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陕西电子管厂
北京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入学后，我被任命为班长。
慌乱中，当着外宾的面，我一下子把那酒瓶打翻在面前的菜盘子里。
1977年初，四机部决定举办外语干部训练班，将这几年分配到部属各单位的外语人员集中到北京，为不久要建设的我现在所在的陕西省咸阳电子管厂准备外语人才。部里下达了征调我于10月3日到北京报到的通知。不巧，当时的厂长见到此文后大为恼火，认为四机部这么大，点名要人显然是走后门，否则他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党委会上，正式决定不同意我去北京学习，看来前途又无望了。
我急得翻山越岭去邮局自费打了个电报给部里，强烈要求部里干预此事，争取厂子放我出山。可是一点用也没有。在我万分焦急的时候，我爱人却不着急，她心里自有主张。因为她是厂里的机要秘书，此事的来龙去脉，她了解得一清二楚。她要等九月底在毫无转机的情况下再去找厂长谈此问题。
可是情况的变化使此事的进程提前了。9月25日，部里来长途电话通知，所有部属西北三线厂的厂长于9月26日到宝鸡报到，参加会议，并且在那里过国庆节。而我通知的报到日期是10月3日。这样她不得不提前行动了。她找到厂长，谈到我是非常希望去北京学习的，因为这关系着我今后的命运。她说，我们是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在部里有认识人，如果真有，又怎么会现在还蹲在山沟里？几年来，基建干部和外语干部一直由部里掌握，前后已经对外语人员调查了三次。我厂现有外语人员6人，够出国条件的只有苏和另外一个人。不信你可以查阅文件档案。在费了两个小时的口舌后，厂长终于同意。
于是，我于1977年10月2日动身前往北京。学习了半年后，返回工厂，又于1978年7月2日借调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的这个电子管厂。
十四
刚开始，这个厂取名为“东方电子管厂”，是四机部准备建设的生产彩色显像管的工厂。当时全国还没有能够生产彩色电视机的厂子。彩色显像管是彩电的心脏，有了管子，电视机也就不成问题了。这个厂引进日本的技术，在当时也是最先进的。后来由于地方主义的干涉，厂名不得不改成陕西电子管厂。
这个厂坐落在陕西省的富饶之乡——关中平原，距西安仅26公里。这工厂在咸阳，那么就先谈谈咸阳吧。
咸阳，是座古都。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了中国，自称秦朝第一个皇帝。农民起义，使他失去了这一帝国，咸阳也从此留名后世。由于距西安如此之近，所以一直到我们来到时，它还是一个一点也不起眼的小地方。有一句话当时概括了它的外貌：“一条大街几栋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工厂就建在它的城郊边缘。唯一的一条主街两旁，除掉一些不大的商店外，就有几家棉纺厂、造纸厂和陶瓷厂之类，完全给人一种乡间小镇之感。从深山沟里搬到这儿来，我已经很满意了，尤其是我的俩个宝贝女儿再也不会一辈子窝在山沟里了，苦命的妻子也不用在山沟里过那缺吃少穿的苦日子。只是我的翻译梦看来很难实现，因为厂子是日本人包建的，英语根本用不上，好容易有个外单位借的机会，那可恶的科长又不让我们去，真是气得我咬牙切齿。不过，一想到摆脱了山沟那闭塞的原始生活，心里还是感到了无限的安慰。要知道我的那些同事，那时仍然在那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工厂的厂区有几里地长，千余米宽。那里竖立着高大的厂房，高耸入云的烟囱。厂区的对面便是家属区，有上百栋家属楼，还有托儿所、医院、食堂、小卖部、邮局和银行，总而言之，一切应有尽有。上万职工日以继夜地工作着。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外国来宾到西安兵马俑，无不顺便到此参观一番。我国的领导人也没有几个没来过的，有的还来过好几次。按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沉闷的几十年的心情总该活跃起来了。但是随着新生活的稳定，我那天生的不安分的心又鼓骚起来，一种失落感一直在纠缠着我。
