写得很好，场面精彩，把日本人突然袭击美国船队的全过程都写了出来，使我第一次对那次事件有了明确的了解。
说来不巧，无事生非。徐工那几天闹牙痛，每晚睡不着觉，让他去拔，死活不去。一天晚上他又闹腾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我自作主张，由几个人把他连拖带拉地送去了医院。女医生很热情，是个黎巴嫩人。她为徐工打上了麻药，问一共有两颗牙已经松动了，现在拔几颗。徐工一下子没了主意，问拔了还能长出来吗？医生听了笑得说不出来话。我说，当然能长出来，你不才两三岁吗？不由分说，我告诉大夫，全部拔掉。徐工死猪似地任由我们摆布，毫无反抗的余地。回来的路上，我们一个个地数落他当时的丑态。他憋了半天来了这么一句：那女大夫对我可真不错，还暗送秋波呢！顿时满车的人哄堂大笑，差一点儿把自己的牙也笑掉了下来。
晚饭后无事，我们常到街上的几个小铺子里去转转。我意外地发现有日本出的节日彩灯，赶紧买了两盒，直到十年后的今天，家里每年春节都挂起来。真是彩灯闪烁，增加了不少节日气氛。我们还有时去桥上散步纳凉。当地公路局有个四十多岁的老头，年青时在瑞典留过两年学，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在当地是不多见的。他有12个孩子，常常带个小姑娘来我们驻地串门。我们的人也总是找出些糖果什么的送那小孩吃，关系一直处得不错。验收成功，使每个人都心情格外轻松，日子也打发得飞快。
乐极生悲，一场意外风波使每个人都胆战心惊。一天，晚饭后大家都到桥上去散步。我们的营地建在一个高坡上，俯瞰着那条由东向西笔直的公路，从小镇通往军用机场，左下方便是我们那座刚修好并已正式通了车的大桥。桥有五六十米长，两辆车可以并行，栏杆是用槽钢扣成正方形构成。立柱为钢管和钢筋焊成，漆成天蓝色，外观很好。每天饭后人们三三两两地来此散步。今天和往常一样，正聊着天，只见兵营方向开来一辆英吉普，车停到桥上，下来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谁也没有理会他们，因为大兵到处都是，战争时期么。两个人向人群走来，我听到他们向那堆人大声喊着“卡米拉、卡米拉”。我心想，他们俩要照相，问我们有没有照相机。我也没过去，除了他们谁愿意在这破地方照相？可是由于语言不通，那俩个人说着便在一个人身上摸来摸去。我一时没转过弯来，还觉得他们也太过分了，要照相也不应该对中国人这么不敬重。可是他们把一个人浑身摸完，又去摸另一个人，我这才反应过来，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赶紧过去。此时人们也围了上来，可是急人的是那俩个当兵的谁也不会英语，一时弄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正在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救星来了——公路局的那个老头儿开着辆破车带着女儿上我们这儿来了。我对大家说，这下子好了，翻译来了。我连忙招手让他把车开过来。他下车问出了什么事？我说，不知道。他们不懂英语，只是嚷嚷照相机什么的。你快给问问。他用阿语和他们嘀咕了半天，转过身来对我说，你们的人今天中午在桥下照相，被当地老百姓告到兵营去了。所以，他们是来搜查照相机的。我们一听，着实吓了一跳——真的出事了。本来临时负责的徐工一直跟我们说话，见此情景吓坏了，脚底抹油——溜了。我想，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就说，我们这里没人照相。他们问那其他人呢？我说在营地没出来。他们说要到营地找人，我没耐烦地说，那不就在上边吗？去好了。他们把车开向营地去了。我一想不行，还是得赶紧回去。我突然想到刘工哪儿去了？我知道他带来了一架公司的相机。来前领导三令五申，这里是军事区，标书明文规定不许照相。我们一定要坚决遵守这一规定。任何人不准乱拍照。如今，出事了，我就想到了他。等我们赶到后，那俩个当兵的被人们围在中间，老头儿和他们说着什么。我赶来后，老头儿讲，有人报告，的确看到那人今天中午是从这个营地出来的，戴了个草帽，偷偷摸摸地照了不少相。我一听便知，那一定是刘工无疑。我连忙打发人去找刘工。此时徐工再也没有露面，这个可恶的胆小鬼！人们找了半天，大喊大叫，刘工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出来，也不答应。两个大兵再也耐不住性子，进到各个屋子里去搜查。