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向大门外涌的时候廷妮儿追着说：“炳中啊，听姐的话，不能老是硬铮铮的性儿，弯下腰低个头儿，就过去了，时候儿不对咧——都扶竹竿，谁扶井绳？”
石碾街早已人山人海，王炳中被一路拉扯着上了北圪台儿，盖狗剩拉着麻绳，趾高气扬的样子，像牵着一条落魄的狗。
太阳毒辣辣地照着，王炳中似乎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热的天气，双臂被麻绳紧紧地反绑着，浑身痛得要命，两个鼻孔仿佛有一股一股的明火往外蹿，额头上的汗珠子流到眼睛里，蛰得生疼。他仰着头挺着腰，心想除非谁一棍子把他打倒，他决不能弯下腰去——在北圪台儿上低下了头，那让他比死还难受。
等他咬着牙感到自己快要站立不住的时候，脑子里就开始胡思乱想起来，那群拿着一把“麻头纸票儿”的人，在转瞬之间就把他的荣光一扫而净，就像睡觉后刮了一夜寒风，下了一场枯霜，等醒来之后就到了另一个季节——一切的一切，在眨眼之间都面目全非了，连林满仓这种平时见了他从未抬过头的人，也雄赳赳气昂昂地张扬起来。
正像父亲王维贵所料，共产党可能就是那片下雨的云，但他没有料到那场骤雨竟来得这么猛烈这么快。他企图赶上那趟末班车，坚定地支持早来参军，那似乎是一个真正要去做工的人，恰恰赶上了刚收工回来的人群，那群人毅然决然地阻止了他分喝半碗剩汤的企图。
早来究竟是加入到了解放军里去，还是又给清理到了别处，他牵肠挂肚地找寻，等待了无数个日夜，至今仍没有个音信。他想挂上个革命军属的金字招牌，可是翻了身的人一个个也都翻了脸，他说了多次，没有一个人愿意接他的话茬子，早来至今死活不知——他真的感到有一群恶毒的人，把他那只想喝剩汤的碗也给砸碎了。
最令他深信不疑的是，那变戏法似地眨眼间就红彤彤一片的天下，绝不是像廷妮儿说的是“扶竹竿”给扶出来的。
北圪台儿的两边站了两排肩扛钢枪还上了刺刀的民兵，神乎其神的样子好像是一个个天兵天将。王炳中忽然想起那个从婺源的大山深处走出来的枯瘦少年，一片熊熊的火就又在心头燃烧起来。
他想起过去看戏的时候，戏中的人物每到山穷水尽之时，总会有一个突然间的峰回路转——所谓戏不连出神仙。他的两只胳膊渐渐地由酸疼变成了麻木，他幻想着突然蹦出个三头六臂的人来救他出水火。
也许是他藐视一切的神态激怒了台下的人群，山花举着钢枪喊了一声“打倒地主恶霸王炳中”之后，应和的口号声立即炸雷一般地一浪高过一浪。赵老拐第一个跳上台去，耸了耸瘦削的肩膀后，对着王炳中喊了一句：“对抗革命，死路一条！”
王炳中咬着牙用眼珠子斜视着老拐，老拐心里感到些许发怵，扑闪几下小眼睛后，跳到人群中找了一面小彩旗，对着王炳中用力地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地主王炳中！”圪台儿下那一片激动无比且狂欢难耐的人群，就以一种排山倒海之势迎面而来。
王炳中抽搐不已的两腮和下巴上挂满了汗珠子，他心里无论如何也不服的是，这一切能和猥琐下流的赵老拐沾上边儿！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似乎起了效应，王炳中耿直的脖颈慢慢地歪了下来，他感到头上边似乎有一种摄魂夺魄的力量——但绝对不是他赵老拐！
他真想一拳打倒那个下九流下三滥的“小眼睛”，但双手被反绑着，北圪台儿下涌动的人群像翻滚着夹了冰雹的乌云，王炳中感到有一股抵挡不住的寒冷渐渐地穿透背脊：他分明看到了人群里竟有打着彩旗的林满仓……
位于太行山麓的大坡地村自然坡地居多，在两道山梁之间宽大的区域内，虽然数量不多却有一片片上好的良田，那是大自然的造化所致。太行山是一面雄伟瑰丽的天然坝墙，她阻挡了黄土高原上向东倾坍的黄土，上百万年的风雨变迁之后，自西而东跨越太行山汇入东海的水，在坦缓的沟谷间留下一层不薄的土，虽然面积不大数量不多，但那是上天给予苦难的太行人民的一份特殊馈赠。
魏老大有一块地就在那片泥土之上，大小一亩半的样子，土质细密，粘度高耐干旱，和东部大平原相比，如果都不用地下的水，从春节到麦收，只要三四场透雨，这里的土地是一片丰收景象，东部平原的沙土地却有可能要歉收。
