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辉是下午二时到达丁思成的接待室的。

  丁思成按照老规矩,由黄辉坐在茶几的西侧,自己坐在东侧。仍然是一壶清茶,与以往稍有不同的是,黄辉的茶几前放了一个烟缸。这可不是个一般的烟缸,它是扁矮的四方形青铜烟缸,底款刻有“大明宣德年制”。据丁思成说,它是清早期仿制的,价值不下于十万元,用如此高贵的烟缸,既是丁思成坚持在接待室内用旧器的特点,也表示了他对黄辉的尊重。

  黄辉今天来是为写“中华物语”的绪论征求丁思成的意见的。按照丁思成的观点,所有古玩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总的概括。黄辉对此原来是这样写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物质和风貌的历史文化,它包括民族历史上各种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儒道佛三大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仁’字。仁者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兼爱天下,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实现‘仁’就要倡导礼、义、智、勇,就要遵循‘三纲四常’。道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一个‘道’字。所谓‘道’,就是真理,就是以自然的本体应于人世。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入世彻地,出世通天。佛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一个‘空’字。它主张清心寡欲,见性成物,以心的觉悟来认知宇宙人生,代表一种心游物外、超凡脱俗、自我牺牲的人生境界。佛学思想侧重于出世精神。这三种思想的汇合,形成了以重视人格与强调和谐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大凡有代表性的文物古玩,都可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比如反映在图案、文饰上的吉祥如意,往往是一佛二仙三人物,四山水五走兽六花鸟,而后者通常要么予以人格化,要么给予神化,要么幻化成仙境。”

  丁思成听后,说出了自己观点:黄先生的概括已很精辟,但是,老朽以吹毛求疵的角度,仍要提出几点愚见。

  其一,以往一般认为有文字记载的称为文化,无文字记载而有文物作为标志的则称为文明,其实,文明在广义上也是文化。在陶器上,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有良诸文化、龙山文化等,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有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马家滨文化等。玉器方面也与此类似。青铜器文化稍迟一些,一般认为中国青铜器时代始于五千年前的齐家文化。作为《易经》基础的八卦,传说是伏羲在七午年前发明的。故所谓中华文明五千年之说是值得商榷的。黄先生刚才概括的传统文化的时限,虽是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可与我理解的文化时限相距甚远。

  其二,黄先生概括的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者不是同一时限。佛教在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国,距今只有两千年。儒家思想是春秋时期孔子最早创立的,比佛教要早七百年左右。道家思想则是中国文化最早的源头。黄帝就是道家,他跪拜广成子问道的故事,距今不下于五千年。

  其三,梁武帝曾提出道、儒、佛三教融通的主张,把道家的“无为”、儒家的“礼仪”和佛教的“因果报应”融为一体,认为三教的教理基础都是以人心向善为源。老朽以为这虽有道理,但仍属肤浅之论。其实,在类似于原始宗教的中华民间信仰中,古人认为所有动植物乃至山川、河流等万物都有生命和灵魂,且每一类生命都由一个神各司其命的,所谓山神、树神和各种花神就流传很广。这种万物有灵论又为人鬼相通、人神相通信仰开辟了通道。虽然这种原始文化的积淀不够系统,但它却为道、儒、佛提供了一个基址,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佛教一传到中国,就为国人迅速接受并长盛不衰这个事实了。

  当然,老朽的想法只是零星碎片,再也没有精力构建体系了。所以,为了避免人为的难度,黄先生仍可以按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商代为传统文化的主要开端(所谓夏文化一直处于模糊之中没有定论),有可能的话,对老朽上述的想法去伪存真,稍加细化,如此一来,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括就不必重新推倒重来,而只要作些修改就行了。

  黄辉大概憋了好久,终于忍不住点燃了烟。猛吸了一口,尔后说道:丁老先生,我原来的概括一是考虑到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二是因为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研究程度的限制。刚才听您一席话,不仅学识有所长进,而且思路豁然开朗。我主张,要写就写自己独到的研究成果,决不人云亦云,这样做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尊重和贡献。尽管难度会加大,但只要我潜心深入研究,加之您的指教,相信定能成功。

  就在丁思成和黄辉谈论得兴致勃勃时,夏中华由丁思成的秘书小李带进了接待室,后面有两个保安还把两个纸箱搬了进去。

  丁思成因为早就听黄辉说夏中华要过来,所以嘱咐小李迎接,但是,搬进两只大纸箱却是丁思成没有料到的。他朝夏中华点点头,道:“小夏先生,恭候多时了,这两只纸箱是你带来的吗?里面是不是装着宝贝?”

