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是我们这一代人抹不掉的记忆。我们有着共同的喜怒哀乐，而每日里，单调和忙碌的生产劳动，则是知青生活的主旋律。在北大荒，我们体会到耕种的繁忙劳动的艰辛，可谓是“粒粒皆辛苦”，我细细数来，总结最艰难最困苦的活计。
1.最危险的活，池畔放炮打石头
我是基建排的，每年冬天，都要在排长杜发的带领下，到三泡子边放炮打石头，为兴修水利和天暖盖房准备石料。
东北的冬天，寒冷是众所周知的。早饭后，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穿戴着厚厚的衣服，帽子、手套、围巾、棉胶鞋，装备齐全一样都不能少，腰间还系根绳，尽量让自己暖和些，脚步匆忙地奔赴劳动场地，磨磨蹭蹭会把你冻僵。
到了三泡子边上，人们紧忙活不能停，干劲儿十足。劲儿大的男知青抡大锤，胆儿大的掌钢钎（因为对不准就会砸伤），女知青用撬杠撬石头，单个女知青搬小石头，大块的石头用卡钩勾住后，两个人用扁担抬。据女强人阿金回忆：“抬石头的时候两个人要相互配合，一个人左肩一个人右肩，手拉着杠中绳索，脚步同步的横着走”。好一派热闹繁忙的劳动场面，当然，搬石头要时刻注意安全，减少砸伤手脚，实际上碰伤天天有，但大家很勇敢，轻伤不下火线。
然而干这些活得有一个前提，要在石头有所松动的情况下才能干，于是点炮炸石头，就成为重要艰巨的任务。这个活儿需要胆大心细，勇敢、反应灵敏。用戈耀明的话说：“放炮打石头就是险”。导火线的长度，撤离人员跑的速度，和相隔的距离都要考虑周密到位，稍有不慎就要出人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在排长的带领下，确定位置，凿眼放炸药，接雷管连导火线，这些活要一步一步做到精准到位，不能有半点含糊，最后一步则是点炮了，也是最危险的活儿了。
记得我点炮的经历（只有这唯一的一次），首先要求其他的同伴撤离到安全地带，我们在各自的位置待命，这时排长递给我一支点着的香烟，反复叮嘱告诫点火必须同时，决不能有先有后，一定要听从命令，这点要牢记心中。一声令下点火，我的心真的咚咚直跳，手有点抖，是害怕、紧张、刺激说不清楚，用握着香烟的颤抖的手，把导火线点着后，我们赶快撤离，越远越安全。
穿着厚重的棉衣在雪地里跑是很费力气的，但也要拼命地往前跑，生怕跑慢了出危险，我终于到了安全地带和大家站在了一起。这时同伴们不聊天，认真地数着炮响的数，因为几个人点炮就应该响几声。随着轰隆隆的炮声，大块小块的无数的石头从天而降，景象可壮观了，跟演电影一样。炮声结束，大家马上发现了大问题，少了一声炮响，嘀咕是怎么回事。排长说别着急，再耐心等等看。在确认不会出问题后，我们回到点炮现场，结果是我点的那个炮没响，确切地说，是没点着导火线。
我当时只顾紧张，觉得点着了，实际是没点实，看到别人跑，我也就跟着跑。这事儿受到大家的责备，自己觉得很内疚，艰巨的任务没完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但同时已经觉得自己很勇敢了，很了不起了（没自知之明了）。现在回忆起来，这活儿确实是很危险的，这么多年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庆幸在多次的采石中，人没出什么大危险。
2.最腰疼的活，大田割黄豆
大豆是东北的特产，颗粒饱满，营养丰富，记得每次回家探亲，大家都要带上几斤黄豆回北京。大豆生产过程，从薅草，铲地，大田收割，上场院入库，这些活基本我都干过。
印象中最腰疼的活儿，就是割黄豆。按照戈耀明回忆，“割黄豆的感觉就是累”；吴晓玲讲，“如同上战场，是大田最累的活”，我深有同感。黄豆垄之间狭窄，两脚只能迈着一字步，向前走。黄豆棵子矮，不像麦子长得高，割黄豆就需要大弯腰；黄豆杆粗而且有刺，所以割的时候费力气，还要尽量避免扎手，这就决定人们割黄豆困难多了。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一人把六根垄，猫腰低头铆着劲儿，迈着一字步，两条胳膊在不停的劳作，拼命地向前割。如果镰刀磨得太快，豆棵杆儿粗，刀就锛了；但如果不快，那就连根拔起，完全靠胳膊又拉又拽，可以想象要费多大的力气，真的不好掌握。当然不乏有手脚麻利的精英，卢嫈嫈、阿金，还有左义琴、张惠兰，总是冲在前面，眼到手到，镰刀翻飞，用的是巧劲儿。
