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爆发了。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部队也要闹革命，整个社会秩序都被打乱了。成千上万的老师、干部，还有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都被红卫兵或造反派打成了“走资派”、“反动权威”、“黑五类”、“牛鬼蛇神”，惨遭抄家批斗。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都作为“四旧” 遭到了大革命、大批判。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名胜古迹作为“封、资、修” 被毁坏和封闭了。国家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直到1968年3月，全国中小学生才开始返校，被称为“复课闹革命”。开学不久后的课堂上，老师对全班同学说: “你们想学什么，我就教什么。” 大家踊跃发言，想学什么的都有。可才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居然初中毕业了，到底学到了些啥？还真的说不清楚。
当时全国66届以后的初高中“老三届”以及我们69届毕业生，有几百万青少年需要安置。那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69年8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学校来招人，说兵团是部队待遇，来的人又都是亲人解放军，我和孪生姐姐珠珠就一起报了名。从报名政审到出发只有三天时间。托运装箱子那天，当我们把大帆布行李袋放在路边等待集中装车时, 碰巧，衡小燕的姐姐路过看见我们问道: “你们今年多大了？和晓燕一样大吗？”我们回答说：“应该一样大吧? 我们快十六岁了”。她惊讶地说：“你们都才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呀！怎么就下乡了呢?” 可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孩子，我们满怀着豪情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的五大连池，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2连，加入到“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队伍之中，这一去就是八年。
五大连池地处黑龙江中西部肥沃广袤的松嫩大平原边缘，距离哈尔滨市380公里。当年火山岩浆喷发，阻塞了白河河道，形成了五个湖泊，成为我国第二大堰塞湖，并被十四座火山群环抱。火山峰峦耸立，林木茂盛。山脚下，岩浆凝固形成的青色的、黑褐色的石龙面目奇异，起伏连绵，有的状似浪涛翻卷。夏日里，连池湖水映着火山的倒影，碧波荡漾，白云朵朵，渔船往来。覆盖在丘陵大地上的麦田，如同一层美丽的金黄色的天然地毯。清风拂面，麦浪滚滚，金光灿灿，风吹草低见牛羊，好一派北国风光的瑰丽景象。
小时候，珠珠算是家中最聪明的孩子。无论游泳、骑自行车、做作业、打篮球、拉小提琴，甚至上大学都是她领先。到了北大荒，她割麦子割得特别快，在最前面的那拨人里，肯定会有她的身影，有时候收工了她也不知道。有一次，我只好到麦地深处找她。我一边高一声低一声的喊着她的名字，一边深一脚浅一脚的踏在垄趟里。直到我都走累了，才看见她穿着妈妈的苹果绿的裤子，弯着腰像个大西瓜，还在那里不停地割着麦子。我拍拍她的“大西瓜”告诉她，收工啦！由于珠珠工作表现出色，连里调她到连队良种试验站工作去了。我曾好奇纳闷的问过她: “你割麦子怎么那么快呢?” 她的回答很简单: “我的镰刀特别好使，顺手。”古人说:“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可我拿着她的镰刀比划了几下, 并不觉得有多好使。
