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雪打灯”。1969年夏末，我们刚到北大荒个把月之后的不久，天气转瞬之间，就变得冷飕飕的了。在兵团，知青们都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早上出操，白天干活，晚上学习，偶尔也会来一次“紧急集合”。备战备荒忙起来，一时间还真把人折腾得不轻。
由于咱打小自身抵抗力差，特别爱感冒。俗话讲：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用东北本地人讲话“一家子害眼，就我厉害”。咱感冒就来得特别重，所有的症状都“凑热闹”来了。咳嗽、喉咙带喘、带发烧，另加嗓子疼，觉得浑身上下疲乏之极，一点力气也没有；头重脚轻，迈不开腿，只能将就着自己，脸不洗，头不梳，迷迷瞪瞪，昏昏沉沉地佝偻着身躯，懒懒地把自己撂倒在炕上。同宿舍的战友赶忙叫来卫生员，一量体温，不得了，马上被判定为“病号”。二话不说，准休假一天，另加“病号饭”的待遇。
和部队一模一样，连队知青生了病，只要卫生员开病假条，就可以休息；如果另开病号饭照顾，食堂立马就给做。当年连里食堂有一个好的规矩，就是给生病的知青单做小锅病号饭。
“病号饭”，顾名思义是给病号吃的。那时没有其他什么补养身子骨的食品，知青食堂也不懂得如何给病号们补养。唯一能给病号们开点小锅做饭，是做点稀糊的，如疙瘩汤、面条汤之类。道理很简单，既然害病了，当然吃不下什么，汤汤水水好消化，正好调养。
当年，我们平日里伙食，在食堂吃的最多的是一破两三瓣的玉米粒子，顿顿是熬大子粥、大子饭、小米粥和一粒粒干松得像沙子粒般的小米干饭。这糙食干粮在肠胃里的副作用，那是真正刮油，刮得肠子寡落落地。菜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老倭瓜、土豆、圆白菜，老三样，忒不好吃。胃里时常返酸水，实在是难以下咽。
由于平日寡油无肉，病中更感口中乏味得很，根本无食欲。唯一可心的事，当我每每一得感冒，班里就会有人热心去食堂，给我申请病号饭，到开饭时间，就有人给送饭到宿舍里来。
几次给我送饭的人都是林萍大姐。只见她慈眉善目，一脸笑眯眯地端着一盆面条，一股子锅爆葱油香味直窜鼻子。待她把盆往炕沿上稳稳地一放，只见汤水里珍珠般黄色的油珠粒，足有厚厚的一层，翠绿的菜蔬叶子轻盈地浮在上面，点缀其间；汤水下面，裹挟着一缕缕柔顺而雪白肤色的面条，舒展着细细长长的腰身；黄白绿相映，好似江南水乡盆景那般美丽。在食物并不丰盛的那个年代，一海碗飘浮着猪油、小葱香味的面条（片），能够叫人垂涎三尺。
林萍在北京知青里年龄最大，其实也就二十出头，就像知暖知热的邻家大姐姐，对一同来的同学都像亲姐妹般似的，亲亲热热，人缘挺好的。她轻声慢语地招呼我，让我吃病号饭。闻香识人，我觉着这面条太好吃了，比大子饭香上百倍。不由得我坐起来，盘腿端碗吃面条。汤水热，面条香，胃口大开，敞开大口呼噜呼噜地咽下去，顿时冒出了一身白毛汗，身上感觉清爽多了。
记得小时候，每当我病了，总是母亲着急上火，嘘寒问暖，在我身边伺候着。每当在生病时，人往往感情很脆弱，尤其一人在外，我特别想家，会有莫名其妙的委曲和孤独。这时，战友们为我治病送药，嘘寒问暖。总有人会热心帮我去找卫生员，有人跑前跑后地为我端病号饭。等我有胃口了，吃着病号饭，我会细嚼慢咽，慢慢品尝，就会感觉到嘴里很享受，心里很温暖，体会到亲人在身边，那样的无私的爱，世间上弥足珍贵的情感。
食堂几乎每天都在做手擀汤面，皆因百多人的知青连队里差不多每天都有病号。时间长了，食堂的知青师傅都练成高手，和面、揉面、擀面、切面，个个身手不凡。就是到了当今，每每我看见街上切面铺卖的那些“手擀面”会很不以为然，比起当年连食堂的面条，它们的技术含量低多了！
直到现在，我都忘不掉那味道。有时我也曾尝试按照过去方法，做碗面条汤试试，可是吃起来，找不到当年那种感觉，更吃不出当年林萍做的那个面条的味道。
或许是时过境迁，远离了那个环境，要不就是有了比面条更好吃的东西，但是不管是什么理由，我再也找不到那种特殊的感觉。2连食堂病号饭的味道，永远值得回味。其实，还有更值得回味的，是那段让我们饱尝了酸甜苦辣，刻骨铭心的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
（作者：王霞。1952年12月出生，女，北京第67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12日来到2连，后勤排大车班，饲养员，1977年4月困退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