他们用枪托把所有的铁皮柜和办公桌的抽屉全部砸了开来。半天，提着两个照相机走了出来。直到此时，那个急人的刘工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我没好气地说，你躲到哪能里去了，现在才出来？有什么可怕的，无非是让他们把胶卷抽出来吗？他说，我肚子痛，刚才睡着了。我说，这么闹腾，差点把房盖鼓开，你也真睡得着？这下可好，还搭上一个照相机，一下子搜出来两个。事情并没有完。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人们围成一圈看热闹，我与刘和那两个大兵站在中央。老头儿当我的翻译。那人问，这照相机是谁的？刘回答说，是公司的。又问，这个相机又是谁的？他心想，公家的设备没收也没办法，可是再搭上一个可就划不来了。本来另一个相机是给鲁特巴桥配的，此时他多了一个心眼，以为私人的东西可能不会被没收。忙回答说，我用的是公司的这个相机照的，那个是私人的。并且相机也完全是为了给工程积累资料，并没有别的意思。当兵的没理他这一套。又问，那么是谁的呢？此时的刘工已经六神无主，语无伦次，可是他竟然还能用他的大脑来应付这场面。可惜越是灵机一动，越是出错。他见人群中站得靠前的一个木匠，穿着背心裤头，手里提着个大浦扇，指着他说，是他的。那木匠一下子慌了手脚，连忙双手直摆，边往后退边说，不，不，不是我的；我根本就没有照相机。我说，说你的，就是你的了，谁让你看热闹这么靠前。不过别害怕，有我呢，反正我是第一个跑不了，谁让我是翻译呢。那当兵的立即边指点着边说道，你，你，还有你，跟我们走一趟。不幸被点名的有我，那是当然的，我是唯一的从一开始就与他们周旋的人，还有刘工，那个木匠，再加上司机。
那当兵的可能想过过车瘾，让我们坐进了我们公司的丰田吉普，他把大枪靠在车座靠背上，一手握着手枪，一手将车起动，开出院子去；另一个大兵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地开上他们自己的那辆破英吉普，跟在后面。经过这么一折腾，天已经全黑了下来，伸手不见五指。那狗东西开车，技术实在不行，公路有的地段正在修路，刚铺了一半；有的地段干脆是这一堆沙子，那一堆石子，根本还没有铺。这是通往兵营的路，与我们进城的方向刚好相反，加之知道是军事区，平时谁也没往那边去过一步。走了不知多长时间，估计起码有五六十公里，我们个个默默地坐在车上，东摇西晃地，只好把命交给这个不讲理又没太有机会开车的二把刀手中了。
突然，前面在车灯的照耀下，出现了一道两人高的铁丝网，对着车道的是个对开的大门，也是用铁丝网做成的，框子像是木头杆子钉成的。一把巨大的将军不下马，锁在门上。那二把刀下得车来，掏出钥匙，把门打开，又上了车，两辆车鱼贯而入，又停下车，他又下车去锁门。我心想，这战争年代，这俩个狗日的，把我们几个在这儿枪崩了也不知道家里能不能得到准信。反正我们一个个手里都捏着把汗，不知道会把我们如何处置。车子三绕两绕，半天来到一个大楼前，周围岗哨林立；楼外昏天黑地，楼内灯火辉煌。那人带着我们来到一个房间，安排我们一字排开地坐在一条很长的长条橙上。地中央摆着二三个办公桌，桌上堆满了文件，靠墙立着几个文件柜。一架打字机放在靠近我们的那个办公桌上。迎门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年轻的留着漂亮的小胡子的军官。其实全体伊拉克男子都留着小胡子，只不过这千篇一律的面孔很难让人在短时间内记住谁是谁。那年轻人配戴着中尉肩章。他严肃又友好地用英语说，请诸位不要紧张，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中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那座桥正是你们帮助我们建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只是要把情况搞清楚。等一会儿，我们的长官要和你们谈谈，谈话之后你们就可以走了。见他显然与其说是在与我谈话，还不如说他是在卖弄他的英语，因为懂得英语的人在这里实在不多。我抓住他的这个虚荣心，和他拉起了家常。夸奖他英语讲得实在不错。我们胡扯了一通，也就一二十分钟的样子，看来他的英语支持不住了，眼看着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他笑着找个借口出去了。进屋以来，我的那几位难友一个个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俩个好像他乡遇故人似地说个没完。