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一块“上海牌”手表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也相当困苦。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如醉如痴的去追求梦寐以求的“三大件”。即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后来，又发展到“三转一响”。即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外加收音机。当年，如果谁家有这“三转一响，会被周围的邻居们羡慕的啧舌。
我们家有外婆、父母，兄妹5个，共计8口人。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收入。要想实现“三转一响”的梦想，简直是难上加难。唯一的办法就是节衣缩食，口挪肚攒，别无他法。之所以叫“三转一响”，是因为缝纫机有转轮；自行车有两轱辘；手表内有圆形的齿轮，收音机当然是有响的了。不知父母靠这种办法积攒了多长时间，竟然买了一台收音机。清楚地记得是一台“新时代”牌的电子管收音机。后来又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加上父亲为了上下班方便早就买的一台二手的日本产的“富士”牌自行车，我们家基本上实现了“三大件”的梦想。人们之所以如此的钟情于“三大件”，其根本原因是它们的实用性。缝纫机，为缝缝补补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还可以用它做衣服裤子；收音机，可以用来听新闻、音乐、戏曲，丰富家庭的业余生活；自行车，可以驮粮驮菜，承载其他的重物。我们兄妹，都是靠着它学会了骑自行车。
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手表相当的不好买。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每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有严格的规定。然后，再按计划分配到各个地区。实行的是配额供应，而且光有钱还不行，还得用工业券。为了彻底实现 “三转一响”的家庭梦想，父母托在贵州支援三线建设的老邻居，买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当时的价格是120元人民币。至此，我们家终于实现了“三转一响”的家庭梦想。我曾想过，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家能在较短的时间里买全这些物品，和母亲也参加了工作不无关系。否则，单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恐怕很难实现这种愿望。
1968年，我下乡后得知父亲又买了一块“天津”牌手表，准备把“上海”牌手表给母亲戴。然而，当我回家探亲时，母亲却执意要把这块表送给我戴。我说：“我成天在地里干活，戴这玩意干啥？”心里却想，母亲留着戴，工作和生活中，手表对她来说比我更重要。于是，我一个劲的推辞。但母亲好像铁了心似的，非得让我戴。看到此情此景，我无可奈何的戴上了它。
在我们青年点或者是在全大队的社员中间，或许我是寥寥可数的几个戴手表的人，常常有人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就是我们小队的队长，每天都得问我好几次几点了。在此之前，人们收工时，只能看太阳，判断大概的时间。如果是阴天，就会给判断带来失误。从我有了这块手表，队长心里就有谱了。有了手表，经常会有人问你几点几点了。这时，我会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撸起袖子露出手表，告诉他几点了。心里却美滋滋的，好一个显摆。
不过，刚开始戴时，也闹过一些笑话。有一阵子不知怎么搞的，手表动不动就停摆。这时候，当有人问我几点时，往往会令我很尴尬。后来，才慢慢地知道。原来，是怕把表把拧折了，不敢使劲上弦，这也难怪手表动不动就偷停。
可以遗忘了岁月，可以淡漠了年轮。却铭记住了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经年往事。比如这块“上海”牌手表，它伴随我渡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长河。直到后来我结婚时，又买了一块“英格”牌手表，才结束了我和那块“上海”牌手表的情缘。
135一辆日本产的“富士牌”自行车
在我的眼里，“三大件”中的自行车是最实用的，它可以代替许多人挑肩扛的劳累。把重物用绳子捆在后货架上，依靠两个轮子的驱动，就可以把物品顺利地运送到目的地。其实，我们家在很早很早之前就有了自行车。我小时候，家住在一道街果品批发市场的那个位置。
父亲当年在抚顺矿务局11厂上班。每天要从家里走到矿务局电车站，这段行程快走也得15分钟。从矿务局电车站经南台电车站，到东岗电车站下车后。步行到抚顺矿务局11厂，最少也得20多分钟。
关键的问题是坐电车得掐准钟点，只能提前，不能延后。你晚点了，电车是不会等你的。另一个问题是，电车经常晚点，尤其是冬季的冰雪天气。但凡坐电车通勤的人，都有这方面的体会。晚个十分八分的算幸运，有时候晚点会超过一两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这就让等车的人非常的焦虑。等车挨冻不说，上班还得迟到。