看到珠珠的进步，我也想加把劲儿，好好干。不是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嘛。北大荒是国家的粮仓，要想让小麦、黄豆、玉米有一个好的长势，稳产高产，就得加强田间管理，勤伺候。夏天锄草，麦豆收割都是扒皮累人的活儿，虽然有“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为了争时间不误农时，农工排的战士们都要下地参加抢收。黑土地上，阳光之下，我和同龄的小伙伴们并肩战斗, 奋力收割，挥汗如雨。我终于体会到了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实含义。割麦子要讲技术，割大豆最为累人，深弯腰，迈大步，“噌噌噌”，闷头就是几十米。一天干下来，不知腰腿为何物。幸亏那时年轻，地头歇一会儿，睡个好觉就能恢复过来了。晚上，宿舍里有的人有时想家想得直哭，也触动了我对爸爸妈妈的思念。在我们下乡的时候，他们已经随单位下放到河南漯河那边的“五七干校”去了。
冬天这里最冷能到零下40多度, 五大连池冰冻得河上能跑满载的大卡车。冬季里变农闲为农忙，冒着严寒放炮炸石头修水利，闲时还要刨冰、运土，为来年春种积肥。刚到2连时，冬季出工，我们还是城里人的习惯，出门喜欢戴口罩，以为这样可以防冻。没想到适得其反，不仅不防冻，还因热气从口罩中溢出，殃及周围，常被冻伤。皮肤冻伤了，不敢用手碰，只能用雪擦，一旦擦不过来，就会长疮流黄水，冻伤的创面不挠就痒，一挠就会疼得钻心。秋季里，手脚长冻疮更是平常的事。后来大家习惯了严寒天气，冻伤的事就很少发生了，因为毕竟我们年轻，慢慢地适应了环境。
好在东北的房子屋里有火炉、火炕或火墙，窗户大多是双层玻璃, 有的玻璃夹层中间铺着锯末。冬天室外寒风刺骨, 我们睡的都是火炕，屋里有火炉，室内烧得热呼呼的。2连的女生住的是新盖好的宿舍。我到五连砖厂,住的是旧平房。几十个女生住一个大的房间，南北对面两铺大炕。入冬前，为了保证取暖效果，按照东北人的生活习惯，都要扒炕抹墙，疏通烟囱，整个冬季无论白天黑夜，连里都安排人在屋内值守，专烧火炕和炉子。
北大荒盛产小麦大豆，刚去的时候，连队食堂蒸的大白馒头又暄腾又甜，炖的新磨的豆腐又鲜嫩又香。多年来，平时最常吃的菜就是大锅熬的土豆圆白菜，东北人叫“大头菜”。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菜也不能多给，大家的饭盒里总是汤汤水水的。当时流行的顺口溜儿是：“从黑河到赵光（兵团一师师部所在地），兵团战士爱喝汤，早上喝汤迎朝阳，晚上喝汤照月亮”。偶尔一顿冻豆腐圆白菜炖粉条已是难得，肉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吃得上。记得下乡那年遇到自然灾害，第二年春天团里断粮了，面粉没有了，很快地，玉米子、小米饭也吃不上了，只能吃麦麸子做的馒头，像忆苦饭一样很难下咽。有时往地里送的饭，甚至晚饭吃的竟是蒸南瓜就咸菜。
当时插队的知青是挣工分, 我们兵团农场是发工资，每月能拿到32元钱。有时大家就到团部商店，到德都县城，买水果、鱼肉罐头打牙祭改善生活。虽然大米饭难得一见，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里吃得还算温饱，就是蔬菜单调，土豆萝卜大头菜。高寒地区水果品种少得可怜，记忆中除了苹果就是梨了，所以，不管什么水果，当地人不叫官称，通通都叫一个字“果”，北大荒常见的果就是冻得黑黑的秋子梨——冻梨。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爆发了激烈的边境军事冲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那时的宣传是，准备打大仗，准备打核战争。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到连队不久，团里要求各连队能够学会识别当地的中草药，以备战时之需。同学中间, 魏曼华也对中医中草药有浓厚的兴趣。三池子边有一片开阔的草地，农场老场长的坟就在那里。春夏季节，池子边绿草茵茵，鲜花盛开。我们一干人跑到这片茂盛的野花野草中识别过中草药。如什么是车前草之类，还要了解其药理药性等。其实中草药的效用一直有争议，但在医疗条件贫乏有限的地方，就地取材还是值得提倡的。
以前，我们家住在南院小北院的时候，一位中医研究院的针灸大夫，就住在我们家楼下。文革初期她在家没事，曾手把手的教过我针灸行针和找穴位。比如环跳穴：取侧卧，在臀部的位置上虚画一个十字，交叉点上就是此穴。人体的构造是背如饼，腹如井。所以背部，包括肩部和头颈用针都要非常小心。而胃肠病痛在腹部的穴位却可以用三寸的长针。足三里双穴是长寿穴；内关、极泉、心俞可是心脏保健的要穴。记得兵团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2连的时候，有时我会主动给同学战友或老职工家属针灸治治病。我还尝试过用空的水果罐头瓶, 用报纸条作火捻儿，给人拔火罐儿。有人哪儿寒痛什么的，就给她拔上一罐子。
