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祸兮福所依

  厂工会主席王亚军是个很有个性的男人,就是唯我独尊的那种个性,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不准违背他的意志。按道理说,这种个性也无可厚非,领导吗?哪个没有点儿个性呢,没个性的人当不了领导。譬如说,我就是。

  在别人的眼中,我既然是奔王主席来到的,关系肯定不一般,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他对我很好,我也很卖力气的工作。那时候正是我精力旺盛的中年时代,工作起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恨不得使出浑身的解数,尽量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也不枉王主席对我的关照。

  每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着。

  工会有一间图书馆,里面有许多的图书和杂志,没事儿的时候,我就躲在图书馆里徜徉在书的海洋里,汲取丰富的知识营养。这期间的大量阅读,也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储备了极其丰富的养分。真有一种“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感觉

  有一天,因为准备参加轻工局的文艺汇演。王主席让工会的几个年轻人去沈阳采购一些急需的物品,可到了下午也不见人回来,他让我去金宝龙家看一看他们回来没有。金宝龙家住在农贸大厅西侧,等我赶到时,看到他们几个年轻人在他家正准备喝酒吃饭。金宝龙向他父母介绍了我,并很热情地非得让我一起吃饭。我有点儿盛情难却,架不住人家的热情挽留,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

  席间我才得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竟然没去沈阳买东西。酒足饭饱之后,我回单位把情况向王主席作了简要的汇报。令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愤然的说:“这些件事情你有责任,因为他们归你管,这个月扣你的奖金。”哎呀我的妈呀,当时我也是气冲脑门,长这么大,头一次和领导对着干,嘴里说道:“关我屁事,奖金我不要了。”说完之后摔门而去。

  事后,我也很后悔。王主席是很要脸面的人,如果我心平气和的和他说话,等他气消了,结果可能会好一些。但当时我也在气头上,于是就不管不顾,和王主席干了起来,令我们都感到很难堪。从那以后王主席对我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我心里也在责怪那几个年轻人,不管是什么原因,领导指派你们去沈阳采购物品而没有去,无论你们有何种理由也是说不过去的。其实,我管着他们几个人,王主席拿我问责,似乎也多少有点儿道理。但此时一切都悔之晚矣,王主席的个性此时表露的一览无余,我们之间良好的关系也于此而近乎破裂。这让我感到很难狼狈,到了这种地步,对不起王主席是一方面,关键的问题是我对不起他爱人,曾经把我推荐到造纸厂工会的我尊敬的郭姐。

  在造纸厂的三年时间里,我也结交了一些很要好的同事和朋友。比如保卫科的张振华、李野,组织部的张广新,长办的赵铁山,宣传部的郑树清,还有朱连生、王志红、张家友、石福利等人。

  在我调离造纸厂之际,张广新约了十多个要好的同事,在粮栈街的一家酒店为我践行,至今想起仍然令我很感动。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很少见到他们。也没有了他们的通讯地址和电话,真的好想他们,如果得以相见,在一起小酌叙旧该有多好啊。

  我也要感谢当年的厂长马剑同志,在我妻子的原单位平山商店效益不好的时候,帮我把妻子调到了造纸厂。虽然工作不太好,但我仍然要感谢他,毕竟在我的家庭遇到难处时,人家帮了我一把。平时谁也用不着谁。危难之时才能见真情。也是他帮我把我弟弟雷庆海调到了造纸厂,在这里只能由衷地向马剑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和王亚军的关系到了这种地步,让我感到很纠结。妻知道这个情况,回家就跟他母亲唠叨,岳母又把这些事儿和四舅哥唠叨,都为我在单位里难堪的局面而着急。

  于是,才发生了了我调到顺城区委宣传部工作的故事。这才是“祸兮福所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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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在造纸厂工会时的影像。)


  182月评十件好事

  在造纸厂工会工作期间,我还负责“月评十件好事”活动。这种活动每月开展一次,在全厂范围内评选出十件好事,然后在宣传栏里予以公布。这项活动在厂内有很大的影响力。

  每到月底时,厂里的“月评十件好事”领导小组都要召开会议,这也是我最忙的时候。这项活动的领导小组组长为当时的厂党委副书记王玉民同志,即现在正在写《我家住在欢乐园》的王老墨。

  我负责召集人员,那时厂里有内部电话,我得挨个儿的通知他们准时参会。但到了开会时间,总有些人迟到或者缺席。因为会议马上就要开始,我也非常着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催促。王玉民兄是理所当然的会议主持人,由各部门及各车间的负责人提供线索,并从众多线索中评选出十件好人好事儿。我得认真地做好记录,并把评选确定的十件好人好事儿的具体内容加以记载,回头我还要进一步采访评选出的当事人。用照片儿并配以文字的方式。阐述评选出来的好人好事的内容概要,并在宣传栏里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予以公布。

  这种宣传全厂两个文明建设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每期宣传栏儿前都围满了观看的职工,这也是一种较为成功的一种宣传模式。只是不知道玉民兄,还记得当时的这件事情吗?

