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冒风险只为寻求发展之路
——记国内最早“分田到户”的村支书许明显
“他们村分田到户要早于安徽小岗村两年多。如今，该村被评选为全国民主法治综合治理先进村，还创办出江北最大的黄瓜生产和专业市场。放着这样的典型不采访，你不觉得失职吗？”给我打来电话的人，曾是我在市委宣传部的顶头上司孔凡英，此时担任冠县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和宣传工作。
一
接到孔大姐电话的第二天，我开车直奔冠县斜店乡前社庄村，孔大姐从县城出发在半路与我会合。
在车上，孔大姐依然在喋喋不休：“你别认为我们冠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就没有典型了，我给你说的这个村子，就是一个从揭不开锅的穷村转变为脱贫致富小康村的典型。当年，不仅比安徽小岗村早两年分田到户，而且在改革开放后，他们创新实行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相结合、村委会与专业公司相结合的村级新机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让你采访的人是这个村的老支书许明显，他是省级模范党员和劳动模范，他的爱人刘群芝是全国模范民事调解员，孙子许强是模范大学生村官，4个儿子和女婿也都是独当一面的能人。所以，当地人称他们是改革开放中的‘许家将’。”
笔者没有答话，因为要眼见为实，我要亲眼看看被孔大姐极力推荐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然后才有发言权。
车子直接开到前社庄村的天星文化广场，只见在千人剧院前，20多位妇女正在教练的带领下轻快地扭秧歌；在运动场上，10多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在打篮球；在多媒体室，一些中老年农民正在观看电影《太行山上》，从文艺排练室传出悠扬的二胡声，棋牌室里几位老人正悠闲地下象棋，图书室里一群妇女和孩子在翻阅画报书籍……显然，这里成了村民们与科技、文化、艺术零距离接触的“精神家园”，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化韵味，过去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的文化生活，如今这里的农民也可以享受到。
据了解，为了丰富村民们的文化生活，前社庄村两委在广泛征求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还拿出6000元购置行头，添补锣鼓，组建起秧歌队。在村两委的鼓励和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不仅仅满足于做观众，他们走进文化广场，敲响锣鼓，穿上行头，热热闹闹地跳起来、舞起来，文艺表演队伍越来越壮大。
最初，秧歌队只是组织村民扭秧歌，后来“演员”多了，30多位文艺骨干有唱豫剧的、有说快板的、有演小品的，节目大多是自编自演，唱好政策，演身边的人和事，好看好记听着过瘾，也倡导了先进文化和文明新风。
村民许秀玲高兴地说：“以前有些老年人热衷于搞迷信活动，一些年轻人喜欢打麻将、喝酒。如今变了，一有空就到文化广场来参加文体活动，既舒心、又开心。我们几个喜欢唱豫剧，在庙会唱大戏的时候，我们也会穿上行头，上台亮亮相。”
为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前社庄在村文化广场建设了农民书屋。县新化书店支援该村各种图书2000余册，在此基础上，村里又拿出2万元进行充实。在建设农民书屋的过程中，村两委充分听取群众意愿，订购的报刊杂志不仅科技味浓，而且趣味性强。越来越多的农民走进书屋，学习文化知识，获取各类信息，更新种养技术，享用着书屋给他们带来的“知识大餐”。
正在翻阅《蔬菜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技术》的村民许长贺说：“口袋富了不算富，脑袋和口袋一起富了，才是真正富了。农民现在最缺的就是科技，村里为发展生产着想，订阅的报刊书籍也是我们想要的。”
随后，在村民的引领下，我们前往去找此行的目标人物——老支书许明显。
许明显家住在村中间，一处不大的院子，一座两层小楼，楼下有一个大客厅，客厅中间摆放一个长茶几，两侧是长沙发。茶几上是若干盘花生瓜子糖，还有黄瓜。冬天里的黄瓜特显眼，拿起一根，咬一口，非常的脆、鲜和爽心的凉。
“这是咱们村产的大棚黄瓜。”许明显得意中透着自豪地说。
此时的许明显已经70多岁，不过耳不聋、眼不花，说话也底气十足，不紧不慢地给我们讲起了往事。
冠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前社庄又曾是冠县最贫困的村，地处黄河故道，土质不好，刮一点风就会起沙尘，不能说种啥啥死，起码是种啥都欠收，麦子亩产只有几十斤，玉米亩产百十斤，遇到天灾就会绝收。尤其是旱季，黄河故道一脚踩下去直冒烟，种下去的种子几十天后扒开看还是一个粒儿，根本没发芽。