在家搬来之前，我一个人住在这里的人民饭店，常被西安电子局、外贸局借去当翻译。来往于西安和咸阳之间的路上，看着宽阔的林荫大道，一望无际的麦田，空气新鲜，视野宽广，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想到，如果有一天全家都搬来，孩子们在星期天坐着公共汽车去逛街，那我一辈子也就满足了。所以全家最后搬来，也就实现了我这一愿望，使十年来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除几次借去省里参加外事活动外，最有决定意义的还是我终于有机会被借调西安红旗机械厂。那个厂是三机部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工厂，当时引进英国罗罗公司的斯贝发动机，有大量的英国专家来现场安装调试。本来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可是，那可恶的科长却百般阻拦，不让我们这些正统的大学生前往，而是放那些年轻人去。认为我们的口语已经废了，用不上了，只配干些管理资料、翻译些书面文章的工作。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从北京毕业的老孙，因为口语好是出了名的，被破格派去，而又因为他神经衰弱，只干了两个星期，在没得到领导同意的情况下，自己跑了回来。回来后，对我详细叙述了他与英国专家打交道的前后经过。我像听神话似地竖起耳朵，一字不拉地听他讲个没完。心里充满了无限的羡慕之情，很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感到惋惜，更为担心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而自叹不如。
十五
机会终于来了。正当那些年轻人都在省外办帮忙时，家中只剩下我们这些老毕业生闲着无事。西安红旗机械厂派人来借翻译，说是他们厂又来了二十多个英国人，他们的翻译大部分在英国实习，人手不够，希望借大量翻译过去。在这种情况下，科长才发话，谁爱去都可以报名。于是，我和几个同命运的同事蹬上了征途，同时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写信告诉了还在洛南带着两个孩子的爱人。她们听后，也异常高兴，认为我大展才华的时候到了。那个与我关系一直很好的德语翻译郑福忠还应我之请，寄来了需要的字典。为了尽快听懂对话，我们在招待所日以继夜地背诵单词，查阅资料。白天，我们分别被派到各个车间，由他们的翻译带着，旁听谈话，争取早日独立工作。由于自己求胜心切，一开始，便觉得格外不顺利，也使自己几乎失去了信心。
我被分到钣金车间，由一个年过五十的英国专家负责，他的名字叫做格雷斯。翻译是老戚，40多岁，是西安外语学院早期毕业生，对我非常友好。对口的中国技术人员姓王，是设计室的副主任，对我也很友好。这样，盼望已久的翻译之梦开始实现了。头一两天，坐在旁边听着中国人与英国人之间对话，由老戚当翻译，我简直一句话也听不懂。我实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老戚每天拿着一个破笔记本，坐在那里抽着劣等香烟，无论外国人说些什么话，他都会一字不落地翻译出来。平时无事时，格雷斯偶然说上一两个莫名其妙的字，他也能边写着东西边脱口而出地翻译出来。这一切使得我越来越失去了信心，我怎么可能做到像他那样得心应手地当好这翻译。尤其是他那处之坦然的举止，那样轻松地应付着一切。休息时，格雷斯主动地和我聊上几句，吓得我面红耳赤，心慌意乱。再简单的句子也听不懂，开始要老戚为我翻译出来，我才能胡乱用几个单词凑合着回答他。不过，不管我的句子多么不对，他还是能听懂我的意思，这正像咿呀学语的孩子，无论说出什么可笑的词不达意的话来，大人们照样可以听懂他的意思一样。不久，他就可以耐心地为我纠正错句，并且很顺利地与我对话了。他对我的飞速进步深感满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我甚至可以听懂他为技术人员讲的课了，这使我内心充满了喜悦。红旗厂的半年生活，使我踏上了翻译之途。没有这个开头就不会有我后来的顺利发展，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因为那么多外语学院毕业的学生，尽管满肚子装着外语单词，终因没有锻炼机会而在一旦有人借用时却一句话也翻不出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临场经验。怯场使他永远地失去了当口语翻译的机会。
终于有一天，一个工人拿来一张图纸与格雷斯商谈。老戚把我推向前说，小苏，你来翻，我正好有点事，要出去一下。说着，他故意躲开了。这下子我可慌了手脚，想找老戚帮下忙，他却走了。他是出于好心，新上场的翻译一般都格外胆怯，尤其是在老翻译在场的情况下，他几乎一句话也翻不出来，生怕说错了。而老翻译不在，他就去掉了这心理压力，反而能静下心来绞尽脑汁想法把句子组织得好一些，使双方能够正常地沟通。现在，老戚也正是这样做的。我顿时汗流浃背。记得非常清楚的是，那人提出来发动机的锥体尺寸问题。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不知道用什么词才好。因为几天来背的单词中光锥体就有几种叫法。