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的这年班上搞什么“结对子”，就是成绩好的和成绩差的结成一个对子，我真不幸，和班上的“记者”结成了一对，还变成了同桌。
张记者是张波的小名，张波长得牛高马大的，为什么叫“记者”，是因为他一到做题目，就要下位去“采访”，不采访是永远做不出的，而且他还在偷看同学答案方面有些特异功能，只要下位走一圈总是不白走，持久训练，张记者练就了一双“瞟眼”，就是坐着也能瞟到前前后后学生的答案；张记者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可以边看别人的答案边在自己的本上写字，字还写得蛮好，还有他抄别人的答案时不慌不忙，像抄自己的草稿一样，越不慌张老师越不怀疑，反正张记者是很有些从容淡定的记者气质的。
对他的这门本事，调皮鬼王捡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王捡成绩也不怎么好，但比张记者强多了，但一考试总是比张记者差。后来王捡也想学到这门本事，可是他考试的时候那鬼鬼祟祟的样子，那双梭来梭去的老鼠眼，一下子就被美老师抓住了。那次考试自然又没搞赢张记者。哎，谁叫他技不如人呢！
还有背书，“记者”最擅长滥竽充数，尤其是齐背什么课文，“记者”的嘴巴往往张得很大，有时候声音还特别突出几下，显得比一般人熟练，老师就很少怀疑他，或者是怀疑了也不点破，我们美老师就很欣赏他这种浑水摸鱼的水平。
但“记者”碰到妈妈就是棋逢对手，妈妈一考试就叫他单独考，一背书就叫他单独背，所以他就总是留校，那时候的小学毕业考试是很严格的，考不取不让读。一次我们复习古诗，张记者连《草》都不晓得背，放学后妈妈就把他留下来，带到家里去背，张记者一看，过硬会来真的，就老老实实地坐在位子上读，后来，他说他可以背了，我妈妈就要他关上书，放在一边的藕煤上，妈妈正在夹煤呢。
“记者”开始背了：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煤火烧不尽，
明年吹又生。”
妈妈放下煤炭哭笑不得：“也好，也好，煤火烧不尽，我就可以一个月省下五元钱啦！”
我在一旁笑得肚子疼，张记者一脸无辜，不知道哪里错了。
易老师对他挥挥手：“走吧，你太有创意了。”
张记者虽然留级两次，不会读书，但他还算大方，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隔三差五地带到学校里，当然首先就是给我吃，我不喜欢吃的才给他的那些同类，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带了，家里的黄瓜也会摘几条来吃，还别说张记者家的黄瓜就是比我们家里的甜，我常常想，他们家生产的儿子不怎么样，倒是黄瓜的质量蛮高啊。
吃了他的东西，我就想真心实意地帮帮人家，谁叫我有一颗善良的心呢。我做数学题的时候，就用手捂着，或者用文具盒盖着，不给他看，实在做不出就跟他讲，这样他竟也启开蒙昧，好几次不去“采访”也及格了。
虽然这样，我们还是经常吵嘴或者打架，主要原因都是为了“三八线”，我们虽然不懂得什么男女有别，但是桌上也是划了一条三八线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纠纷。但张记者长得胖，经常超过线，我一见就拿钢笔尖戳他的手拐子，而他一搞不赢就会学鸡叫，“何鸡叫”那可是我爸爸的小名，我是最恨别人来这一手的，不过，“记者”有一点好，一点也不记仇，明天有什么吃的照样给。
那天中午我睡过午觉醒来，感到手发麻，那时候都是伏在位子上睡的，就甩了甩手，一不小心就撞到了记者身上，我怕记者骂，因为昨天我们就斗争过一回的，一看他他竟然有些不自在，没有一点要骂我的意思，有点不对头，我疑惑地再次看过去，忽然看到他的手慌慌张张地从短裤子里抽出来，同时他的裤裆里高高地举着一条黄瓜，天啊，难道那是给我吃的黄瓜，他居然放在那里？
我用手指着他的裤裆，狠狠地说：“你好毒，你把黄瓜搞得那么臭再给我吃。”
记者憋着脸，红红的，使劲摇头：“没，没有，黄瓜是放书包里的。”
“还骗我，”我偏着头看过去，忽然发现他短裤脚边漏出半截东西来，不是黄瓜，那颜色，那样子，太可怕了，“啊——”我竟然吓哭了！
我发出一声尖叫，全班同学被我叫醒了，幸亏不久下课了。
我不知道记者这是准备拿什么来吓唬我，我想到了蛇头、乌龟头，我不相信他那个裤裆里敢放那些动物，可是我怎么感觉那玩意儿好像还在动一样。
我狠狠而又恨恨地追着他要打，他早就吓得跑了，受了惊吓的我好不甘心，直奔朱老师那里去告状，我是不会到妈妈那里去告状的，一般都是找骂。
我断断续续地讲完，朱老师面带微笑，好像对我这案情不太重视，于是我强烈要求朱老师去看看现场，看看记者的那个秘密武器，朱老师拗不过我，就一瘸一瘸地去了。
可是等我们过去，把“记者”抓来，那里什么也没有了。
“他肯定是把那个东西转移了。”我理直气壮，想不到记者那么狡猾。
朱老师笑笑，居然站到“记者”那边：“没有转移！转移到哪里呢？是变回去了。”
“变回去了，怎么回去？”那一回，我看着朱老师的背影，我想了一天都没有想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