当时，许明显算是壮劳力，不过只能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一个整劳力一天挣的工分只值一毛钱左右，一年干下来还欠队里的账，他还有5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年年要吃救济。那可真叫一个穷，穷得许家没有一床像样的被子。那年月，全国上下提倡“多快好省”，不过对于许家来说，只剩下一个“省”字了，省得能不吃就不吃，能不穿就不穿，饿肚子的滋味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古文里有“穷则生变”一说。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需要变化，国家也需要变革。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安徽小岗村被浓彩重抹地记下了一笔，主要表述为：1978年，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对此，许明显另有说法：“我们比小岗村要早，绝对早，我们是在1976年开始搞的，那时候‘四人帮’还没被粉碎哩。当时，我们管这种搞法不叫‘分田到户’，只是叫‘大家包活干’，一块地一块地地包，一个活一个活地包，能全包的就全包。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只知道这样干能出活。”
要知道，小岗村搞分田到户是在1978年，当时各方面已经开始宽松，史学家依然使用了“托孤”、“生死状”等词汇，更不要说仍处在文革时期的1976年。如果说“生死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开除党籍乃至追究刑事责任恐怕是免不了的。当时，许明显的应对方法是给老少爷们说：若是上面来调查，谁也别承认；谁承认了，全村人一辈子不理他。
看到了吧，我们的农民兄弟，就是这样质朴到了天真的样子。
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许明显明显是在搞“资本主义”，而且是在冒险。也正因如此，才使1976年的前社庄村村民人均收入41元变为了历史。
二
在许家小院的葡萄架下，笔者和许明显聊起他出任村支书的前前后后，时间横跨30余年。如今的他已经主动退位让贤，但回忆往事仍历历在目。
1980年许明显出任村党支部书记，村民们拉着他的手说：“明显啊，你能让大伙吃饱兑面干粮，俺们就知足了。”
他明显感觉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感觉到了责任，感觉到了使命，他立志不让村民们失望，要让前社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真是下了决心，一定要让乡亲们富起来！”他说这话时，神情严峻，语气庄重，还用力地摆了一下手，好像一下子又回到那个群情振奋的年代。
可是，怎么才能让大伙吃饱兑面干粮？怎么才能在解决温饱后共奔小康？怎么才能让前社庄不再是原来的前社庄？
为了找到这条路，在随后的日子里，许明显该试的几乎都试了，该冒的险几乎也都冒了，正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滋味耐人回味。但回头来看，他肯定属于那种“敢于尝试，敢于实践，敢于创新”的典型人物。
为了找到这条路，许明显几乎倾注了毕生精力，而当初的最大的动力却是源于最原始和朴素的情结——给前社庄干点事，给乡亲们造点福，给许家子孙留下点功名。
为了找到这条路，许明显非常注意聆听广播电台传来的中央精神，又苦思冥想多日，最终突发奇想——丢掉粮食种棉花！要知道，搞了多年的“以粮为纲”要改种棉花，如果没有些勇气，那是不敢轻易办的事。随后，许明显决定把全村2260亩耕地中的2100多亩种上棉花，并且推行“五定一奖”。他之所以要坚持种棉花，是因为他太了解这片土地了，一是前社庄黄河故道的土质适合种棉花；二是这一带有种棉花的历史，群众有一定的种棉技术；三是当时的棉花市场需求量大。
起初，村民们持怀疑态度，有人还说“种粮食都吃不饱，种棉花更吃不饱了”。不过，这种声音在事实的面前越来越小了。几年后，村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了十几倍，前社庄彻底摆脱了饥饿，基本解决了温饱。
原认为这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入转化，农民的耕种自主性不断增强，棉花市场出现供大于求，“卖棉难”一时间就像一口从天而降的黑锅，把广大种棉人闷得透不过气来。许明显也蒙了，好不容易拉着推着把村民带上这条致富路，咋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许明显不是一个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人，不仅会调头，而且特别快。1983年春节刚过，他从《农民日报》上看到一条信息，马上就想到了种菜。可是，反对的声音要比当初种棉花大得多，因为在黄河故道上的沙土地种花生、棉花还行，如果要种靠水浇的菜，那不等同于天方夜谭嘛！许明显却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认为，棉花不行了，总不能等死吧？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就是要探索新路子。