亏得那人因长期与专家打交道，常用的单词都知道，他告诉了我，使我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慢慢地把他的话组织成简单的英语，翻译了过去。有了这个开头，慢慢地就习惯了这种一边听一边翻的形式，平时好不容易记住的生词也像开了闸门的水流，不断地涌了出来。在不到两个星期内，我便基本上适应了这工作，也就是说不紧张了。可是离那些本厂的翻译还相差十万八千里。随着与同事们的熟悉，除平时逐渐地积累些生词外，还学到了很多实践经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处理才更合适。再过了一段，随着我的口语能力的提高，老戚也逐渐把我推上前台，他做我的后盾。在中途翻不下去的时候，他能及时地为我提词，在他家真有些小事时，他也可以放心地委托我代上几个小时。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能在他的帮助下独立地翻译一些小事，乃至整天整天地翻译，只是讲课、会见领导等重要场合还要由他来翻，我则在旁边飞速地做着笔记。
不久，因为更多专家的到来，我终于独立地担当了那个车间的翻译，乃至后来专家太多时，我陪同两个专家，甚至还带上了一个刚从外单位借来的小翻译——徒弟。
格雷斯不久回国了。临走时，他一再称赞我干得不错，好好干。接替他的是个叫菲尔德的年轻人，二十多岁。他的到来使我完全变了一个人。从一开始就非常自然地习惯了他的讲话。并且在平时相处的日子里，还聊些天。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洗衣机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洗出来的衣服还要晾吗？听说你们外国人什么东西都用一次，坏了就扔了，再买新的，汽车坏了也扔吗？他听后直笑，说，哪里的话，别说汽车，无论东西大小，都会用很久的，坏了就自己动手修，再不就请人修，最后实在用不成了才扔了呢。
与他共处的几个月，使我学了不少东西，遇到不懂的东西，他都能耐心地解释，英语应该如何说。后来他也到了回国探亲的时候了，接替他的是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工人出身，平时爱说话，但没受过太多的教育。我见过他记笔记，字写得有衬衣钮扣那么大。他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老了，记性不好，眼睛也看不清楚了，有事就记下来，大点字。他诚心诚意地说，你们讲的英语都非常地道，比我说的还好。由于他年纪大，吐字不清，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习惯。平时别的翻译来找他办事，还要我当翻译，因为他们根本不习惯他的口音，听不懂。他对我讲，英国罗伊斯·罗尔斯公司是个很有名气的大公司。公司主要产品是发动机。斯贝发动机用在飞机上，另外还为发电站、轮船和汽车生产发动机，罗罗汽车是高级车，也是全世界有名的，后来他与我达成了协议，他为我的小孩收集各种烟盒。当时国内还很难见到外国烟，各种硬壳的英国烟盒设计得非常漂亮，每次拿回家去一些，孩子们玩得都爱不释手。我则每次带给他各种从信封上剪下来的邮票，当然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了。我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就是在那个时期的事。
一天下午快下班时，英语组负责人老姚通知我，晚上到西安人民剧场陪外宾观看杂技表演。我顿时慌了手脚，因为那方面的词一个也没有。人们三言两语地告诉了我不少词，可是心中还是没底。晚上我们坐着小轿车来到了剧场。广场上人山人海，当时的我心情非常激动，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着小车陪同外国人看戏，真是高兴得无法形容。杂技开演了，实际上这种演出根本就用不着翻译，任何人都会看懂的。
当时工资少，也没有什么正经的衣服，家里外头就那么一件的确良衬衣，还是买的布料在成衣铺里做的。那时天还热，每天晚上洗了，第二天早晨干了再穿上。当时心里也不觉得怎么太寒酸，因为大家都差不多。