我是属于特笨的，连拉带拽呼哧带喘，虽然力气用到了极限，是属于打狼的。用东北话，干活总在后边的，就称为打狼的。到了收工，我的腰像折了一样，不是用一个“累”可以形容的。上炕的时候抬腿都困难，嘴里本能地发出“哎呦”的叫声。东北人讲话，累得拽猫尾巴上炕。我躺下，放平了直直腰，饭都不想吃。休息一宿，第二天接着重复，最让人腰酸背疼的割黄豆，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3.最难过的活儿，冬夜拉沙子，车坏中途
每年冬天基建班的女生，都要坐着毫无遮盖的敞篷拖拉机，到50里地以外的德都沙场拉沙子。沙子是盖房，建仓库，修场院都需要的重要原料。我们是夜班拉沙子。
东北冬天的冷，众所周知，而冬天黑夜的冷，则是触到人类耐冷的底线了，零下四十几度。我们一拨四五个人，每班装卸两车次。驾驶员赵玉乾、龙祥。因为冷，我们女生和驾驶员挤在驾驶楼里，实际上里面也不暖和，就是包了一层铁皮。虹妮晕车，只能坐在车斗外边。无论坐里面还是坐外面，就是一个字“冷”。往往到了沙场，师傅心眼很好，把车停在装车的最佳位置，我们一锹一锹使劲干，等装满半车沙子以后，就更费劲了。因为沙堆越来越高，显得人越来越矮，这真是力气活，好不容易装满了，车开走回连，卸车。
我记得能吃上炊事班敖文龙为我们做的热腾腾的浇着辣椒和葱花卤的热汤面，太美了。沈彤英连夸面条特香特别好吃，吃完赶紧再拉一趟，这样往返继续。在装上沙子返回的路上，沙子上边铺上麦秸，每个人再裹上军大衣，坐在车上颠簸，是挺辛苦的。梁淑琴把她母亲给她做的小羊羔皮袄给我穿，比别人暖和些。如果拖拉机在半路坏了，可就惨了，我赶上好几次。有的时候驾驶员能修好，接着往回开，而有时就彻底坏了走不了了，麻烦就大了，车撂在半路，人只能靠两条腿往连里赶。夜间极少有顺路的车，那是又冷又累又害怕。到处是黑漆漆的大片荒地，没有人家没有灯光，更没有路灯。这一走，五里、十里甚至更远。为了壮胆，我们大声说话聊天，实在累了，没力气说话了，也要互相鼓励，不能丢下一个人，谁也不能停下脚步，一个都不能少。
东北的冬天，特别是黑天，能冻死人。好不容易回到连队，我们累坏了，白天师傅修好车，第二天还要接着干。每次出发前我们心里都在祈祷，“车，千万别坏了，别把我们扔在半路，让我们平安回连吧”，千万不要再出现这种悲催的事儿了。
4.最臭的活儿，冷水中沤麻起麻
秋天，在冷水中起麻是件很遭罪的活儿，准确地说是又冷又臭。记得像北京10月下旬的温度，水很凉。男知青穿着短裤，有的人为了取暖，干活前喝点儿酒。女知青则要穿着长衣长裤，在冷水中忙碌。经过沤制的麻是无比的臭，比大粪难闻。这时候的麻表面湿滑，好像表面有一层绿色的臭膜，拿到手中黏糊糊的，而且麻捆很重。
女知青的活儿就是把成捆或者散捆的臭麻往池岸上运，齐腰深的水，自然无法看清水底的状况，坑坑洼洼，甚至还有锋利的能把人划伤的石块。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忙碌，有时会怀抱着整麻捆摔倒在水里，弄得衣服整个湿透了，头发甚至都湿了，衣服上头上都沾上了臭味，被冷风一吹，身上起鸡皮疙瘩浑身打哆嗦。大家没有埋怨，都在按部就班地劳作。
干完活儿以后，女知青迫不及待地往宿舍跑，简单地洗洗后，赶快钻被窝暖和暖和，半天才暖和过来。体力恢复后，大家再洗衣服。衣服上的臭麻味很顽固，要比往常多洗好几遍，晒干后一闻，麻臭味还在。
回忆那段艰苦的生活，真没有哪个知青，因为活儿危险，累、脏、臭就请假不出工的，反倒各个都是拼着命地干。如今50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年过6旬，而知青生活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永记心中，不会忘记，它曾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的一部分。
（作者：于秀云，1953年7月出生，女，北京第67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12日来到2连，农工2排6班班长。1975年10月，被推荐到北京师范学院上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