当然，许明显也不会蛮干。1983年3月，他通过山东省农业部门的介绍，带着村里的11名大小队长，一头闯进北京，他要到京郊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学种菜。
那时候，村集体没有钱，出差的钱需要个人凑，粮票就免了，因为每个人都带足了馍馍和咸菜。就这样，拿着介绍信直奔京城。当时，四季青人民公社是全国的种菜典型，没有介绍信还不接待。
到四季青后，他们简直就像到了外星球。讲到这里，许明显在笔者面前比划着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棚，40亩的温室大棚，听说是由日本人投资建的，太大了。当时是3月份，天那么冷，可大棚里的黄瓜鲜嫩鲜嫩的，看得人目瞪口呆，因为没见过，真是没见过，就在那一刻，我就要搞黄瓜了。如果前社庄搞出冬季黄瓜来，还不把人们稀罕死？只要稀罕，就会有市场！”
从北京回来后，许明显先带头在两亩半责任田里建起3个大棚。在秋季，他又动员全村24名党员搞起27个冬暖式大棚，一时成为冠县乃至整个聊城地区的一大新鲜事。27个大棚全种黄瓜，当年一上市马上就被抢购一空。紧接着，他在前社庄2260亩耕地中的2100亩搞起大棚，全部种上黄瓜。
本以为蔬菜发展起来了，可持续发展之路也就铺就了。可是，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就像当年发展棉花一样，当生产规模到了一定程度，便又进入不能良性循环发展的怪圈。这个怪圈波及面很广，蒜、韭菜、圆葱等蔬菜堆积如山，甚至慢慢烂在了地里。当时，坑农、害农的现象也愈演愈烈，无疑给农村经济的发展雪上加霜。
许明显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心目中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又遇到了瓶径。回忆当初的情形，他认为这都是“把自已的命运和效益拴在别人的裤腰带上”造成的，因为历朝历代以来，农民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地，种庄稼，种林果，种蔬菜，养鸡养鸭养牛羊；在计划经济时代包括改革开放初期，只知道交公粮、交“三提五统”，全然不操心市场的事。如今是种了养了后等着有人收，等着有人买，面对市场只能被动地等。因此，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根本出路应该是寻求农民的自主经营之路，寻求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加工增值，怎么走市场，怎么有效地循环，而且要一环紧扣一环，主动参与产、供、销市场的每一个环节，以便掌握市场主动权，实现良性循环发展，最终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此，许明显决定探索一条村级科学发展的路子。
三
许明显决定要“前方建网络，后方建市场”。何谓前方？他把前社庄以外的地方都叫作前方，把所有的外部市场都叫作前方。又何谓网络？就是从前社庄这个原点向外四处撒网。他选派了17名村民北上京津、南下武汉等城市，建立销售点并充当销售员，前社庄的经商路子从此起步。
许明显还记着初涉经商时的兴奋与紧张。那年春节前，南方销售点打来电话说，市场上的黄瓜每公斤下跌1块多钱，如果出手销售就非赔不可；而北方销售点却说，京津地区的黄瓜每公斤上涨4块多钱。于是，他及时调运车辆将大量的黄瓜调往京津。在那个时期，前社庄已经在全国织就一张销售网，各地市场的信息源源不断地集中回来，保证了前社庄的黄瓜及其他产品能够卖出好价钱。
经商，经的就是商情。原来的农民因为没有商情而只能埋头苦干，干出来的活是否能够收到效益，只能听天由命、任人摆布。当能够掌握商情后，一样干活就能卖个好价钱。不过，建网络就像蜘蛛织网一般的辛苦和忙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许明显跑了大半个中国，与上百家企业商家、经贸公司、科研单位建立起密切的协作关系，还与日本、以色列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联系。也就是说，前社庄的蔬菜黄瓜可以迅速发散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进而，成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走市场的典范。
前方建网络不是孤立单行的，它与后方建市场几乎同步。这个后方就是前社庄村，就是前社庄村的街道和土地。在村庄建立市场谈何容易？许明显仍然不信这个邪，在1987年投资200多万元兴建蔬菜批发市场。
