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最负疚的人——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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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爸爸身边唯一的亲人,未能送他最后一程。当我赶到他身边时,他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太平间里。每每想到这里 ,我都深深地感到自责和内疚。
   
          那是1976年11月21日晚上10点多,大连来电话说父亲病危,当时,我正在病房替护士值夜班,也有危重病人在抢救,直至天亮时,工宣队派车把我和长林送到大连,便有了上面的一幕。其实爸爸患胰腺癌,在大连市中心医院住院有一段时间了,十多天前,我曾利用休息时间去看望过父亲,当时他腹胀,下着胃肠减压,不能平卧,很是痛苦。好在有继母照顾,她是该院的护士。没想到爸爸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他出生在上海市龙华镇,当时家里有爷爷、奶奶、三个叔叔、两个姑姑加上父亲共8口人。因为人口多生活拮据,父亲不到3岁就送到他舅舅家寄养,直到7岁才回来与哥哥们一起上学。读到初中一年级因为生活困难就辍学了,在上海做零工,当学徒。父亲16岁时,父母与大哥相继去世了。1942年底,大连福昌公司到上海招工,不滿18岁的父亲便跟招工的来到大连红房子,直到1945年8月大连解放。由于几年的苦力生活加之一个上海人到大连饮食的变化,患了严重的胃病,1947年在大连铁路医院做了胃大部切除术。 
    
    
          父亲的婚姻亦是不幸的,我的生母在我3岁时就去世了,继母在我13岁时也病故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使父亲的身心都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当时我还小,也幼稚,更谈不上抚慰了。在我上护校时,父亲需要人照顾,加之继母薜仙芝一个人带了三个孩子,也需要一个人的帮扶,就这样他们走到了一起。那时我正值叛逆期,根本不想也不去接受这个事实,很少回家,记得我与长林确定恋爱关系时,带他只回了一次在白山路的家。这一次我把父亲永远带回了我身边——父亲火化后,我只带了几张父亲的照片,与长林坐火车,捧着爸爸的骨灰盒回到了普兰店,葬在了化肥厂旁边的墓地里。    
    
    
           后来,经过两次移坟,于2012年,最终落在葛氏墓园。由于母亲去世得早,己找不到她的坟墓,按照当地的风俗,这次给父母买了上好的花岗岩骨灰盒,放上写有母亲名字的纸条,就算父母合葬了。这也了却了我一桩心事,将来等我老去的那一天,我也要回到他们的身边。    
    
    
    现在爸爸离开我已经4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个子不高,大大的眼睛,很儒雅的样子,虽然读书不多,却很有文采,字写得很娟秀。年轻的时候曾在大连造船厂做过通讯报导员,写过很多稿子,登在当时的旅大日报上,他都把它们剪下来,贴在一个很精致的薄子里,可惜让我给搞丢了。
   
   
   
           他慈祥,关爱着他唯一的女儿,记得我从庄河调回来时,爸爸到普兰店看望我们。回去不长时间又回来,这次他带着装暖气的各种管子等,嘱咐长林给我们简陋的家安上土暖气,还给葛哲买了一双棕色的小皮鞋。就是那次爸爸抱着他的小外孙照了一张相,这也是我手头唯一一张爸爸的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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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张都旧得很模糊了的、他抱着很小的我的照片,这是我在他的遗物里翻找到的,看来他是多么珍爱他的女儿啊。他不善言辞,但是他那深沉的父爱,一直都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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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生活渐渐地好了,也买了100多平米有暖气的房子,可惜爸爸没有享受到女儿的孝道。我和长林常常念叨起,为此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和负疚。

 

二、 沒有血缘的亲人——我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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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姐姐宫文捷大我10岁,在我3岁时,她妈妈带着她,我爸爸带着我,共同组成了一个家,我们便成了亲人。
   
          可惜好景不长,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年,在我13岁时,我们的妈妈患子宫癌去世了。当时她已从大连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在大连市中山区桂林小学当老师。我跟爸爸去了金县后石农村,在后石小学毕业后考到金县第六中学,还是姐姐帮助我从那儿转回大连第二中学读书的。   
   
          姐姐年轻时很漂亮,白皙的面孔、高高的鼻子、梳着两条大辫子,一副师道尊严的样子,很受学生们的欢迎。每逢寒暑假,尤其是过年,很多她教过的学生都会去给她拜年。随着她的教龄不断增长,去看望她的学生的年龄段也拉开了,有正在教的小学生,还有毕业多年的中学生、大学生、甚至已经工作多年的中、青年人,真是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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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羡慕她,尊敬她,但也有些惧怕她。我在二中读书时,星期天、节假日常去姐姐家,当时她还住在我们小时候的房子里。她对我的管教很严,学习上,生活上的事情无一巨细,尤其是我上了中专以后,她时常叮嘱我,不能随便找男朋友,女孩子要洁身自好……现在想想,在没有了妈妈,又很少与爸爸交流的我,正当年少轻狂时,是姐姐的关怀和教育,指导我走上了正确的人生之路。
   
