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正当白遇阳校长在阜新市蒙中干得劲劲儿的时候，市委调白遇阳任阜新市教育局局长。
白遇阳从学校到政府机关，地位变了，可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没有变。他任市教育局长后，始终注意眼睛向下，特别关注农村基础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集聚地方的基础教育。
佛寺公社蒙古族人口占全公社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有人说佛寺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缩影，大概是指其代表性和典型性。白遇阳任教育局长后不久，就深入到佛寺公社调查研究。当时佛寺公社连一所初中都没有，给孩子们上学带来极大的不便，同时，也给群众增加了经济负担。为了便于学生就近上学，减轻群众经济负担，白遇阳局长就和公社领导商量，在公社中心校“带帽”，办起了初中班。后来，白遇阳局长又把农村中心校“带帽”的做法，在全市农村推广，赢得了农民的称赞。
1963年，阜新市委调白遇阳到市委文教部，后与宣传部合并，任副部长。根据上级有关“要加强领导，搞好试验”的指示，1964年，白遇阳带领刘春雨、赵春林等同志，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他本扎兰公社蹲点。
他本扎兰中心小学有个叫张玉兰的老师，是二年级班主任。她热爱教育事业，工作积极，特别吃苦耐劳。她家住在县城，每天往他本扎兰跑，往返30里路，一年四季风霜雨雪不误。她对农民孩子有一片热心，给学生讲雷锋的故事，积极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她经常利用节假日和星期天做学生家访工作，全面了解关心学生，对学生一视同仁，耐心教育转化后进学生。她自觉改造自己，经常利用休息日参加生产队劳动，和农民打成一片，深受群众欢迎。张玉兰同志，以她的革命精神，为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做出了贡献，是农村小学教师学习的榜样。
白遇阳他们在试点工作中，培养树立了这个先进典型，并在他本扎兰公社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现场会，总结推广了这一经验。
正当白遇阳为教育事业拼搏奔波的时候，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了。
北国冰封，寒潮袭人，这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寒冷的冬天。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又臭又长，洋洋万言，从头至尾充满了火药味。人们还以为这是文艺界的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对整个社会不会有什么大影响。可谁能想到，此后类似文章接连见诸报端，到1966年4月2日，《人民日报》在相当显要位置刊出戚本禹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一文，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所谓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世界观的争论上。紧接着在4月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又发表了关锋、林杰合写的长文《＜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继续对北京市副市长、明史研究家吴晗横加罪名，无限上纲，甚至进行诬陷谩骂。全国大地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中。接着在4月16日至24日，党中央召开了杭州会议，对彭真同志的所谓“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批判，随即于5月16日发表了由钻进党内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康生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臭名昭著的“5·16”通知，从而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一时间，报纸、广播，处处都是这样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中央到地方，到处乱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浪浊涛，像毒蛇一样乱窜，像猛兽一样狂奔……