当然，他也并非在盲目地干，而是继1984年开始发展蔬菜生产且其产品被列为“山东省无公害农产品”，并带动下斜店乡发展起2万多亩蔬菜生产基地，又带动周边3省10多个县市形成大规模蔬菜生产基地的情况下，才决定斥巨资兴建蔬菜批发市场。到1996年进行工商注册时，该市场已经被人们冠以“江北第一蔬菜批发市场”的名号，蔬菜年销量达22万吨，其中黄瓜有18万吨。如果说前社庄蔬菜批发市场是“江北第一“，那么前社庄就成为了“江北蔬菜——黄瓜第一村”，并被书写到村头的牌坊之上。
早在2000年，前社庄蔬菜批发市场就被山东省工商局授予“文明市场”称号。如今，市场管理已经实行统一组织供货，统一过磅装车，统一验收质量，统一付款结算，而且与国家农业部等机构进行了联网，还建起集住宿、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宾馆和办公楼，以及游泳池、浴池等服务设施。前社庄俨然成为商贾云集的重镇，沿街的商铺节次鳞比，原本只有常住人口1600人的小村，接纳了10000多常驻经商的外地人。
为了寻求这样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许明显在发展市场的同时，也加大了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以让落后的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农业一旦与市场真正接轨，自然会带来农业的彻底革命。比如黄瓜，原有的种植模式，原来的品种，原来的产量，原来的质量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于是改进农业就成了必然。
改进农业，许明显大胆地来了个“后退”，当年是他冒着风险带领村民分田到户，此时他又是冒着险把分下去的地收回来，重新走集体化的路子，因为全村搞大棚需要进行统一化管理，需要把土地集中起来。于是，除了留足每人1亩的口粮田外，其它的全部集中使用，统一建起大棚，并安排专门技术人员管理。
重走集体化道路使村集体有了钱，进行公共设施建设、科技投入也就有了资金，这叫“集中财力办大事”。没有财力的集中，也不可能办成关乎大局的事情。
在土地由分到合后，许明显又领着大家走上科技种田、科技致富的道路，包括4亩投资40万元的高标准黄瓜育苗大棚。于是，开创了黄瓜一年四季都丰收的先例。
许明显告诉笔者，早年间，前社庄村一直种黄瓜，但产量不高，加上黄瓜季节性强，每到冬季农户就无事可做。后来虽然搞起了蔬菜大棚，可由于技术、品种、管理跟不上，整体产量仍然很低，有时连投资大棚的成本都收不回来。为了掌握栽培管理技术，他走遍了大江南北，跑了很多大专院校，四处学艺，终于学到了无土栽培以及用南瓜根和黄瓜苗进行嫁接等技术，并通过一次一次的试验，终于取得成功，进而实现了四季丰收的愿望。
笔者在前社庄的工厂化育苗和蔬菜保鲜车间看到，装培养基、植种、浇水、覆膜、装箱，一个个流程一气呵成。据工作人员介绍，为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增加蔬菜生产的附加值，他们引进北京一家公司的支持，建起集引种、育种、推广、培训、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工厂化育苗车间，让村民毫不费力就能种上市场上最新最优的品种。他们还申请了省无公害认证，建起了保鲜包装车间，一箱箱包装精美、贴着绿色标识的蔬菜，以高出散装蔬菜一倍的价格运往市场。
再走进村西的高科技示范园，只见顺着密密麻麻的斜绳爬到一米个多高的植株，上面生长着一簇簇鲜红的西红柿，紫红油亮的茄子快有排球大小了，还有居然长到半尺长的青椒……为了引导群众引进新品种，使用新技术，前社庄村建起了5个高科技示范温室，先后引进以色列1420西红柿、考蔓奇青椒等新品种，并聘请专家前来蹲点管理。在专家的指导下，全村60多户盖起新式温室，种上新优品种。
在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上，如果说许明显在市场建设、农业革命上花费了相当的精力，那么，在发展工商业上花费的精力更大。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许明显使用了一个让他记忆犹新的词汇——折腾。当时，他要兴办企业的想法一提出，首先对他说出这个词汇的是老伴，接着是老母亲，随后是他的儿女们。这些最亲的人也最关心他，怕他“折腾”出毛病来。
许明显倔就倔在这儿，他召开家庭会，说：“不折腾怎么能行呢，不折腾能有前社庄的今天吗，能有咱家和全村的富裕吗？为了发展，不折腾怎么行呢？”他分派3个儿子，一个去农机厂学电气，一个去农机厂学开拖拉机，一个去供销社学销售。搞工商业先从自家做起，即便是折腾错了，那损失就由自家担。
很快，他家的电气焊喷火花了，拖拉机跑起来了，农机维修部开张了，面粉加工厂开业了……许明显的折腾得到全村的响应，一时间“兴商办企”风起云涌，先后办起面粉厂、棉花加工厂、玻璃工艺品厂等7家企业，以及商业门店135个，全村30%的农户走上工商之路。接下来，就是发展农产品加工厂，围绕着村里的农产品搞起精加工、包装等。
