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的一次战友聚会时，听到师傅王克己去世的消息，我震惊，愣住了。王克己，多么好的一位师傅，60多岁，人就走了。1973年是我和师傅最后一次见面，以后的几十年里，师徒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想到这里，我感到内疚自责，一种凄楚的感觉涌上心头。
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北大荒，脑海里常常会出现师傅那熟悉的身影。下乡那年，师傅三十多岁，中等个子，精力充沛，快人快语。师傅那黝黑的皮肤，饱经风霜的脸上，常常不经意间流露出机务人员的艰辛。
1969年春节刚过，连队安排我和戈耀明、刘长宝、陶善杰四人到机务排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着实让我兴奋不已。几天后，我被分配到康拜因上，成为王克己师傅的徒弟。我本以为上康拜因是领导安排的，没想到师傅说，我是他点名要来的。他和同行谈论机械上的技术，看到我站在旁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的议论。他凭着专业直觉，看出我对机械的兴趣，向连里领导点名把我收为徒弟。
学徒的日子里，师傅带我做过各种工作。他极为认真地手把手地教会我驾驶和检修康拜因，教会我使用和修理其它农机具，还传授给我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实际操作经验。
康拜因的维修十分复杂。为了让我弄懂其工作原理，师傅把主要机械部件分解拆开，耐心地介绍零件的名称和作用，细致地讲述康拜因维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然后看着我安装，边操作边指点。在操作中，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只要提出来，师傅不厌其烦地认真解答，直到我弄通为止。
老实说，和师傅相处的那些日子，是我学到机械工作原理最多，实际操作技能和维修技术提高最快的时期。师傅的传帮带，让我迅速全面地掌握了康拜因驾驶维修技术。
1971年春夏，师傅被部队农场借去。康拜因上剩下我和师妹贾国荣，两人学徒时间加起来才只有3年。我俩用学会的技术，对康拜因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和保养。麦收时节，师傅从部队农场赶了回来。经过试运转检查的康拜因，以完好的工作状态投入麦收，顺利完成了任务。
几十年后的今天，上至中央，下到坊间，人们都在大谈“创新”。“创新”这个词即前卫，又时尚。当年的师傅就是个勇于创新的技术革新能手。农业机械如何适应生产实践，是工作中常遇到的问题。在二连，师傅对连里的农机具进行多次革新改装。
那时，连里的播种机只能播种不能施肥。师傅就在播种机上改装添加施肥装置，使播种和施肥一次完成，减少了重复劳动，加快了工作进度；大幅度地降低劳动成本，全面提高了生产效率。
由于设计缺陷的原因，康拜因四个键箱在运转时，它们之间的缝隙会发生漏粮。师傅认真研究后，对康拜因进行改造，在键箱下方安装“第三清选室”，把漏下的粮食接回到粮仓，降低了损耗，提高了粮食的产量。
为了加快秋收的进度，师傅设计改装了牵引康拜因的大豆低割装置。用康拜因直接收割大豆，在农场是个创举，直接收割可以节省大量的劳动力，降低损耗，做到粮食一次进仓。在实际收割中，因地里碎石多，损坏机器，试验被迫终止。
文革时期，物质全面匮乏，要啥没啥，革新的难度可想而知。为搞好改装，师傅开动脑筋四处查找资料。没有图纸，就边摸索边改装。没有现成的零配件，就找其它材料替代，或者自己动手加工制作。改装时，师傅经常提出问题与我探讨，启发我的思考。为了加工制作配件，师傅要我计算材料的尺寸和各种角度，在实践中学习，在参与中提高获得的成就感，给予我钻研技术的信心与动力。师傅的创新精神始终深深地激励着我，以至我年纪轻轻，就有了制造收割机的梦想。
师傅是个爱思考的人，工作态度严谨一丝不苟。春播期间，常能看到他蹲在麦地里，用手拨开浮土，手拿着卷尺，检查种子的播种深度是否符合技术要求。播种量无论大小，都会影响粮食产量，他一颗一颗地数着每米播下的种子数量是否达到标准，对实际操作的精准度要求非常高。
麦收中，康拜因作业前，师傅一定要从割晒下的麦趟子里取出麦穗，用手心搓揉，轻轻地吹去麦壳，查看麦粒的成熟程度。然后从中取几颗放入嘴里嚼起来。凭着麦粒的硬度，他可以断定麦粒的水分是否达到康拜因拾禾的标准。康拜因作业时，师傅跟着走在后面，不时地从集草车里抓出一把麦秸，查看麦秸上面是否还留有麦粒。偶然间，他会弯下腰，低头留意地上有无从机器上漏下的粮食。
康拜因是农场最复杂的农业机械，师傅对它的熟悉了如指掌。诸如康拜因的构造、工作原理、使用操作、维修保养要求，甚至传动轴的长短规格，不同轴承的数列编号，各种三角传动带的长度，他都一清二楚。康拜因检修时，师傅细致入微，从不疏漏任何一个部件。农田作业时，师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不放过机器出现的任何异常状况。对故障排除，更是师傅的拿手戏。遇到问题，他思路敏捷，判断准确，眼明手快，干净利落。师傅的高超技术，是农场同行们一致公认的。
师傅的拖拉机驾驶技术是一流的。大田作业时，播种和起垄是最考验驾驶员水平的。无论播种还是起垄，机车下地作业的第一趟称为“打堑”。在长度一二千米的地块里，插立上三四个标志杆，拖拉机手对准标志杆一路开过去，身后留下的印迹笔直不能有弯儿。师傅“打堑”时，只需在地中间立一个标志杆，播种或起垄时就能做到一条直线。拖拉机驾驶达到如此水平的，在五大连池农场也没看到过第二人。我知道，那两个没有立起的标杆，是在他的眼里，是在他的手上，在他几十年的驾驶生涯里。