  玉民兄稍长我几个月,当时已经是一个县团级单位的党委副书记,在厂内可为权高位重,也是我的直接领导。恍惚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30余年,当年正值中年的我们,可谓风华正茂,正是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的时候,可以说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的亲身经历者和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们无愧于我们的中年岁月,无愧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在这里我也要向玉民兄道声谢谢,谢谢你当年对我工作的支持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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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和造纸厂工会的同志们在一起,右一为作者)


  183一张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获奖证书

  这辈子也没什么值钱的收藏品,倒是收藏了许多的书和一袋子各种各样,各个时期的获奖证书。搬了三次家 ,许多衣服、鞋袜的都扔了,唯独这些书和获奖证书宝贝似的留了下来。

  在这些保留的获奖证书中,有一张64开的获奖证书。看到它,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1987年,《美报》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一次“美报杯”钢笔书法大奖赛。看到这个征文之后,立即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上小学时,我就对书法情有独钟,也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后来,还曾经在张子明、李洪来办的书法培训班学习过一段时间,技艺大有长进。看到这个征文时,我正在抚顺市造纸厂工会主抓宣传教育工作。心里想,一定要参加这个征文大赛,验证一下自己的书法水平到底怎么样。于是,我准备好纸笔,选择好要写的内容,认真地写了起来。

  我是用行书写的孟郊的《游子吟》,写完之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把作品寄了出去。当时,也没想什么获奖之类的事情。时间一长,似乎把这件事情淡忘了。没想到过来两个多月,竟然收到了评委会邮来的获得优秀奖的证书,上面标注的日期是1987年5月20日。

  看着不大的获奖证书,不禁令我大喜过望。对我来说,这是我自从研习书法以来,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也是第一次获得书法比赛的奖项。因此,对我有着很大的象征性意义,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向书法的更高层次的努力与追求。

  这件事情,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每每回想起来却恍如昨天,瞬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184难忘的中年岁月

  1988年,我38岁。在我自己界定的中年人的标准是30---45岁之间,还有7年的时间。这7年时间,我还能干什么呢?我在扪心自问。

  这一年的6月份,造纸厂进行机构改革,我和其他两位同事被改革下来。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改革了。虽然我已经料到被改革,但到底因为什么?错在哪里?却让我如坠云山雾罩之中。按工作能力和水平,我自认为完全可以胜任当前的工作,怎么一改革,我就首当其冲呢?

  这不仅使我想起了在抚顺市真空设备制造厂工作时,发生的一件事儿。大概是在1985年,抚顺市真空设备制造厂与当时的抚顺市机械制造厂合并。仍然使用抚顺市真空设备制造厂的厂名,生产这个厂的产品。当时,我听说那个厂的一些老工人知道这个消息后,不少人都哭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厂也是一家老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来很大的贡献。这回,连厂名都消失了,那些在这家企业干了几乎一辈子的老工人,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按理说,这种思想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年代,谁能抵挡住时代前进的步伐呢?

  两家企业合并后,抚顺市真空设备制造厂是总支单位,我所在的宣传科是股级。而抚顺市机械制造厂是县团单位党委,人家的宣传部是科级单位。我就是一个干事,怎么安排我,我有些担心自己何去何从。还好,我按所在单位的属性,理所当然的被安排到厂宣传部。

  没隔多久,厂里进行机构改革。我想,人家都是原班人马,我一个后来咋到的,肯定是被列为改革对象了。果然不出我所料,组织部找我谈话,让我回到原真空设备制造厂,也就是我原来工作过的老地方。合厂后,这里成了总厂的配件公司,让我到这里当办公室主任。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心里窝着一口气,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在这里呆了一年,厂里3%涨工资,我也借光涨了一级。如果在总厂,这样的好事,说什么也轮不到我的头上,这可能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祸兮福所倚”吧!我这是傻人有傻命,我这样自己安慰着自己,给自己吃宽心丸。不然,又能怎么样?

  真空设备制造厂机构改革的阴影在我的心里还没有完全散去,造纸厂的机构改革又被我摊上了,心里不禁暗自叫苦。心想,这是怎么了,怎么一改革我就会首当其冲呢?我差在那了?得罪谁了?这样的事情,始终让我不能释怀。

  这时,副处长张明良找到我说:“上总务科吧,那里正好缺个人。”在我最窘迫,最无计可施的时候,他人突然伸出援手帮你一把,当时的心情,犹如落人水中马上要被淹死,突然有人伸过来一条绳子,或者是竹竿之类的东西,把你救上岸边,从而凤凰涅槃起死回生活一般,把我感动的够呛。于是,马上答应了下来。原来,在总务科负责爱国卫生月和绿化的李秀云,调到市财政学校,我正好顶替她的位置。总务科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干,倒是挺清闲。对于忙惯了的我来说,冷不丁的还有些不习惯呢。我也想过,如果没有这个机遇,我的下场肯定好不到哪去。所以,我一直对张厂长心怀感激之情。

  干了不长时间,我的事情被妻子传到了岳母家,岳母又把事情扩展到我的舅哥耳朵里。还别说,舅哥初长浦对我的事情还真的挺上心。当时,他在顺城区工业局当副局长,告诉我说区委组织部缺个人,问我去不去。当时,顺城区是郊区,主管成区周边的乡镇。我曾经下过乡,知道到顺城区又要和农村和农民打交道,又没有人替我拿个主意什么的,心里很是犹豫。最后,还是婉拒了他的好意。其实,这是我无形中走错了人生的第一步棋。孰不知,此时的农村已经和我下乡时的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我对农村的印象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思维里。如果那时就下定决心去顺城区,我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

  此时的造纸厂,经济状况已经呈下滑态势。一些有眼光的人,开始下海经商。不过,这在当时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没有这个胆量和魄力。我不是那块料,也不敢去试水,只想着保住全民号头就行啦,那年头,许多人都和我有相同的想法。所以,一次次的失去经商发财的机会。

  过了不久,舅哥又一次找到我说,顺城区委宣传部缺一个人,问我去不去。这次,我几乎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下来。1988年夏,我正式调入顺城区委宣传部。在造纸厂时,我的工资是97元,到顺城区后,工资降为76元,这让我的心里很不爽。但到开工资时,竟然开了300多元,让我有点儿大惊失色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来,在政府机关,除了工资之外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堂的各种补贴。如书本费、误餐补、交通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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