  夏中华说:“是的,事先未及向丁老先生告知,请予原谅。”

  丁思成说:“没关系,里面装的是什么?方便不方便让我们开开眼界?”

  夏中华一边打开箱子,一件件搬出南朝佛像,一边说道:“丁老先生,我把这些东西带来,不是让您开开眼界,而是要请您揭开谜底。”接着,他将从古鸿生处带来佛像的原因作了简略的说明。

  丁思成并未因为是古鸿生的东西而存有偏见,不屑一顾。他专心致志地用高倍放大镜一件件地察看着,还用双手掂着每尊佛像的份量。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才坐到原位,有些吃力地说道:“这倒真是咄咄怪事了。从这些佛像的器型、工艺、纹饰、锈斑、比重等方面的综合比较,都应是正宗的南朝佛像。可是,要说郭子敬复制了两套东西,这在道理上又根本说不过去。我相信人能鉴物、物能鉴人这句话,如果这两套东西中必有一假,那假的必属古鸿生,现在的难题是,如何看出它的破绽?”

  黄辉因为不懂古玩,只能坐在茶几旁,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在思考着如何更准确地概括中国传统文化。

  在沉闷中度过了十分钟左右,丁思成突然一拍手,道:“小夏先生,你把佛像都搬到窗前阳光直射的地方,我再认真看看。”

  为丁思成察看方便,夏中华把接待室中的红木四仙桌先搬到窗前,然后再把佛像全部放置于桌上。

  丁思成用放大镜在阳光下从正面、侧面细看过以后,长长舒了一口气,道:“破绽露出来了,它就在一个我们没有注意的细节上。这佛像上斑斑点点的残留鎏金,在阳光直射下才能看出细微的变化。年份长的鎏金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红光,而新的鎏金,即使材料是用百年老金,在阳光下还是金光闪闪,不可能有一丝红光。看来郭子敬是百密一疏,没有想到这个细节。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批佛像只有两件是真品,一尊是大尺寸的弥陀佛像,一尊是小尺寸的文殊菩萨像。另外,一般的做旧铭文上的包浆不可能与真品一样,郭子敬不知用了什么新技术,在七尊有铭文的佛像上看不出异常现象,小夏先生,据说你有用舌头鉴定的独门功夫,何不当场一试?”

  夏中华这才幡然觉醒,赶忙用舌头在有铭文的佛像上都认真舔了一遍,然后喜形于色地说:“丁老先生,多亏您的提醒,我用自己的土方法检测的结果完全佐证了您的结论,只有弥陀佛和文殊菩萨是真品。我用舌头舔一舔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埋在土里的老器物都有一股土腥味,且有碱性而不含酸味,而用了化学成分做出来的,就多少有些酸味了。”

  丁思成问:“那你原来的那批南朝佛像为什么不用独门功夫试一试?”

  夏中华用茶水漱了漱口,吐到痰盂里,羞愧地说:“我当时一看就认为是开门见山的东西,哪里用得着这种手段,毕竟不管是铜锈还是化学剂,都有一定的毒性。”停顿了一下,他补充道:“刚才我在路上与钱大镛通了个电话,问他是否知道他师弟郭子敬的绝招。钱大镛说,绝招是不会轻易透露的,不过,他听师傅说过,郭子敬的绝招之一,是在假铭文上涂几层新型的化学材料,使铭文的包浆与原件器物看起来可以完全一样。”

  “那么,郭子敬又为什么要把仿制的佛像卖给古鸿生?又为什么要在其中掺进两尊真品?你自己的那批佛像是否会与古鸿生的类似?”丁思成问。

  夏中华如实相告:“我的那批佛像已上交给公安局,现在已无法鉴定。”

  丁思成问:“为何你要上交给公安局?”

  夏中华不愿将白冰和白宇华说出来,也不愿让丁思成担风险,只得含糊其词地说:“目前不方便说,今后一定会向您如实禀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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