   
   
          当我的工作有了一些成绩,尤其是1986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护士时,大连电视台播放了专题节目《一个护士的爱》,姐姐非常高兴,欣喜地跟我说:我们得回劳动公园那个家一趟,让老邻居们看看俺家小芬(我的小名)多有出息啊。
   
   
   
           1977年,长林患鼻咽癌,我带他去北京治疗,姐姐知道后大哭一场,跟姐夫念叨,小芬的命真苦。她写信安慰我,并汇给了我30元钱,当时我的工资是35.50元。她是把近一个月的工资都寄给了我。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是姐姐从心理上和生活上给了我最无私的帮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说到大姐的好,就不能不说说我的大姐夫——唐山椒,宁波人。上海复旦大学高材生,当年大连205海军工程学院的教官,后来有一段时间学院搬到武汉,为了姐姐,他转业回到大连,在大连理工大学涡轮机系做副教授。他儒雅,慈祥,始终是一副笑眯眯与人亲近的样子。姐姐后来搬到大工教职工的家属楼里,女儿小时候也时常去小住几日,聆听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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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光的流逝,姐姐与姐夫相继退休在家,身体也越来越差。姐夫连续两次手术,心脏支架,姐姐一直心衰,但她非常坚强,不愿拖累姐夫和女儿,坚持在家里吃药、吸氧。就这样也不忘关心我,时常气喘吁吁地给我打电话,询问我家里的事情,了解孩子们的婚姻和工作,嘱咐我照顾好长林……   
   
   
          2011年,姐姐终因心衰加重,住院不久就去世了。我和女儿去大连送她最后一程。姐妹之情——手足之情。我为失去了我的好姐姐而痛彻心扉,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千叮咛和万嘱咐了。   
   
   
           生命中充满了聚散离合,只要我把姐姐记在心里,又有什么力量可以夺走呢?茶道里有一句“一得永得”,得到了一次便是得到了永久。况且我们不是一次,而是一生一世。    
    
    
三、 我的家与家人    
   
(一)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   
   
   
           1975年,长林在县供销社做党委秘书,单位分给我们一套房子,在供销商场后面,现家家福超市的位置上,这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筑造一个家。   
   
     
           那是县供销社的家属房,一幢三层楼5个单元,我们住在一层的第三家,是一套只有46平方米的二改三的房子。当时长林的父母己从皮口搬来与我们一起住,三代人着实有些拥挤,我们便像小燕筑巢一样,在小院子里盖起了一间16平方米的小房子。除了木工活,请了个木匠师傅外,其余的活全是长林利用休息时间一砖一瓦地盖起来的。在细雨蒙蒙的周日,长林给外墙抹水泥的情景至今还在眼前。小房子盖好后,我们又将大房子靠墙的那个窗户打开改成门,又盖起了一段很短的门廊与小房子的门连在一起,门廊中间开了个门,可以从此进入大房间和小房间。另外一个窗户向外延伸盖起了一个玻璃花窗。原来的门是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往厨房,我们将走廊从中间间壁起来,便成了葛哲的独立房间。原来的大房间作为客厅,小房间是二老的睡屋,我和长林搬到了在院子里自盖的小房子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个很完美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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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家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拥有一个和谐的家,如同浪漫满屋,给人以无限的梦幻。我们在梦幻的指引下着手与实践。长林出差去鞍山,背回一大袋的弹簧,自己制作沙发和床,去苏州开会带回一摞漂亮的花盆。我也利用去皮口卫校讲课,在住校的业余时间里,绣了白色的底带有蓝色花的窗帘和桌布。在我们的用心营造下,花窗里盛开的君子兰、清香的白茉莉、昂扬的仙人柱……尤其是那碧绿茂盛的爬山虎己攀附在整面墙上,使整个院子绿意葱茏,生气勃勃。走进房间,长林自己制作的沙发和大床虽然简朴却也舒适,我绣的窗帘和桌布虽然简单却也文雅,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家,温馨而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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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于丹所说:“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其实是人们内心愿望的一种托付,是很多潜意识的延伸。这个空间最重的是它自己的,你走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温暖的默契与感动,在你的心里恒久地荡漾。这,就是最好的家园。”    
    
   
(二)在北京的日子   
   
   
           1977年7月,长林在医大附属一院确诊为鼻咽癌,病理诊断为大园细胞癌。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像晴天一声霹雳,他还那么年轻,才31岁,孩子有病又那么小,我该怎么办?我有些恍惚、无助,在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后,擦干了眼泪。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倒下,更不能在他们面前流眼泪,我要给他们信心和希望,天还没有塌下来。确诊后不到一周,我就和小叔子长江一起陪他启程去北京医大肿瘤研究所治疗。   
   
