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又能提供什么新线索呢。当时就是那么一个情况。而且也不是我亲自接听的电话，我只是站在白书记身后，准备请白书记签阅一个文件。虽然话筒里那个人的声音很大，但我也没有完全听清楚，后来还是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完整的记录。才得以了解全部内容。如果说还有什么细节的话，白书记当然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可是白书记当时就已经表态，不要查是什么人打的电话，还说要把这些话作为座佑铭呢。
当然我也不能跟胡局说这种话，胡局长是按照王市长和杨书记的指示行事，是上级领导要求要严查的。我怎么好搬出白书记的话，和他们对抗呢。但我又实在觉得为了一个电话，如此兴师动众，还作为一个大要案查办，是不是太有点过了。可是我却什么都不能说。只能好好地配合破案。
尽管我没能提供胡局长希望的一些细节。胡局长还是再三表示感谢。并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还一再关照小车司机一定要把我送到家门口。车开出去老远了，胡局长还站在大门口笑着向我挥手，
又隔了几天，胡局长主动打电话跟我通报了这几天破案的进展。说他们经过反复分析辩证，从那次聚众闹事十几个代头人中，筛选出十个人，取得了他们每个人的声音录音，正在一个个反复仔细地筛查。已经锁定其中以前和王新喜关系比较密切的六个人。再从这六个人中，再进一步再筛查。
胡局长比较偏向于在红旗厂的工人中间，特别是那几个带头闹事的平日和王新喜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中间筛查。他认为作案很可能就是他们其中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也可能是他们串连在一起，在一起商量后再由一个人打的电话。
听着胡局长的通报，我不知道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红旗厂的事件，白小丽书记已经表态，说工人们没有错，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他们有正当表达自己要求愿望的权力。锦涛总书记早就说过，人民有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他们是以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何罪之有？应该给那次事件平反。可是，现在，胡局长他们却还是把那一些人当对立面看待。一出问题就首先怀疑到他们头上。他们成了有前科的人物。早在公安部门备了案，属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想到这些， 我心里真是有些悲哀。可是我又不能当着局长的面表示我的不满。还得笑脸相迎，假腥腥地说着，好好，我听明白了。胡局长你们辛苦了。
也许胡局长给我打电话报告他们如何夜以继日地工作，想尽一切办法早日破案，不是给我听的，是要我把他们的辛苦和认真和业绩，报告给白书记。在市委书记心目中留下个好印象。胡局长当然跟所有政府官员一样，都想步步高升，而要步步高升，最关键的坏节就是市委书记，常常市委书记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荣辱升迁甚至于一生的命运。这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特色所在。
但是胡局长却不知道，我若是把他们破案的事报告给白书记，他胡局长不仅得不到表扬，说不定还得狠狠挨一顿训。因为白书记已经表示不要查。是王市委和杨书记下的指示，并没有报告白书记。而我也不想捅破这件事。我深知给领导当秘书，在直接领导和其它主要领导发生意见分歧时，只能尽可能从中调合，极力弥合，而绝不可相反。更何况王市长是政府主管，杨书记主管政法，是他们职务之内的事件。我更不能从中制造矛盾。所以我也只能表示支持和赞同。
这时却又听胡局长又说道；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线索。是我们的一个同志，到他老姑家去帮助修理下水管道。跟他姑的邻居打招呼，发现那家男主人，一个二十几岁三十来岁的男人。留着女人一样的一头长发，说话的声音，非常符合电话里录音的那个声音。因为我们局的这位同志，听过那个电话录音，已经听了一百多遍了。耳朵差不多都听出茧子来了。而且对声音也变得特别敏感。他设法把那个男人的声音录了下来，拿到局里，叫大家一起听，果然那声音极像。后来我们查阅了那个人的情况，他叫白中立，今年三十岁，是一家杂志社的美术编辑。爱人是市传染病院的护士。平日里不怎么出门，整天在家里画画。是大学美术系毕业的。是土生土长的三江人。他原来在铁东区住，现在父母亲早就不在了。没有兄弟姐妹。好象是独生子。妻子叫白小丽，和咱们书记重名。是卫校毕业分配到传染病院的，有一个刚刚一岁多的小女孩。
我们又深入了解了一下，好象这个人和红旗厂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父母亲也都没在红旗厂工作过。这个白中立，是他爸妈抱养的孩子，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生育，就在外县抱养了一个孩子。那时候他爸妈也在外县工作，是他一岁多的时候，随父母亲搬到三江来的。他大学毕业的前一年，父母就想继去世了。好象在三江也没有其它亲属。这个人也很少和别人来往，整天圈在家里画画。从表面上看，好象缺乏作案动机。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分析。寻找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