许明显事后总结道：单靠农业，只会种不会卖，不可能持续发展；单靠市场，只会卖不会种，也不可能持续发展，因为那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只有大力发展“农业+工业+市场”模式，即农业是农业产品的生产者，工业是农业产品深加工的制造者，市场则是将农业产品变成商品的桥梁，三者缺一不可，且必须互为因果又互为基础——亦农、亦工、亦商，才能将农村经济引上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就这样，前社庄俏然进行着农业革命。
四
许明显终于找到他心目中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农业支持工商，工商反哺农业，市场整合农工商，农工商一起走市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停住脚步，依然在折腾不止，因为他要在村级管理模式上摸索出一条新路子。
在国内，曾在一个长时间段内，村党支部领导一切，后来搞村民自治，村民选出了村委会。可是，“村两委”在村民自治和加强党的领导之间总是找不准自己的定位，村民们更搞不清楚了，而且这在农村地区一时成为普遍现象。其实，归根结底仍是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根据市场经济和特色社会主义来改革村级管理机制与运行模式的问题。
这次，许明显又大胆地做了。
改革在多种情况下是逼出来的。许明显带领前社庄的每一次飞跃，都可以看成是一次改革，而且是在路走不下去时发生的：搞“包产到户”是再不搞就会饿死的前提下搞的，不然谁会去冒险？种棉花是在单纯种粮已无法解决温饱的前提下搞的，不然谁会犯这种难？科技种菜是种了却又过剩了不提高科技含量就会前功尽弃的前提下搞的，不然谁会加大投入？
正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许明显一次次摸索着石头，一次次地过河，而这一次要过的可是一条更宽更深的河。如果说当初那只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的许明显却是要甩开功劳簿“从没有办法中找出办法”。
改革村级机制？村里的“两委”机制能改吗？社会主义的农村政权设置能改吗？对此，许明显的回答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改的话，前社庄怎么能发展？”
随后，他提出“要搞农村经济的公司化经营”的办法，并提出“让农民不再是农民”的说法，随后把村里的工作分成农业、工业、商业三大块，全面实行亦农、亦工、亦商。这三大块分别注册3个公司，并成立了3个党支部；3个党支部的书记由村党总支的3个副书记担任，并分别兼任总经理。原来的村委会只设在农业版块，承担上级设置的职能以及一些村务工作。如此一来，既不是村企分开，也不是村企合一，只是把各自的职能明晰且明确下来，开展工作就会更有方向感。同时，对全体村民进行专业分工，农业公司那边主要是种植和养殖，也就是种菜的只管种菜；商业公司那边主要是搞经营，也就是卖菜的只管卖菜；工业公司那边一是搞农产品的深加工，围绕着农业发展工业，二是招商引资兴办工业企业。随着公司化运作的进一步深入，又向股份制发展，公司成立了董事会，并逐步完善法人资质。
抓好了经济建设，抓好了组织建设，许明显也没忘“以法治村，以德治村”。
在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过程中，市场经济所体现的法治经济是越不过去的一道坎，有专家甚至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那么，市场经济怎么体现法治经济？
对次，许明显虽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在实践中却在一步一步去建立和完善。比如，经济发展走公司化其实就是法治经济的问题，只要实行公司化，必然要具备法人资质，而且必须依法经营，不然就会受到市场法规的制裁。比如，前社庄建起江北第一蔬菜批发市场，就必须配套市场法治规则，工商管理、税务管理、行政管理等，哪一个方面也离不开法治；再比如，在村务方面，实行村民自治的前提是以法治村，包括村民直选村委会、“四个公开”等。这几个方面对应的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有法可依落到实处是依法办事，将村里的事务全部置于法制之下是必经之路。
除此之外，许明显对“以德治村”也费尽心思。
说起“以德治村”，不能不提到前社庄村的最大特点之一，那就是做好民事调解工作，并且在2005年被国家司法部评定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说到民事调解，不能不提到许明显的老伴刘群芝，她是村民事调解委员会主任，也是一个倍受人们喜爱的老太太，村里村外，十里八乡，上上下下没有不说她好的，许明显倡导的以“和为贵”为中心的“以德治村”理念，被她诠释得丰富且生动。
近二十年来，前社庄村既没有发生过一起群体事件，也没有发生过一起越级上访的，更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就连民事方面也没有出现过上法院打官司的。不难想象：这么大的村，那么多的事；这么多的生意，那么多的利益；这么多的经营主体，那么多的经济纠纷……家庭矛盾，邻里矛盾，经济矛盾，群体事件，上访事件等等，哪一个方面调解不好都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前社庄村是怎么做到的呢？