第二次参加外事活动便出了个大洋相。那晚，厂方宴请英国专家，是在人民大厦举行。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事先抄了两页生词，放在身边。陪同外宾的是外办常驻大厦的老杜。他向人们介绍每道菜。记得有一道是炒腰花。我一下子翻不上来，看了半天那两页纸也没找到。情急之下，老杜问主桌的小王，他告诉了我。经过这一波折，我就更加紧张了，汗也就下来了。服务员来上酒，把没倒完的多半瓶竹叶青酒放在了我的手边。为了摆脱这尴尬的局面，我拿起那酒就为我邻座的外国人倒了一大杯。老杜赶紧大声说道，那不是啤酒，是白酒。他把服务员叫来，换个杯子。那服务员也觉得好笑，看了我好几眼，嘴里还蔑视地“呲”了一声。这一下子我更慌了，一不小心，又把那个没倒完的酒瓶子一下子碰倒了，瓶子不偏不正，正好倒在了我面前的一个大菜盘子里。英国人个个具有绅士风度，都在慢慢地吃着菜，装作眼前什么都没发生。事后老杜一定会把我的洋相向外办报告的。他们厂翻译们对这些外事活动非常看重，由于人多，都是轮流参加。本来这种活动就与他们出国一样，根本没有我们的份。那天是因为安排人的过程中，人们发生了争执，大家对负责此事的人有意见，认为有人参加的太多了，比别人多去了好几次。正争论间，我从车间回到了外办的办公室来。就这样，老姚一气之下，眼睛看着我说，就让小苏去。尽管我再三推脱，声明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老姚还是坚持说，谁都有第一次，大家都需要得到锻炼。最后还是决定我去。
这样的洋相我就出了这一次，但由于是第一次，印象也就非常深刻。后来回到家里也没好意思跟家里的人讲。
英国人来现场安装调试，每晚是回到人民大厦去住的。他们每个星期六晚上由公司出钱，与英国家中通电话五分钟，超过则自己拿钱。当时国内还没有见过空调，他们公司现从英国运来，装在他们每个人的房间里。这在我们的眼里简直是不可相信的。我们经常在背地里说，那该花多少钱哪！
他们厂去英国实习的人很多。老戚已经去过三次英国，平时聊天，他们各自讲些在英国的经历，我们则怀着无限羡慕的心情听着。一次，我问老戚，你去那么多趟英国，一定非常激动吧？可他回答说，有什么好的，一天像住监狱似的。每个人一个房间，不许随便串门，不许随便上街。不过上街也什么买不了，一分钱也没有。坐飞机要十几个小时，难受得不得了。他的这些话，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能出国，坐飞机，那是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还说没意思，我真是不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几年以后，我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方感到他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所不同的是他和一般人一样，忍耐力大，对于我这个意志薄弱者而言，那真是不堪忍受。这么多年来，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一般人不会相信，出国这样的好事，为什么能说成是受罪，是一种煎熬。只有干这一行的人才能有深切的体会。
在红旗厂，我结识了一个人，到现在还保持着来往。他姓应，是车间的技术员。为了钻研技术和英语，他白天晚上地用功，眼睛熬得红红的。可是他的一切并没得到周围人们的理解与支持。记得有一次上班，外办的翻译们因翻译之事谈话中提起了他。我被明确无误地告知，平时上班，不要让老应翻，他不是翻译。这话听起来莫名其妙，可又不好多问。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分歧。工作中他不但对业务熟悉，而且英语单词也是无一不晓。不但和英国专家对答如流，而且能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专业术语，使我的确受益不浅。我不管他们之间的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几年后，英国人撤离，我们也早走了。从后来的交往中得知，他当上了厂外贸处处长。在北京经过严格考试，被百里挑一地任命为赴美考察团团长、当时是部里的一个局的局长当翻译。因为他业务水平高，外语熟练，所以才被选中的。本来开始是用了一个外语专业出身的人当翻译，可是专业上一知半解，不尽人意。所以才破格地选上了他。他多次出访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在众多的他寄来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在苏联刚刚解体不久，在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前的留影，很有珍藏价值。
1979年2月。从红旗厂回来以后，我又开始了无所事事。相信这一次为以后当翻译打下了坚定的基础。无论到哪里当翻译，不至于上场根本用不上。此时日语翻译们已经在忙于出国实习。根本见不到人影，全体都在北京集中，谈判的谈判，出国的出国，好不热闹。我真后悔当初在大学时为什么没学日语。现在只有看的份了。12月底突然通知我们几个英语人员回家办理正式调动手续。此前人们都悬着一颗心，最后能不能调来咸阳，心里实在没底。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北京训练班出来的，又都是分布在贵州、陕西、江西和甘肃等三线厂的不幸者。对能否调进城市来工作，寄予了无限的希望。首先，是为了孩子们的将来着想，其次就是以后是否能够有机会干上翻译这一行，乃至出国留洋。由于当时是引进日本的技术，英语看来似乎派不上用场，即使用也不会用这么多人。因为77年工农兵毕业生分配到这个厂的就达14人之多，再加上我们15人，那就更多了。这可能吗？