记得调到砖厂后盛夏的一天，天酷热气温高，有个中年男子路过我们连队，可能是烈日下走路太久了，头痛难忍。当时连队卫生员不在, 那个人只好无奈的抱着头, 坐在地上很痛苦的样子。我问他怕不怕扎针? 他说只要能治好他的头痛, 怎样都行。我就拿来用酒精棉球消毒过的针灸针，在他头部几个要穴扎了几针，他马上就说不疼了，谢过后就继续赶路。银针虽小, 它的妙处在于：以痛治痛，手到病除。
1970年春天，我们5班从2连调往五连，前往金龙岗开荒。上海知青朱福珍是我们的班长，北京知青记得有朱晓红、崔一玲、王雅娟、袁辉丽等。哈尔滨老知青，高中生梁原华成了我们的指导员, 记得连长是一名带着家属的退伍军人。五连是新建连队，一师独立一营解散后撤到五团安置，其中一批上海知青和鹤岗知青分配到了我们新连。后来认识了上海知青韩金女。金龙岗的生活很艰苦，刚去时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后来在连长和老职工的带领下盖好了一排平房。清晨出操跑步，干活儿回来，大家端着脸盆排队打水，每人只有三水舀子热水。水怎么用是自己的事，刷牙洗脸，擦澡洗脚，甚至晚间的饮水都在其中了。晚上，有人误喝了洗脚水的事也曾有发生。我们连队扛麻袋的重活儿，一般多是男生担当的。记得天津女知青，排长赵建华在扛麻袋中, 就造成了腰椎损伤。我钻到麻袋底下，人根本就站不起来。
2连离团部近，到团部买东西，到礼堂看电影都很方便。而我们5连，要从金龙岗列队行军，走上40至50分钟才能到团部大礼堂。有人鼓励大家说: 要知行军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这段路程自然就是小菜一碟儿了。北京知青杜蒲（曾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在社科院读博士,已因病去世），当时他是连队里的司号员和通讯员。他年纪最小, 却几乎每天都要步行往返于金龙岗和团部之间。他经常是背着大书包，扛着大口袋，给大家送来望眼欲穿的家信或包裹等。当他通知我, 2连我姐姐那里刚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时，我好高兴！
几天后，是冬季的一个晚上，5连的人到团部礼堂看电影，每次换片盘的时候，马上就会响起 “咚！咚！咚！” 的声音, 最后连成一片的闷响，这是大家因寒冷集体跺脚的声音。看完电影路过2连，我趁机到宿舍和珠珠说了说话，并分取了妈妈寄来的小包裹。只一会儿的工夫，五连的队伍就消失在夜幕之中，不见了踪影。那可是冬季的夜晚，天空漆黑一片，虽然地面上有茫茫白雪的微弱反光，我独自一人还是迷路了。幸亏文革时，我们几个发小跟着中学红卫兵到外地大串联过，练就了敢于冒险的精神。迷茫中，我很快冷静下来，寻找着熟悉的记忆。突然，我看到路旁不远处，矗立着一根高高的电线杆，电线一定是沿着公路架的。我灵机一动，数着电线杆，找到了回金龙岗的路。半路上，遇到了韩金女几个掉队的女生，大家结伴而行终于安全归队了。看来，遇事不慌才能救自己。
不久，5连开荒不成，我们又从金龙岗搬到2连北面的三池畔，新建了砖厂。据说那里的土质更适合制砖，用水也方便。每天我们就围着切坯车床忙活。长方形的黑色泥条从机器里拱出来，一人在切坯车床上浇上水，等泥条过来，一踩脚踏板，金属长形挡板推挤着泥条到钢丝前，一下就切出十几块砖形的泥坯来，并落在了已经准备好的，架在外侧撒上了沙子的宽木板上。我们两个女生随即把板子抬到架子车上。五、六板的泥砖坯装上架子车后，就被男生推走了，下一辆车又跟了上来。流水作业的场面，紧张有序，忙得不可开交。只有机器出故障需要检修，或者钢丝被泥条里的石子挤断了要换钢丝的时候，大家才能趁机休息一下。
哈尔滨知青韩铮，乐观开朗，他虽然个头儿不高, 干起活儿来手脚特别麻利，大家都喜欢和他开开玩笑。当他和别的男生，轮流把架子车推进不远的长长的坯子棚里面时，已经有一组人等在那里，并马上卸车码好泥砖坯。六、七层高的泥砖坯子，一排排的，像矮墙似的很整齐。泥砖坯需要经常倒换位置，均匀风干后，才可以进窑里烧制。烧砖是技术活儿, 一般是老职工专人烧窑、守窑。而最脏最累的活儿是出窑，因砖的粉尘很大，出窑时又是高温。常看到北京知青女排长程玉梅，戴着口罩和手套，带着两拨人轮换着紧张地出窑。一垛垛的红砖，很快就被各种车辆拉走了。