我能想象得到，为了生计父亲上下班时的辛劳，因为我也有很长一段儿时间坐电车通勤。因此，更能理解父亲上下班时的艰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父母口挪肚攒的，买了一辆二手日本产的“富士牌”二八型加重自行车。可能是这种自行车材质好，因此特别的抗造。我心里想，父亲再也不必上下班，看钟点儿等电车了。也不用徒步走到电车站，下车后再走到单位去了，这样每天可以省下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搬到栗子沟之后。父亲上班离单位近了，因为上班途中要上一个很高的山岗。父亲就不怎么骑自行车上班了。后来我上了小学，个子也有自行车那么高了，于是就练习骑自行车儿。上不去自行车儿，就采用“掏裆”的方法练习。这种方法可能许多像我这样的孩子都经历过。说 “掏裆”的骑法也很形象。就是用双手扶住车把，左脚蹬左脚蹬子，右脚从三角梁下伸过去，踩右脚蹬子。熟练之后，骑起来也能风生水起，稳当的很。后来弟弟妹妹们长大些后，也都是用这种方法，学会了骑自行车儿。学会了“淘裆”，长大后学习骑自行车儿就容易多了，我的体会是，只要你学会了骑自行车，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生活困难时，父亲在矸子道种些粮食作物。如大豆，高粱，玉米等，当成熟的时候儿，把收割下来了粮食装在麻袋里，再用自行车推回家，有一次我逞能地对爸爸说，让我来骑吧。自以为已经长大了，应该为父母减轻点负担。当骑到一个没有人看守的道口时，因为有一个小小的陡坡，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勉强推了上去。这时，一辆栏木杠子电车，当时的人们都这么叫。可能是日语的口译吧，其实就是电动机车，向我迎面驶来。此时，我已无力把自行车及车上麻袋里的粮食推出道口了。急得我满头大汗，又舍不得丢弃自行车和粮食，站在那里发呆。父亲远远的看到了这一幕场景，飞快的跑了过来，就在他把我和自行车及粮食拽出道口的刹那间，那辆栏木杠子机车，就从我们的身边飞驰而过。把我吓的差点尿裤子，再看父亲，也是吓得脸色煞白。好险！
家里买粮，买白菜、萝卜、土豆，自行车都能派上大用场。为家人省了很大的体力。那时，周围的邻居家没有几家有自行车的，所以只要不用它的时候，邻居们家里若是买什么东西，都会向我们家借用。或者是要去市里办什么事情，也会来借。这么说吧，我家的这辆自行车几乎成了公车，为我们家的家庭建设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直到我下乡时，这辆车子自行车还在。当我下乡两年多，又当了五年兵之后回到家里时，发现自行车已经不见了踪影。忘了问没问过父母及弟弟妹妹们，这辆自行车到底儿哪里去了。也忘了他们告没告诉过我，这辆自行车的下落。是丢了？还是被人偷走了呢？我不得而知。但这辆我记忆深刻的自行车，每每想起。仿佛总有一种温暖在心头。
136“新时代”牌收音机
大概是1958年，我们家买了一台”新时代”牌儿的电子管收音机。我不知道当时的价钱是多少，但肯定是个不菲的价格。也不知道父母是如何紧衣缩食，口挪肚攒的买这台收音机。印象中，在我下乡前，我们家基本上实现了“三转一响”的家庭梦想。尽管不是什么名牌儿产品，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买齐“三转一响”的家庭也为数不多。
自行车是父亲为了解决上下班通勤的问题，而买的二手日本产的“富士”牌二八型加重自行车；手表是上海产的’“上海”牌手表；缝纫机是“飞人”牌的，现在可以仍然使用。因为现在衣裤等，没等穿坏就已经被淘汰出局处理掉了。所以，也就很少使用了。忘了这种缝纫机是哪里产的了，估计也是上海产的；至于收音机就是我在前面说的“新时代”的牌子。
买收音机的时候我刚上小学，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拧开始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节目。这张档节目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小喇叭”节目了。节目开始前是一首小喇叭吹的前奏曲：“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随后是一个小朋友清脆的童音：“小喇叭节目现在开始广播啦。”现在还记得在这档节目里播送了一个叫灰姑娘的节目，可能是广播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就是听孙静修爷爷讲故事，每到这时，我都会全神贯注地收听广播，甚至连父母催我吃饭都懒得动弹，直到节目播送完了，才恋恋不舍的关掉收音机。后来，我曾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要求重播灰姑娘节目，我非常喜欢听。少儿部收到我的信后，还给我寄来了一张精美的红色卡片做纪念。这张卡片我一直珍藏着，直到去年搬家，终于不知道放到哪去了，让我感到很遗憾。
我也是在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唱的《我的祖国》。那优美的旋律，朴实的歌词，把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思想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这首歌儿直到现在仍然被广泛传唱，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这台收音机在我下乡前就不知道哪去了，是坏了？卖了？还是怎么了，我就不得而知了。或许因为这台收音机的消失之谜里面，会有什么样值得留恋的故事。等有时间我回栗子沟时，问问我母亲或者弟弟妹妹们。如果这里面真的有什么好听的，值得留恋故事，我一定会仔仔细细的讲给大家听，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