这年也是少有的风调雨顺，春节过后落了五六场透雨，魏老大的那块地收了四百余斤小麦，他买了口大水缸都没有盛下。后来他到西山上敲砸了一些青石，在屋里垒了个粮仓，又去三道岭那边扛回两块大红石板盖了上去，既卫生干净又不怕老鼠啃咬。
该种的地都种上以后，魏老大点上油灯在石磨上磨了三十多斤麦子，一双大脚套着一双下透底上露天的大鞋，在磨道里啪嗒啪嗒地转。磨扇随着他步子的快慢哧咕哧咕地响，一粒粒的麦子受不住磨扇的沉重挤压，张着嘴龇着牙，从磨扇缝里一粒挤着一粒地向外涌，挤下的麦粒在磨盘上成了堆以后，老大停止推磨，把一堆堆变了形的麦粒扫到簸箕里，再倒到磨扇上。快到半夜的时候，麦粒由大变小、变碎、变细，最后变成散发着阵阵麦香的白面。
李小桃来帮着推了一会儿磨，筛了一会儿面，留下一双鞋走了。
回到家后，魏老大蜜甜蜜甜地穿上了那双尖口黑布鞋，大小胖瘦都合适，小桃临走的时候，说他比老拐家的大黑驴身上的气味儿还难闻。
他穿着那双新鞋，往新买的那个水缸里担了半缸水，凉凉爽爽地泡了个痛快后，就爬出来坐在石头上抽起了烟，一边抽烟一边拿了大手上上下下地搓，搓了一会儿就两只手都用上了，搓起的黑皴开始时大小像米粒，一会儿如绿豆，一会儿如蚕豆，渐渐地变成小青杏大小，并且越搓越多，像刚下大雨时从山坡上冲下来的一粒粒黑羊粪蛋。
第二天，一身清爽的魏老大到街上理了理发，想来想去寻思了半天，终于下定决心要吃一碗拽面。
灶下的火噼噼啪啪地燃烧着，锅里的水咕嘟嘟地翻滚着，李小旦给他做的柿木案板沉重而光滑，他费了半天劲，一根根面条儿却一拽就断。
他最欣赏李小桃拽面的动作，两只袖管高高地卷起，面团儿一般粉嫩的胳膊，优雅欢快地在面盆里翻揉一阵，眨眼工夫儿，柔软的面剂就均匀地摊开在案板上，刀剁案板的声音清脆而轻柔，一阵响声之后，就变成了满案板宽窄一样的面段子，抓起四五根面段的两头儿，扯了几扯又折了几折后，满把缎子一般柔滑的拽面条儿就跳着舞飞入到沸腾的锅里——那个极尽娴熟的优美，就像雷月琴唱丝弦时玩耍的手帕和舞动的水袖，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却绝走不偏既走的一招一式。
老大拽了一半时才知道面和软了，也忘了放盐。
他后悔了半天，本想端上那碗拽面到街上显摆一回，闷熄火以后发现煮了半锅糊搅搅的面片儿汤和面条头儿。
第二天，他掀开瓦缸①的盖子，歪着头看着半瓦缸白面自言自语：“嗨！这新中国头一个五月，不吃顿像样儿的拽面对不起毛主席！”
老大这次和的面放进了盐，拽的时候又硬邦邦的拽不动，劲儿小拽不开，劲儿大又拽断了。他听小桃说过，这是放多了盐。
一根根的面条儿和他的锄板一般的厚，捞了一大花碗，像一碗卷卷曲曲的泥鳅。
他的大花碗底小口大，扣在头上远远乍一看就像一个清朝的兵。他的水桶才能盛下五碗的水。大碗外面画着五个蓝色的图案，图案中间一个粗短竖，短竖两边是两个长而弯曲的云勾儿，像蝴蝶的两个卷开来的须，卖碗的说这叫“蝴蝶儿碗”。按老大平时的饭量，饿急了的时候最多喝两碗半稀饭，平常的人一碗下去就足够了。
魏老大呼呼地吃完一碗又盛了一碗后，把从山上采来的两根山葱洗了洗，切碎后撒在碗里，倒也绿油油的好看，他端起大蝴蝶儿碗顺手又拿了两瓣儿蒜，贴着南墙根的凉快地儿，笑盈盈地往石碾街而来。路上碰见个认识的就远远地打招呼：“吃了没？尝尝？”等走到大槐树下的时候，就已剩下了半碗。直到了又该下地的时候，他才吃完剩下的半碗“锄板儿”拽面。往回走的时候，他又喜笑盈盈地给认识的人说：“这新麦子面就是有劲儿，吃下去扛事，耐饥！”
回到家里后他洗净了蝴蝶儿碗，扣在土炕下的火台上，来到毛主席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要不是吃撑了肚子，头几乎就要挨住了地。直起腰来后他就觉得鼻子有些酸，真想哭一场。
过去，在每一个日出日落的岁月里，能在石碾街的大槐树下显显摆摆地吃上一碗面，只有王炳中赵老拐那样的人才敢，周大中那样的人物儿，好多时候也只有拿手捂着吃的份儿；就是在石碾街上晃里晃荡地走上个来回，他魏老大也没有那种资格更没有那种勇气。