据说河沙砖比较保暖，可能是为了制造这种砖需要河沙，我跟车拉过沙子。那次是夜间出车，到了县城德都北部讷谟尔河畔沙场，天已经很晚了。几个人坐在拖拉机车斗里, 一路颠得都快吐了, 到了沙场，要一锹一锹的装满一车的沙子，沙土上的硬土层还要用镐刨。回来后，还要一锹一锹的卸车。为了证明自己，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和别人比赛，看谁卸车快。无奈我人小力薄, 在昏暗的车灯下，已经干得汗流浃背，满脑袋冒白烟儿了，也赛不过人家。但晚上出车有夜班饭，也是病号饭, 可以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热面条。拉第二车沙子的时候，拖拉机中途熄火了，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儿的，半夜里那个冷啊！直到清晨，过往的车辆才解救了我们。
听我男友说, 北大荒干的最苦最累的活儿是上大兴安岭伐木。当年他们一伙年轻帅哥壮汉抬木头时，每八个人分成四组杠，每组两个人肩上横着一副杠子，用右肩扛的称为大肩，用左肩的称为小肩。每个位置都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每人要肩负几百斤的份量。男友抬的是头杠的小肩，不但要领路还得喊号子，体力消耗更大。喊号子，为的是大家步调一致，劲儿往一处使。有的老职工喊的号子，五花八门啥磕儿都有，特逗闷子。他说扛木头最着力的地方是后脖颈椎一带，由于长期挤压和受力，磨出来的一块厚肉垫被称为“大老脖子”。他妈妈曾摸着他这块厚肉垫, 差点儿都心疼得哭出来。在林场干活儿无论是扛木头还是伐木都有危险，伤残的事故时有发生。其实他身板并不特别结实，刚大病初愈就下了乡，又干这么重的活，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
夏天，我们有时会到河边玩水洗衣服。朱晓红教我唱苏联歌曲《山楂树》和《三套车》，晚上给我们讲《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张新说: 在图书馆工作，是她的梦想。她说那里的工作非常有趣, 可以看书学东西长知识。后来，崔一玲拿来一本《红楼梦》，我们几个人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轮流传阅。有一次轮到我看了, 刚打开书，就听见有人在门外大喊：“卫生员刘洁，快起来！我的老婆喝敌敌畏了！” 在砖厂我们也住过帐篷房，在通铺上刘洁就睡在我旁边。她说夜黑，让我陪她出诊一下。
原来是电工和他老婆吵架，他老婆一时想不开，自寻短见。都说“百年修得同船渡, 千年修得共枕眠”，他们可都有一个小儿子了，还吵得要死要活的。幸亏刘洁有办法, 正巧电工家里有绿豆，刘洁把绿豆砸碎后，给电工老婆喝灌下去，那女人一通上吐下泻排毒，面色苍白，但终于救了过来，保住了性命。这件事令我非常震惊，吵架事情虽小，但都能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所以我几乎从来不和他人吵架，争论起来也不敢恶语伤人，这样才能家庭和睦，与人相安无事。
在2连的同学发小中, 我和珠珠、卢嫈嫈、王蔚清（王毅）等也是球友。王毅的姐姐二平玩篮球的时候叫上我们。她教我们传球、运球、三步上篮、单手投球：用大拇指和小拇指控制球的方向，然后勾手投球成抛物线状才能准确入篮。远距离要双手投球。在篮板下投擦板球比较有准儿等。她教的这些基本技巧，使我们在连队的篮球联赛上，可派上了用场。
我们几人还有同学发小赵奇霞等人, 组成了2连女篮队，过关斩将, 从连队打到营队, 最后进入了团队。我和珠珠配合默契，常互相跑动传球, 直奔前场，三步上篮投球命中，赢得场外一片欢呼声。卢嫈嫈投球比较准，但有一次她竟投了一记乌龙球。原来事出有因，在热火朝天的激烈比赛中，珠珠往本家误投了篮没进, 卢嫈嫈一个健步上去，补篮投球。尽管场内外大家使劲儿叫喊阻止，都无济于事。人家稳稳的投篮成功，送上了一个大礼，乐得对家拍手叫好！本来准备让她参加团队，但运动量大了，她就脸憋得通红，汗却出不来，可能不太适合参加大赛吧。珠珠也由于工作的原因不能参加团队的联赛。结果，代表2连参加团篮球队的重任，就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肩上。
我不仅参加了1971年的篮球团队，还参加了1973年的。两次都是军务股张股长带队。我个子不高，很少让我打前锋，而是打后卫。记得男队里印象最深的两个人，一个是哈尔滨知青魏立, 一个是上海知青潘志葵。魏立高高的个子，细细的脖子，脑袋好像也较小，但脸上总挂着和蔼的微笑。他多才多艺，会拉手风琴，是团部中心学校的老师。小潘是团部机关食堂司务长，他们那里是全团伙食最好的单位吧。他的身体就健壮多了，常常用假动作晃过摆脱对手，然后急停跳投。我在女队里认识了修理厂的北京知青陈京京，她父亲是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12连的上海知青吕桂娣投篮也很准。在五团运动会上的跳高项目中，最后只剩下了我们两个选手比赛，她个子比我高，最终获得了女子跳高第一名。还有北京知青六连卫生员崔爱萍。六连距离我们五连非常近，在我代理卫生员的时候， 她曾教过我如何打针和给病人开药，还借来一本医书让我读。