师傅平易近人，受人敬重。他心地善良，工作中非常照顾我们徒弟俩。麦收任务繁重，重在抢农时，争在雨季前，让粮食入仓。康拜因必须加班作业，天气好的时候，机车要连轴转，人歇车不歇。工作越是紧张，师傅越是关心我们，总是让我们回宿舍歇息，自己经常工作到深夜。
师傅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文革期间，他看见有人用棍子往女青年身上抹粪，上去就把那小子揍了。没料想，挨打的人是农场里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结果引火烧身。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师傅被那些人抓住不放，成了造反派的活靶子，开会批斗了好几个月。
师傅是六级工，是整个五大连池农场中屈指可数的高级技工。在2连，师傅挨整后，只是机务上的康拜因手，没有正式担任过排长职务。按理，他可以只做自己份内的事情，轻松地工作。然而，经常见到师傅在田间地头，为连里领导出谋划策；在大田作业的第一线，他协助领导合理地调度安排工作，作业中严把质量关；在农机具停放场上，他又投身于革新改装。
他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我，然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什么原因使师傅如此尽责，如此执着地工作，不是排长，胜似排长，成为2连人们心目中最为尊敬的人。
1972年初，王师傅离开了2连，调到沈阳军区3016部队农场工作。宋善登接替师傅的工作来到了2连。此后三年，我继续在康拜因工作。工作中，有时我忍不住会想起王师傅。想起他在技术上的无私传授，想起他工作的敬业态度，想起他永无止境的创新追求。
1973年9月，陈煊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录取。上学前，我俩去部队农场看望师傅。在部队农场，师傅带我们两人参观了从德国进口的前悬挂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师傅介绍说：“这是一台效率极高的收割机。脱谷干净，晚上有露水也能作业。宽大的收割台，只用两个直径12毫米的螺丝固定。在低洼地作业时，轮胎能自动放气，增加与地面接触面积，避免陷车。”说话间，师傅的神情中流露出对农业机械新技术的感叹，对祖国农业机械现代化的期盼。我不由得想，假如中国也能制造，我也能驾驶这种收割机作业，该有多好啊。
与师傅相处的日子里，他很少谈及自己的过去。他只告诉我，1950年初，19岁那年，他考入农业部举办的北京农业拖拉机训练班，成为全国第一批拖拉机手。他参加过国庆节游行，在天安门前，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
后来得知，师傅完成了拖拉机训练班的两年学业，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军入伍。他们驾驶着拖拉机，来到黑龙江省密山地区，加入920师和921师官兵组成的屯垦戍边队伍。在那段艰苦垦荒岁月里，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几年后，师傅随部队转业来到黑龙江铁力县十一农场。1965年调到了五大连池农场。文革期间，他又调到了沈阳军区3016部队农场工作。1976年文革结束时，师傅在部队入了党。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师傅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留着的正是当年风餐露宿的艰辛。
师傅作为北大荒的第一代拓荒者，他身上有一种“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正是靠这种精神的激励，师傅执着地投身于自己热爱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中。
几十年来，我们这一代人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如今，我已是两鬓斑白，年奔古稀。我真的后悔，没有在知青返城大潮离开五大连池的时候，去看望师傅。虽有遗憾，但这些年来，自己时时也感到非常的幸运。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刚踏入社会，就遇到了师傅—— 一位农场乃至黑龙江农垦系统优秀的康拜因手。师傅的优秀，不仅仅在他精湛的技术，更在他的人品，在于那种对工作敬业，为农业机械化无私奉献的精神。
我和师傅一起工作不到三年，师傅对我成长所起的作用，是巨大恒久的。他那“无私、敬业、奉献”的北大荒人的精神，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50年后的今天，思绪万千，心如潮涌，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师傅——王克己。
作者简介：秦尧起，男，1950年11月出生，上海浦光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13日来到2连，连机务排联合收割机手，师从全国第一批拖拉机手王克己。1975年3月调3连，1979年3月顶替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