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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吧？读完了吧？我亲爱的读者，你是不是气愤的浑身哆嗦？你是不是气愤的拍案而起？你是不是气愤的破口大骂？或许你哭了，看着这个弱女子的遭遇你哭了，或许你心里像刀子一样剜痛了，久久不得解脱。
有人说，写小说最难的是写丑，这个《内参》写的就是丑，是人类之丑，是人性之丑，那些行凶的人还是人吗？只有当人不是人时，那兽性的一面才暴露出来，那不是人的人把打人把行凶作为自已的愉快，每打一下人，每电击一下金银花他就得到了无限的享受，他听着金银花的残叫像是听动听的音乐，他看着金银花被电击烂的阴部像欣赏一朵花，是的，莫言《红高粱》里描写鬼子剥人皮，剥人皮成了鬼子的娱乐，这里他们刑讯逼供又和那鬼子剥人皮有什么两样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参》，你可想而知，当呈送到领导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领导批示了。
过了大概一周还是两周记不清楚了，有一天的早上9点多，这点我记得清楚，那是因为头一天睡得晚第二天起的晚的缘故，正在洗刷，有人敲门，把门打开一看站在门外的是王军和金银花两口子，好让我吃惊，那一刻我屏气凝神“啊，啊”了两声，然后我就仿佛进入了一种魔幻境界，看着我眼前的这两个人慢慢地跪下去，那头一起向地面上磕去，嘴里说着：“谢谢救命恩人了。”
我感动了，将王军俩口子扶起来，激动的泪水随后就夺目而出了。
王军说：“那《《内参》》被领导批示了，金银花被无罪释放了。”
我立马打电话问《内参》责任编辑是不是批示了。
编辑回答“是的。”
进得屋门，王军就掏出一个大红包，两口子非要酬谢我。我并不是不想要钱，说实话任何人见了钱都会眼开的，可我不敢要，这样的钱怎么敢要，他们像打架的一样互相推让了半天，最后我说：“现在不能要，等这个事没事了，逢年过节的你们来看看我就行了，那样的人情礼往我是接受的，现在绝对不行。”这样一推辞就有台阶好下。
王军和金银花老是觉着落意不下，从提包里掏出来他们事先写好的大红纸的感谢信和红布横幅，金银花说：“俺两口子要到报社去，感谢人民的好记者，感谢党的好喉舌。”
我同意了，为啥？一、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名利对我来讲还是要的，我不要利不要钱那是怕犯错误，可这名我干嘛不要？做了这样的事就应该得到名。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报社的事，是报社的光荣，这是领导的事，是领导支持的，没有领导的支持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这是编辑等所有有关人员的事，不光是我，我们，领导都需要感谢。这是报社的一件大事，就农村版农民报来说这是极少有的事。第三，就是还有一个想法，你来一感谢，领导自然喜欢，领导一喜欢下来再作后续报道就好办了，我想这个事情还要做后续报道的，因为《内参》不是公开见报的，要作还要作公开见报的，公开见报了社会影响才大，再说我还能赚点稿费奖金，评个好新闻什么的。
我同意了。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一幕接一幕：
第一幕，王军组织来十几名亲朋好友，敲锣打鼓，举着横幅，在报社门前闹腾了半天，聚集来好多看热闹的人，人越聚拢的多他们越是卖劲地闹腾，聚拢过来的人们就都夸赞这个办了如此好事的记者，那场面很有点像婚庆。这一幕我当然是没看到，因为我同意了他们去到报社感谢后，就故意晚到报社去，怕碰到一起，让别人觉着是我策划的多不好意思。再说，如果碰到一起，就像说的这种场面聚拢的人都要见见这个为人民伸冤屈的好记者，我如果在场的话，还不把我抬起来？还不得让我讲讲我的英雄事迹？那样多不好意思？
第二幕，他们把大红纸写得感谢信帖到了职工通道，那个地方是不允许乱帖东西的，人家门卫开始不让帖，跟着聚拢过来的人们就一起喊“帖”，小当兵的一看这内容也就让帖了。那红红的纸，好大的一张红红的纸上醒目地写着“感谢人民的好记者，感谢党的好喉舌”金黄色的大字。感谢的内容也写得很精彩，内容说：人民的好记者林青冒着生命危险到滨海现场采访，不惧权势，不怕恫吓，深入到庭审现场，他公正无私，听取各方意见，做了深入的调查，弄清事实，还一个清白。而且还引用了A报的社歌“让我们的笔锋更犀利吧，把人间的善恶写个明明白白。”那大红纸的感谢信在那儿帖了好一段时间，我虽然给小当兵的说了好几次，让他们揭下来，可他们说：“领导不让揭，说这是我们报社的光荣。”领导说没说这样的话，还是哪个领导说的这样的话我都不清，清楚的是那个大红纸的感谢信直到变的褪色了自己脱落了才自然的消失。在那个大红纸的感谢信在那儿帖着期间，我每天都乐意去上班，每天都乐意在走过那儿时借借地看上一眼，那是我莫大的光荣呀。
第三幕，王军他们来到了A报农民报的编辑部，编辑部在新闻大厦的16楼，敞开式办公，一人一个小隔断，平时为了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互相之间都不大声说话的，接个电话都是悄悄地，声音小的只有自已能听到。这么一大帮子人闹着那么响的动静一下子就把农民报人的震惊了，这可是个忌妒人的地方，我本身在这个环境中是个不大吃香的人，好多人忌妒得牙根疼，这么一闹那些忌妒的人更是忌妒了，后来有人就说在我的脸上：“瞧你那个熊得？没蛋坠着就上天了。”还有的人给我起外号叫“大吹”，说大吹又吹起来了呀。有一个伙计当场就问到我的脸上，“领导批示了？拿出来看看。拿不出来那就是胡吹。”他清楚领导的批示自己是不可得到的。我是个大不论的人，不在乎别人说什么，这些年从不把别人咋说当回事，我干事的信条是“不听蝼蝼叫，照样种麦子”。当然还是正面看这事的人多，还是表扬的人多。那天农民报的领导都出面接待了，在那个既是会议室又是吸烟室里，大头总编辑接受了写着“感谢人民好记者， 感谢党的好喉舌”的锦旗，还激情不已的讲了话，讲了“做好新闻监督工作是党报的神圣职责，当记者就当人民好记者，做新闻就做这样的好新闻，我们要向老林学习，学习他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学习他敢于善于惩恶扬善的作风。”等等。在过后的主任会上，业务会上，全体会上等不同的场合就把我当成了他讲话的重点，一时间我成了他宣扬政绩的重点。
第四幕，也是我最看好的一幕，王军他们感谢到了A报集团领导那儿去了，当然我没有亲眼见，听说，金银花和王军给集团的老总跪下了，一时间把老总感激的不得了。
因为有了以上的几幕，真的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大头总编辑亲自和我策划下一步如何深入的问题，如何把新闻监督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问题。听说集团领导对此也有指示，说让记者继续把新闻做下去，并指示能公开见报的公开见报。大头总编说：“为了公开见报咱们得进行进一步的深入采访，趁着他们夫妻在济南的时间找他们进一步采访。带着录音机，一定带着录音机，我的意见，仍然以第一人称，让金银花口诉，以金银花口诉的形式见报，别说不出差，别说没人在意，就是出差，就是有人在意，我们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最大限度地保护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