那个年代的体育活动，好像除了篮球就是兵乓球比较流行。我男友从小就爱好体育活动，在小学的时候曾是全校兵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到北大荒后，他曾和水泥厂的上海知青陈一江一起代表五团到二龙山6团参加过师里的兵乓球比赛。1973年底他带着工程连的一个排到我们五连砖厂帮助工作了一段时间。 收工后，大家经常一起打兵乓球。当时的口号不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吗？在繁忙的劳动中，我能有机会参加球类比赛和活动，不仅锻炼了身体，增长了见识，还收获了友谊。
下雨天，到处湿漉漉的，泥浆泛起，无法干活制砖，大家只好歇工。那时候，一年四季没有什么节假日，更不知道周末这回事。下雨了, 歇工了，又要学习枯燥乏味的报刊社论和政治文件了，但也算是一种休息。一次下雨天，连队开完大会，田指导员看到时间还早，提议说，谁给大家唱个歌呀？人群中有人调侃的说：“让我唱个歌儿呀，嗓子赛破锣, 让我跳个舞, 浑身打哆嗦。”大家一片哄堂大笑。指导员没办法，操着他特有的山东腔，直接点起名来：“小红子、小加加给大家唱唱歌。” 朱晓红好像演唱的是阿庆嫂，我坐在炕上唱了一首《洪湖水浪打浪》，大家热烈鼓掌! 这可是我第二次当众独唱呵。
文革前，我和珠珠被挑选应考过解放军艺术学院。记得面试时我唱了一首音乐课上刚学的新歌《丰收歌》，是1964年第三届全运会团体操表演上郭兰英演唱的新歌。由于当时年纪小又是第一次独唱, 总有点怯生生的。一位主考的女老师却说：“这孩子好像没膛音？”后来在中文班当班长的时候，我总喜欢用麦克风说话，就怕自己音量小，大家听不清。多年前录了一首《难忘今宵》，我放声歌唱, 音色还算嘹亮动听，得到大家的赞赏鼓励，真的好开心哟！
在砖厂午休时，我们报道组几个人有时要轮流为连队出板报搞宣传。我男友曾在团宣传股工作，记得他曾巡回演讲到我们连队，讲的是“儒法斗争史”中的商秧变法。他一到五连以后, 马上召集报道组开会，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也就这样相识了。那时文艺活动很少，只能自己唱歌自娱自乐了。记得有时我会一个人坐到房山头的阴凉处，捧着本《革命歌曲大家唱》，识着简谱把喜欢的歌哼着唱下来。文革初期，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除了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以外，就是江青监制扶持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了。广播电台、农村大喇叭里天天唱这八个戏，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很多人都会唱一唱《沙家滨》里 “智斗” 的戏段，还有《白毛女》里的《北风吹》等。我最喜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中的几张剧照一直保留至今。
五团举行文艺汇演时，我特地请来团宣传队的同学好友卢嫈嫈，帮助我们编舞。记得是《麦收舞》，她拿着这个舞蹈的说明图指导我们，上面有舞姿造型、步伐虚线等图谱。我当领舞，老职工的几个女孩儿伴舞。我变换着动作，不时假装挥起木铲扬麦子, 女孩子们随着我, 不停的转动着手里的草帽,变化着不同的队列翩翩起舞。上演前, 我给她们每个人化妆，描眉涂红了一番，很喜庆，大家就高高兴兴，美滋滋地登台表演了。估计她们都会终生难忘的，我也是。虽然我参加过中学生的文艺汇演和在学校大礼堂登台表演过, 但领舞还真是头一回。
我男友多才多艺，会吹笛子。那年月到处普及样板戏，他曾用一支竹笛在12连给排演的全本《红灯记》吹伴奏。他写过快板、对口词，后来还编过话剧上演。这次为汇演编写了赞颂兵团战士修水利的对口词。原团宣传队的马国权和丁新盛二人，在舞台上一边铿镪有力地朗诵，一边造型矫健地表演，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男友自己参加领诵了团部的《长征组歌》。记得在团部大礼堂汇演入场时, 有的连队还唱歌和拉歌。“七连的来一个”！“六连的来一个”！有的连队还唱起了一首刚学的新歌，好象是《兵团战士之歌》吧。