在他自己的印象里，在世上的千千万万人中，他永远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永远的可怜和永远的无助——一条沾满污秽的尾巴，要永远地夹在屁股后面的两腿之间。他是一个殷勤强壮的庄稼人，撒豆、种棉、扬场、放滚样样熟练，可多少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夸奖东家的庄稼长势喜人，却永远没有人说过，原来是他魏老大的手艺好！
此生此世，他宁愿不放出窝在肚里的那个大屁，也要在石碾街上显显摆摆、人五人六地体验一回翻身的滋味儿。
春天的时候就有人传说，有几个溃逃的国民党兵从山西那边跑到了鸽子岭上，还带去了两挺机关炮，刚收麦子的时候，山里的村庄就进了土匪。
自大坡地向西，因为到了深山区，最大的村就是磨盘沟，也不过一百多户人家，余下的全是些三五户、一二十户的小村子。鸽子岭的土匪最后到了大坡地，连续两个晚上抢了二十多户人家，刚刚过上太平日子的百姓又人心惶惶起来，解放军的大部队一排排地往南方去，短时间内无暇攥着拳头去砸鸽子岭这个跳蚤。鸽子岭虽弹丸之地，但山高沟深又一望无际，眼下又到了夏季，土匪们在丛林中居高临下以逸待劳，从岭下向上攻，再多的人也是枪靶子，重型的武器又用不上。
安区长是个打惯了仗的人，大坡地村的民兵组织起来就有近百人的队伍，加上周围的村庄不下五百人，只是缺少真刀真枪上战场的经验。鸽子岭的土匪有近二百人的队伍，还有一半以上是打惯了仗的兵油子，如果民兵和土匪是十比一以上的比例，才有胜算的把握。
一日安区长和林先生坐着闲聊，有意无意地说了自己的想法儿。过了两天，林先生就要求上一趟鸽子岭，他要把一部分土匪赶下山来。林先生的想法安区长听来倒有一些道理，但总想象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还有他这些在枪林弹雨之中闯过来的人，如果真的派了一文弱的教书先生去周旋一伙穷凶极恶的土匪，传出去简直是一个笑话。
安区长坐在林先生家里，一直找着种种理由阻止林先生的行动，林太太在院中烧了柴火烙饼，林先生的儿子林秀山在一边活蹦乱跳地帮着烧火。
林太太平平静静地做着活儿，既没有激动和喜悦，也没有惶恐与不安，安稳的神态就像到了一个薄雾缭绕静寂寂的秋夜——挂满露珠儿的草丛里，只有唧唧鸣叫的虫和微微刮来的风，为秋夜平添了一层深厚的安详和幽谧。
林太太烙完最后一张饼，坐在一边的长条凳上，两只手向后捋一捋头发后交叉着放在了胸前，长长地“嗯——”了一声后，不紧不慢地说：“俺说——当家的是个有分寸的人，他不会去摘那个还没有熟透的柿子，再说，一肚子的书用好了，抵得上千军万马呢，不能撒豆成兵，可立木顶千斤呢！——叫他去吧！”柔声细气的话语，好像一只闭目养神的猫慢慢地睁开了眼后，又礼貌十足地“喵——”了一声。
第二天天刚亮，林先生就背了林太太烙的那摞饼走了，仍是那一副不急不忙的四方步。安区长带了两个人一直送到三道岭下，太阳慢慢地往起升，天空上红彤彤的灿烂一片，林先生到了三道岭山顶的时候，安区长还看见一个蚂蚁一般大小的人往回招手呢。
林先生走后，安区长就每天派人到林先生家去，做些砍柴晒麦担水扫院的活儿，林先生的地也不知叫谁给偷偷地锄了。
这天，安区长跟林太太坐了半天，心有不安地说：“按说早该到鸽子岭了。”林太太正在扯了碎布条垫鞋底，她微微一笑瞅了瞅安区长，说：“没呢，当家的不是个莽撞人，他不会坐着没底子的轿上山的——没猜错的话，他这时候儿在毛得贵家呢！”
毛得贵是林先生的堂表哥，住在棋盘山深处，弟兄三个，哥哥毛得寿，毛得福，都随八路军大队伍开走了。棋盘山里大大小小的山岭和沟壑，他熟悉得就像是自家房顶上的梁和檩，枪法奇好，能打落天上的飞鸟。
林先生走后的第七天，安区长就有些急躁起来，他和盖大全商量，找几个熟悉那一带情况的村民，带上民兵和工作组的同志去寻找或接应一下。盖大全说：“三十、五十的人到了棋盘山里，就像往后蓄水池里撒了一把盐，说不顶事还真解点儿心焦，说顶事儿那是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