笔者为此进行过深入的外围调查，也专访过刘群芝，并发表了引题为“矢志不渝做民调，化解纠纷上千起”，主标题为“刘群芝：一生追求和为贵”的报道。现将文章摘发于此，以免更多的赘述：
今年70岁的刘群芝，终生追求“和为贵”，自1986年担任冠县斜店乡前社庄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以来，从不曾懈怠，先后成功调解各种纠纷千余起，使全村“刑事案件”和“民转刑”案件均为零，创建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个人获得“山东省优秀人民调解员”称号。
笔者到此采访，村民说她感冒发烧去村医务室打吊针了；到了村医务室，医生说她一瓶水滴了半瓶就拔下针头搞民调去了。等了好半天，突然有人用三轮车拉来一个病号，大家一看原来是民调主任刘群芝。听那个许姓中年男子讲，他和老婆闹离婚，今天上午两口子打架不知咋的让刘主任知道了，刘主任赶到他们家，把正在打架的两人拉开，听他们各说各的理，吵这边，嚷那边，把气氛缓和下来，然后用她的“和为贵”理论直说得两人口服心服，表示再也不闹离婚了，以后要好好过日子，“俺俩和好了，她却晕倒了，赶快送来医务室。看她对俺这么好，以后再也不跟老婆闹了。”
听说笔者是来采访刘主任的，在场的人便纷纷诉说起她的感人事迹：
俺村里许某与张盘村的张某、李某因合伙做生意赔了钱，账目上发生了纠纷，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想用武力解决。三方慕名找到刘主任，刘主任先后调解了11次，历时两个多月，终于用“和为贵”说服了三方，使其握手言和。
前一段，湖南长沙的一个李姓货主租用村里许姓车主的车运黄瓜去长沙，结果因路遇车祸延误了到货期限，不得不半途将黄瓜运回，给货主造成经济损失，许姓车主仗着是当地人，拒不赔偿。货主找到刘主任要求调解，她二话不说，当即应下，经过3天8次的调解，本村许姓车主不但赔礼道欠，还赔偿了对方经济损失8500元。
来到村委会，走进民调工作室，办公人员从档案橱抱出一堆卷宗，“刘主任做民调都有卷宗。”笔者翻看，卷宗分为民事纠纷、交通事故、地界纠纷等若干项目。经统计，她先后调解大小纠纷1121件，其中本村纠纷703件，跨乡纠纷107件，跨县纠纷175件，跨省纠纷若干件。据冠县司法局局长介绍，刘群芝所在的前社庄村及方圆5公里范围内的村庄，近十年来未发生过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未发生过一起‘民转刑“案件。
根据卷宗提供的线索，笔者在村里随机采访了有关人员。在许西位的家里，主人看着带去的卷宗，复诉道：就是这卷宗上说的，俺修建温室取土时与邻居发生了争吵，最后导致动武，俺头部受重伤，治疗费花了8500元，俺找到刘主任调解，她一回两回地做工作，最后俺和对方和解，对方给俺支付了全部治疗费。这事俺一辈子也忘不了，刘主任“和为贵”的理儿俺啥时候也忘不了。
村总支书记许士强对民调工作给村创造的发展环境褒扬不已，“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村，如今发展成为人均年收入过万的小康村，一个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的乱子村，如今成为了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一个1600人的村创办起江北第一蔬菜批发市场，并吸引了上万外地人来此兴商兴业，这一切与民调工作不无关系。”
告别刘群芝时，她正在病床上和一位来找她调解婆媳关系的老太太聊天。她对老太太讲：和为贵，咱中国人最讲究这个。咋和为贵呢？就是你让点，他让点，大家伙都让点，天底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了，俺这一辈子就信这个理儿。
许明显推动的“依法治村，以德治村”的村级管理新模式，为前社庄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即政治机制上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没有村级管理机制上的创新，村级经济就很难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今的前社庄村已经是平房变楼房，小街变大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同时，也延伸出一些令人深思的话题：如何让农村的执政、行政、参政、议政既能符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要做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农工商分开以建设民主法制村？如何才能让村民们感到幸福和谐？前社庄有了自己的答案，你是否也有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