平静的煤电之城阜新，一夜间，竟也是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伙伙带着红袖标的“造反派”，狂热地走上街头，声嘶力竭地喊着刚刚学来的时髦口号，采取着一个个疾风暴雨般的所谓的革命行动。今天晚上下班的时候，你还是市里的党政领导，市长、局长、科长；你还是专家、教授、学者……明天早晨一上班，你就可能被开除党籍，被罢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就有可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被戴上又高又大的纸帽，也就是“高帽”，拉出去游街示众……
这天上午，烈日在人们头顶大口大口地喷火，没有一丝风，空气燥热得叫人喘不出气来，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
白遇阳和往常一样到市委宣传部上班，他的屁股在椅子上还没有坐稳，突然，“咣”的一声，办公室的门被一脚踢开，闯进来一伙阜新市蒙中的“造反派”，不容分说，就把白遇阳揪回了市蒙中。白遇阳做七七四十九天梦也不会想到，他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罪魁祸首”。“造反派”更能信口雌黄，说白遇阳是地地道道的“内人党”。
白遇阳被“造反派”关进了小黑屋，失去了人身自由。他纳闷，自己时时刻刻听党的话，怎么还被关了起来，成了阶级敌人了呢？是自己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吗？在小黑屋子里，他回想着一件件往事，开始回忆自己的前半生……他觉得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为党为民可谓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在解放战争年代里，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又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民族教育事业，为阜新市蒙中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力；在担任市教育局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哪天不都是在忘我的工作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阶阶都付出了艰辛和宝贵的心血……扪心自问，自己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民族教育事业。可是，事情竟是这样的不公平，好坏不分，黑白颠倒，自己竟成了“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魁祸首”和什么“内人党”！真不明白，说什么也不明白，给自己扣上“走资派”的帽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白遇阳又一想，日有阴晴，月有盈缺。难道自己前半生的工作，就没有一点缺点乃至错误存在吗？白遇阳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往事……在王府国民优级学校任教，到翁山国民优级学校任校长，参加蒙民大队，组织辽北八中，任阜新县宣传部长，组建辽西蒙中，在阜新市蒙中任校长，参加反右斗争……
他突然想起心中久已纠结的一件事——反右斗争。
那是1957年的一场全国性运动。当时白遇阳在市蒙中任校长，上级要求各单位、部门对本单位在职人员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进行揭发批判，市蒙中也不例外。不久市蒙中阅览室内大字报贴满了墙，使得人人自危。尤其是对生活、工作有过不满意、发过牢骚的人，心有余悸。当时，揭发批判无限上纲上线，大有“言必有罪”之势。经过半年的运动，市蒙中将谢某某，郑某某、杨某某等四人定为“右派”分子。上报市文教反右办公室。时任领导看完名单，很不满意地对白遇阳说：“反右是有指标的，你们学校尚未达到5％的指标，这怎么行？回去再挖！”
白遇阳说：“实在没有了。”
那位领导想了一下又说：“你校教职工中有没有历史有问题的人？”
白遇阳说：“有。物理教师王再寅当过国民党宪兵。”
那位领导听后，不由白遇阳解释，斩钉截铁地说：“那就是当然的右派！”
从此，王再寅就被凑数凑成了右派分子。
王再寅，原籍江苏盐城，在国民党时期曾在南京学习、任职。解放后到市蒙中任教。他工作兢兢业业，授课深受学生欢迎。他是汉族同志，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生，与老师沟通方便，主动学习蒙古语，热心为教育事业服务，是一位难得的好教师，就是这样一位好教师竟也被当作“另类”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提起王再寅，白遇阳就感到揪心似的疼痛。
另一位是杨国安，南京人。当时是市蒙中语文老师。他教课认真，又有才华，深受师生欢迎。他因在异地工作，有些水土不服，常有些思乡之情。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词《满江红》，抒发思乡之情，硬被无限上纲上线，打成了右派。词是这样写的：
“风吟鸟啼，烟欲敛，昏月孤悬。翘首望，往事已矣，回味弥甘。泛舟哪有玄武湖，攀临今无紫金山。便榭台前旧时燕，空呢喃。
