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的时候，我懵懵懂懂地进了附近的一所中学。
满怀希望地跑到学校一看，跟我想象的隔着十万八千里，原来竟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非但没有围墙，连教室也没有，因为学校是从另一个地方搬来的，教学楼还在建设中。我们的教室就寄居在附近一所小学的礼堂里。
礼堂很大，一堵矮墙从中间隔开，就分成了两个教室。那堵墙并没有一直砌到梁上，大概是砌到一半的样子，勉强把礼堂分成两个部分就草草收兵了，所以，在上自习课的时候，那边教室的书有时候可以丢到这边教室来，这边教室的吵闹声也可以钻到那边教室的学生耳朵里，下课了，大家玩做一团，早自习没有老师来的情况下大家就像游鱼一样在那半垛子墙下游来游去，呼朋引伴，如果是冬天，就在那墙下面挤油渣子，那股蛮劲啊，我常常害怕那堵墙会被挤垮。
两个班的学生来自附近八个村庄，一般情况下是友好相处，有时候两个班里偶尔会为抢扫帚发生一些战争，打得出血的事也发生过一次，后来大家想出一个办法，把扫帚藏在各自的班主任老师的床铺下才罢休。到了初中，自习的情况忽然多起来，大家叽叽喳喳，说说笑笑，或者下位走动，交流习题的答案，交流图书，交流零食，老师不时来看看，只要没有打开脑壳就行。这真正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度，我那时候竟十分喜欢这种氛围，有点看露天电影的味道，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学校。
最荒唐的是教室里的桌椅不够，每天要上演的第一个节目是占位子。六七十个人一间教室，位子只有三十来把，而且老是丢，莫名其妙地丢，一个礼拜天上来就会丢掉好几把。这样一来，经常会出现两三个人共一套桌椅的现象，桌子是单人的，凳子却大部分是双人的，也有单人的，还有学生从家里带来的，高高低低，也是一道特别风景。
学生是来自八曲河附近八个村的，因为各自毕业的小学不同，所以有些拉帮结派的味道。每个早自习，早到的同学就占好位子，后来的同学大部分都被自己的好朋友邀请到自己的位子上了，剩下一些没人要的就怯生生地站着，最后，在老师的安排下，都找了一个位子挤下来，在老师的目光里，那个占了位子的同学撅着嘴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极不情愿地让出凳子的一角，尤其是最后被安排的是男女生同坐的时候，男同学有时候会捂着嘴巴吃吃地笑，那可能对这个女同学不反感，有时候则会撇着嘴巴做出满脸的不屑，那大半是摊上了不喜欢的人。而女同学也总是做出与之相对应的表情，表现出对男同学的不屑一顾，以表明自己的纯洁正派。
我一般还是不会为这个事情着急，我和陈秋早就说好了，谁先到谁就占好位子。只是有一回，我因为和妈妈讨钱买零食去了，来迟了，恰好陈秋那天走亲戚去了没有来，我一看，位子都坐满了。
我心想：遭了，这回我没有人要了。
我拿眼睛扫视一遍，只有后面还有两个男同学是一个人坐一位，而且都不是我们本村的人。
也是奇怪，自从进了初中，大家一下子好像领悟了男女有别的含义，男女同学之间变得不爱说话了，哪怕是一个村的，也只是偶尔交谈几句，哪个女同学和哪个男同学多说几句，就会被看成异类，放学路上准会被他们取笑。我再次看了看那两个男同学，我连名字都还搞不很清楚，我看见其中一个男同学也在看我，我记得他的名字里好像有个什么“刚”的，此刻他那种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想我要是坐过去，他应该不会拒绝，但我没有勇气，我要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跑去和一个男同学坐，那我就是女同学中的叛徒，肯定被她们笑死。于是我还是挤到了绢子那里，虽然绢子那里已经坐了两个人。
老师来了，马上调整了座位，果然把我调到了那个男同学那里，我红着脸走过去，脸上是迫于无奈的表情，人群里发出吃吃的笑声，我的脸更红了，好像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坐下来，好不容易平静了心情，我拿眼偷偷地去瞟瞟他，他的眼里是含着笑意的，正在认真地写笔记，我也写笔记，我也感到头上有飘忽的目光，我一抬头就闪了，但我们一直不说话，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刘刚，下了课，我们各自找自己的玩伴。
下午，我的钢笔忽然没有水了，也许是那天的练习誊得太多了，我坐在位子上把橡皮管子挤来挤去，或者使劲地甩着笔，他把一支笔推了过来，我疑惑地望着他，他伸出两个手指头细细地说：“我有两支。”那小心的样子好像一个地下工作者，要知道我们可是在全班同学的监督之下，要是我们的亲密接触让那些爱吆喝的同学知道了，准是罪孽深重。
我满心欢喜地拿起笔接着做，不由得拿感激的眼光看了看他，一束太阳光射过来，照着他的侧面，照着他挺直的鼻梁，我飞快地瞟他一眼，心突突地跳；我再瞟一眼，阳光正好照在他嘴角上，他嘴角上竟然有一圈奇怪的绒毛。我连忙收回我的目光，心里可吃惊不小，那是胡子吗？怎么是黄的？他怎么长了那样的东西，忽然，我对他的好感好像被这些黄黄的绒毛大打折扣了。
那天放学，我一个人走着，落在同学的后边，因为和男同学坐了，怕被他们取笑。更何况我的心里还藏着一点点“小”，幸亏那天我没有被他们看出什么，更不知道我用了他的钢笔，我的心里不禁有些窃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