这一下，大家都感到气氛松懈了下来，肌体也跟着放松了下来。一个个顿时口渴难忍，又急不可待地要上厕所。现在算来，我们在极度恐慌之中不知不觉度过了五六个小时。因为当时已经临近午夜，个个疲惫不堪。木匠首先和我悄悄耳语说，憋不住尿了。我用英语向门口站岗的士兵说了一声“厕所”，他示意随他走。结果全体人员立即一个跟着一个，在我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厕所进发。走廊里，从玻璃窗望进去，一个很大的休息室里，一群军人在看着什么录相；俩个军官坐在靠门的一个茶几旁，边抽烟边聊着天。见我们这边大兵压境，一个个扭过头来，睁大了眼睛，不解地看着我们这帮长衣短褂、狼狈不堪的中国人，直奔那本不该成群结队去的地方。
回来落座，又向那士兵示意要喝水。他转眼间提着个极大的玻璃壶，看来是刚从哪里接来的自来水。我们也不管什么生水开水了，一个个放开了肚皮牛饮了一通。经过这一番休整，大家恢复了元气。人们开始小声说起话来。又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小军官拿着一个大本夹子走了进来。他先让我把每个人的名字用英语写下来。我写完了也没在意。可是见他拿着那名单坐到打字机前噼里啪啦地打起字来，我说，坏了，他还要行文呢，这事果然严重了。人们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我则静观其变。那人打完几行阿拉伯文，夹到本夹子里，讲要借我们的车一用。我把车钥匙交给了他。见他发疯似地开车走了。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他把钥匙还给了我说，长官不见你们了，现在把你们移交当地警察局。说着，那二把刀又出现了，把那个本夹子接了过来，夹到腋窝下。一手提着那两个相机，一手提着那把毫无作用的手枪，押着我们上车向城里开去。这回走的是大门，灯光不太亮，站岗的升起了栏杆，放我们出去了。这次只是这小子一个人，一手握着那把手枪，一手扶着方向盘开车。又是半天，终于见到居民区灯光。路过我们的营地下方时，我向他示意，要上去喝点水，穿点衣服。他脑袋摇得波浪鼓似地，反而加速向城里驶去。其实，在离我们驻地不远的地方就是警察局，那院子照例用铁丝网围着，站岗的也是当兵的，根本看不出警察和当兵的有什么区别，因为都穿着军装。他把车停在铁丝网外边靠近站岗的地方，又把车的执照和司机执照要了去，示意我们等在那里，提着相机进院去了。又过了二三十分钟，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军官，没戴帽子，出来对我说，明天星期六，上午十一点来取照相机。他们要检查胶卷里拍的东西。再问他几句，他的英语已经用完了，嘟哝了几句阿语，耸了耸肩，进去了。我们只好开车回营房去了。
此时已经是夜里两三点钟，留在家里的那几位，各个躺在床上烙饼，哪里睡得着。因为我们一去不回，生死不明，个个竖着耳朵听动静。听见车响，徐工第一个跳下床来，开灯迎接我们。我一进屋，没好气地骂道，你个王八蛋跑到哪里去了？一见出事就临阵脱逃，害得我受了这么多罪？他连忙说，我拉肚子，去河边解手去了。我说你拉个屁肚子，身为领导枪响先跑，这在战场上是要就地枪毙的！他嬉皮笑脸地又是倒水又是挨着个儿打招呼。我们几个经过这么一折腾，可真是筋疲力尽，爬上床去，倒头便睡。
第二天一早，老头儿又开着车来了。他也对我们几个放心不下。我把昨夜的情况向他大致讲了一遍。他说，这下子没事了，那警察局长是我的朋友，一会儿我回去时先到他家给他打个招呼，没问题，放心好了。说着，他也没顾得坐一下，开着车匆匆走了。
我们如约在十一点钟赶去警察局。这回木匠之类都解放了，再也不敢露面了。我和徐工坐上车，由司机开来的。等了一会儿，那中年人果然出现了，但是只提着一个相机。我连说带比划地问他，还有一个相机哪里去了？还有两本执照，一个是汽车的，一个是司机的。他把相机递给我，又回去了。这时，站岗的走了过来，示意我们把车向后退得离铁丝网远些。不一会，两个小轿车从外边飞驰而来。一个配带上校军衔的军官从车里钻了出来，也是没戴帽子。那哨兵两腿咔喳一声，一个立正敬礼。那军官嘟哝了几句话，又钻进车去，两辆车驶进了院子里去了。又过了一会，那人又出来了。这次是提着那架所谓的木匠的相机和两本执照，交给了我们。谢过他，开车离去。大家一颗悬着的心这时才完全放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