“晴空远，云匹练，北来燕，何时还？叹塞北风光，景物若寒。烟村寂寥难为看，黄沙迷漫蔚奇观。待何时，重回旧家园，开笑颜。”
这是一首思念家乡的词，本来和政治没什么瓜葛，毫无干系，可上边硬说词的内容反动透顶，必须把作者打成右派分子，白遇阳只好无奈地接受这一现实。
之后，有人体谅白遇阳校长当时的处境，又替杨国安叫屈，说杨国安的《满江红》只不过是乡愁。乡愁是什么？
“乡愁是一碗水，
乡愁是一杯酒，
乡愁是一朵云，
乡愁是一身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谁不恋家乡山山水水，
谁不恋故土禾田庭院，
谁不恋祖辈哺育叮咛，
谁不恋童年朴素无华？
作者抒发故土之恋，思乡之情，何罪之有？
落实政策后，王再寅被调到市实验中学任教，成为该校骨干教师。杨国安回到南京工作，2012年市蒙中举行庆祝建校50周年活动时，杨国安特意从南京赶来参加。这自然是以后的事了。
在黑暗的小屋里，白遇阳正回忆往事，一幕幕地过电影，突然“咣当”一声，小黑屋的门被踹开，打断了白遇阳的久远长思，从门外涌进来一帮“造反派”，为首的粗胳膊壮腿，手里拎着纸糊的大高帽，双眼冒着凶光，两大步闯到了白遇阳的眼前。
白遇阳一惊，不解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造反派”的头头一抬手，就把大高帽戴在了白遇阳的头上，接着，挥起墨笔，把白遇阳的脸上抹得黢黑黢黑的，吼道：“干什么，告诉你，游街去！”
“游街？为什么？”
“别装蒜了，你这个‘走资派’、‘内人党’，不游你游谁？”
“我……？”
“什么你我的。”“造反派”根本不容白遇阳说话，就推推搡搡地把他弄到了大街上。“造反派”又敲锣，又打鼓，一蹦老高，扯着嗓子喊口号：
“打倒白遇阳！”
“打倒‘走资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这帮“造反派”呜嗷喊叫，把白遇阳推到街上，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游斗着，就像大旋风卷着一棵小草一样。
天热得像个大火炉，仿佛要把天地间的万物全部烤焦。白遇阳更觉得热得不行，心里一个劲地窜火苗子。别说他是快50岁的人了，就是年轻人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他被折腾得眼前金星、银星飞溅。不知为什么，白遇阳抬头看看太阳，太阳是黑的；看看周围喊口号的“造反派”，一个个竟变成了断了腿的兔子，在乱蹦；耳边听到的竟是恶狼般的“嗷嗷”嚎叫声。
……
太阳滚到山后面去了，被烤焦了的大地还像火炭似的，又闷又热，叫人一点儿也喘不过气来。白遇阳整整被游斗了一天，浑身就像要散架子一样。
白遇阳被关进小黑屋，遭到“造反派”无休止的批斗，整天受到精神摧残，肉体折磨，蒙中的很多老师都觉得不公平。还不少数老师偷偷地到小黑屋去探望这位老校长。代景春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天晚上，戴景春趁着“造反派”不注意，悄悄地走进了小黑屋，来看望白遇阳老校长。
代景春和白遇阳是师生，白遇阳一看是戴景春来看他，心里很高兴，同时他也特别担心戴景春的安全，便说：“景春，在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来看我，万一‘造反派’看见啦，说你是跟我穿一条裤子，那你可就遭殃了。”
代景春满不在乎地说：“蒙古族谚语说的好：恶狗的舌头弄脏不了海水。他们愿意说啥就说啥，我不害怕。”
“景春，”白遇阳问：“你照直说，咱们蒙中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吗？”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能为社会主义培养出成千上万的有用人才吗？”代景春安慰说：“白老师，他们那是在胡说八道。”
白遇阳点了点头说：“我在这小黑屋里，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总觉得没有什么大错，早晚有一天会清白的。”
在小黑屋里，代景春是不宜久留的，师生也不能说起来没完没了。在白遇阳一再地催促下，代景春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他心中敬仰的老师。
小黑屋里又静了下来，白遇阳倒背着手，在小屋里慢慢地度着步，嘴里一遍一遍地默念着：狂风吹不倒山！恶浪翻不了天……顿时，他感到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觉得自己总会有见到光明的一天。
在此，笔者提前交代一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政策得到了落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又在社会上恢复了，人们敢说真话了。原市蒙中的老师们，为白校长在蒙中的蒙难感到愤愤不平地说：“白校长在蒙中被关押、批斗，纯属个人所致，当时，蒙中革委会内有一人与时任主任白龙有矛盾，为了搞垮白龙，认为白遇阳是白龙的后台，如能找到白遇阳的一些毛病，就可以搞垮白龙，于是蓄意刨根寻源，牵连无辜，造成了这一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