今天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我一天也没等，第二天就奔回山沟的厂子办手续去了。回到家中，全家老少无不欢欣鼓舞。同事们也都无比羡慕。我与爱人分头走访了平日相处得好的同事们。其中也大有希望我们去后，在有机会时能够帮忙说句话，以使他们也能调出山沟的人。
我的同组的同志们，全体都来看望，祝贺我的成功。同年12月25日，搬家的日子到了。我家所在大院的左邻右舍以及情报室的全体同仁都来帮忙打包装，装车。与我最要好的是东北来的荆延章，北京工学院毕业。多少年来，他一直都在帮助和关心我。此时，夫妇二人更是忙前忙后，记得走的那天早晨，荆延章来送行，我激动地哭了起来。他将是我永远怀念的朋友。
一辆卡车，一辆北京吉普，拉着我们全家的所有成员和全部家当，翻过秦岭向关中进发。这是我无数次进出山区中的最后一次，也是十年来娘仨的第二次。十年前，在二女儿2岁时因为连续高烧不退，住院打针仍为40℃的情况下,全家去西安为她看病。娘仨得以走出山沟来到省城西安。两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在西安陆军医院治了两天后，女儿还是发烧，急得爱人哭了起来。所以在第三天的晚上，又带着她来到了陆军医院急诊室。正好遇到一位老年女军医值班。在听完病情后，当即确诊为病毒性感冒。打了一针中药针剂柴胡，当夜就退烧了，真是简单又简单的病把孩子折磨得死去活来。这闭塞的山沟生活怎能不让人胆怯？在二女儿还没有退烧之时，上街为两个女儿照了张合影。记得是“六·一”儿童节前夕，故提辞“南与菲，六·一”。后来在同志们的提议下，将照片又送去西安着彩，放大，效果之好，俩个宝贝之可爱，得到了周围人们的一致称赞。受了多年苦难的山区生活之累的爱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下图：两个宝贝女儿）
搬来新厂后，住在五楼，根本就没有水。可那一段生活充满了无限的乐趣。两个个头一般高，一样地留着短发的女儿，穿着一样的衣服，人见人夸。晚上，我站在五楼的阳台上，看着她们娘仨去百米以外的建筑工地洗衣服。两个孩子每人提着一个小灯笼，那情景是多年家庭生活最美好的时刻。结婚以来，由于工资少，又接连地把俩个小东西迎来了人间，贫乏的食品供应，几近无有的业余文化生活，是这两个带给了我们夫妻无限的力量与希望，是她们使我们增长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与力量。那个时期，我们最累，生活最苦，可是又最幸福。
在那一段山区生活中，适逢全国各地在闹地震。我们也不例外地全厂总动员，在厂区露天地搭起了抗震棚。每日里我们提包背篮，提儿携女地奔波于家属宿舍与抗震棚之间。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地震的到来，那日子真是苦不堪言。爱人的日子则更加难过。她不但与我们一起经受了这一切，同时还担心着千里之外的东北的兄弟。他是我爱人相依为命的惟一亲人。地震始于东北，而他的家正好在震区。他自己在沈阳以西的铁岭工作，而他爱人带着个孩子却在数百公里以外的矿区的一座石头房子里担惊受怕。当时，由于沈大线在海城--营口震区附近，旅客列车全部停运，弟弟是爬上一列货车赶回家的。
经历了十年的苦难生活，使我们全家对新生活产生了无限向往与期望。建厂初期，一切都不健全，没有水，在临时的大食堂里吃饭也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因为我们的未来是无限美好的，幸福的前途正在向我们招手。刚过春节，我便被派到北京常驻，负责去日本实习的人们的接来送往。人们坐着豪华大轿车前往机场，登上刚从美国引进的波音747飞机，直冲蓝天。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那该死的自卑心理又冒了出来。当时并没有指望早晚有一天自己也能圆了当翻译的出国梦，心想，我这一辈子真地到此为止了吗？我从记事时起，所憧憬的光辉未来早晚还会实现吗？不过，我毕竟考上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毕竟从那里毕了业，毕竟从十年苦难的山区生活中挣扎了出来。老天为什么那么不公平？难道只是因为我学的是英语而不是日语？当年，也就是1980年的“五·一”节，我返回到厂里，过着无事可做的平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