歌词唱道: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屯垦戍边披荆斩棘战斗在边疆，毛泽东思想抚育我们茁壮成长，祖国大地山山水水充满了阳光。战天斗地炼红心，迎风冒雪志如钢，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誓把边疆变粮仓。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红心向太阳！这首歌是五师的政委高思作词, 66届哈尔滨知青王德全谱曲的。 随着知青的大返城，这首曾在兵团战士中唱红的“经典歌曲”，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今，它已在歌本里悄悄沉睡了几十年。
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7月，我和一些战友包括哈尔滨知青田玲琦，北京知青曲慧玲、步惠英、张新、程玉梅、王瑞霞等，一起参加了师里的军训考核。负责训练的是团作训股的方股长。一次列队走方阵时，听见他叫我的名字，然后大喊道：“ 枪不能持平! ” 当时我觉得很委屈，我的步伐和动作多标准啊！后来才明白：枪身持平, 装有实弹的话就很容易误射到前面的人。所以，持枪时枪口不能对着人。这一点我一直牢记在心，出了事故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那次军训中，我们每人实弹射击了几发子弹，我懂得了3点成一线的射击要领，还用高土坡作掩体，投掷了一枚手榴弹。我投的那枚手榴弹, 投得比较近，只听发出“轰”的一声闷响，但并不惊心动魄。我们练习步枪的上下刺刀休息时，珠珠出差路过这里来看我，她拿起步枪几下子就上好了刺刀，又是几下子就收好了刺刀。她真行，怎么什么家伙到她手里都那么顺手呀？下乡前，一个同学家在高等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 她帮我要了一个参军名额。我十分兴奋犹豫了一天，还没等我下决心，机会就不翼而飞了。这次军训算是圆了我当兵的梦。其实，我并不喜欢打打杀杀和硝烟弥漫。我佩服的是军人的雷厉风行和奋勇拼搏的精神，尤其是赞赏女兵的飒爽英姿，就如“红色娘子军”那样的。
其实对我来说，也许在北大荒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我男友。他出身书香门第, 具有超凡的自学成才能力和在逆境中奋斗的精神。1977年恢复高考，他参加了5团的考试，取得了68、69届考生中的最好成绩。当时一些考分较低的战友，都上了重点大学，他却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而名落孙山。返京后，他依然顽强自学，竟没有上过一天补习班，在清华考区的数百名考生中名列第一而考上了北大，毕业后又留校任教。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压力，都能较快地适应和承受，一步步迎着挑战走到了今天。
每个时代的环境和潮流都不是年轻人可以选择的。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坎坷崎岖，也许命运带给我们最大的硬伤是，在青春时期受到的教育太少了。岁月流逝，这几乎是无法补回来的。恐怕至今，我们还常常做不到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所说的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吧。然而，我们把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北大荒的黑土地，在那艰苦的生活中，磨练出了不怕困难、吃苦耐劳、发愤图强等品格素质，成为人生中刻骨铭心的一段历程。
时光飞逝，梦洒天涯；几番回首，往事如烟；心路历程，跃然纸上。五大连池畔的青葱岁月，令人感慨、令人难忘。
【作者】加加：1953年11月出生，女，北京第67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来到2连，农工2排5班农工。1970年5月调2营5连，后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