   
           到北京后我们住在西皇城根北街55号国务院家属招待所,那是一座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我们住在正房里。所里负责的是姜阿姨,一位很慈祥的中年人,她丈夫是当时薄一波的家庭厨师,我们还到他家里吃过他做的可口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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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林的主治医师叫王雪宜,一个很温和也很负责任的医生。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个人,这就是国务院秘书局周锁洪局长。当年他到新金县考察农村供销社职工队伍,就是长林一路陪着他。这次长林患病到北京的一切都是他一手操办的,真的感谢他,至今已经39年了,长林还健在,他却因肝癌早已去世了。   
   
   
           一切安排妥当后长江就回去了。在等待了一周后,就到北医肿瘤研究所进行鈷60的放射治疗,面部及颈部都用红线划上,照射时用铝板挡上。放射结束,出了治疗室,长林就喷射性呕吐。每周查一次血像,白血球降至3000以下就停止治疗,坚持了半个月以后,长林执意要回家。回去休息了半个月,在我们反复劝说下,再次回到北京。   
   
   
          第二次来北京,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把葛哲带在身边,其次是自带了煤油炉和简单的炊具,第三我在医院供应室借了一套输液滴管,当时还没有一次性输液器。回来后正赶上我国第一台医用加速器在北医肿瘤研究所开始使用。放疗后的反应比鈷60小多了,但食欲很差。我就到医药公司买了5%的葡萄糖盐水给他补液,他要吃菜饼子,我就到街上买来大白菜和苞米面,将菜洗净剁碎,滚上苞米面在锅里蒸。虽然没有在家那么方便,但我想尽办法,满足他的一切需求。而且从来没有在他的面前表现出悲悲切切,始终展现出一副自信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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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带着他去周锁洪介绍的患癌的老首长家去取战胜癌症的经验,让他更有信心和希望,乐观的心情本身就是一剂良好的自愈药。精神和身体稍好些,我们就带着葛哲去天安门广场和故宫逛逛,照张照片留个影。后来单位来人到北京看望长林,把葛哲带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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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北京前后共呆了三个月,坚持完成了整个放疗计划。放疗结束的第二天,长林归心似箭,不愿意等买卧铺的时间,只好买了两张硬座票,他蜷缩在座位上,我只好坐在地上。    
    
    
          在北京的三个月,乱七八糟的东西装了大小四个盒子,还有一盆我在西单花市上买的茉莉花。长林当时消瘦得很,只能顾及自己。我从剪票口到火车这段路程,把东西分成两份,在眼睛能看到的地方放下,再回去取另一份,这样往返多次,终于艰难地上了火车。可是到普兰店,因为不是终点站,停车时间有限,等我扶着长林,并把东西搬下来回到家,才发现少了一个纸箱。于是,我又坐火车去了大连,火车已经进了胜利桥下的车库,我又跑到车库,找到了那辆车那节车厢,在座位下找到了那个纸箱。回到普兰店,查看盒子里装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但当时却舍不得丢掉。   
   
   
          艰苦的生活并没有磨掉我们战胜病魔的信心与生活的勇气。反而,相濡以沫的感情,相互滋养的婚姻,让我们长长久久一起行走,路越行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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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的一双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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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哲去北京的时候,虚岁7岁。他白白净净的,长着一双大眼睛,挺聪明的,也很可爱,姜阿姨很喜欢他。可惜的是他右侧肢体不灵便,尤其是右手不好使,总是握着小拳头。那还是17个月的时候才发现的,到大连医大一院神经科检查确诊为脑性轻偏瘫。经医生追问病史,回想起生他的时候,1970年11月我在庄河南尖公社工作,长林的父亲走“五七”道路,下乡在新金县唐家房许店村,葛哲是由村卫生所接生员接生的,当时我大流血,生产时间较长,造成孩子脑缺氧。医生说孩子的运动神经受损,回去后加强功能锻炼,慢慢恢复吧。听了医生的话后,我懊悔不已,深深地自责,这是我心里永远的痛,我只能把更多的爱给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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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从庄河调回普兰店时, 每天上班前我都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带着蒸好的米饭和鸡蛋糕,(当时每人每月2斤细粮,全都留给他吃)还有洗好的苹果,推着自制的小车,(用铁棍焊成后刷上银粉)送到医院托儿所,下班回家又帮着他锻炼右侧肢体。葛哲从小就很听话也很懂事,记得4岁那年,下班后我正在忙着做饭,他自己在玩,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水盆里,棉裤全湿了,我正想发火,他赶忙说:“妈妈,我错了。”一霎那,我的心就软了,赶紧给他换了裤子。这个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每每想起,我都痛惜得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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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年,葛哲就上小学一年级了。由于长林的病,我又在急诊室做护士长,工作上又忙又累,加之后来又生了女儿,对于葛哲的功能锻炼就没有以往看得那么紧了。但是,由于他每天要走路,被动的锻炼使他的腿越来越趋向正常。上学后他就用左手写字,一切事情均用左手,俗语说:“用则进,不用则退”,这样他的右手就彻底地废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成长,无论是身体上还是人格上,他顺利地读完了初中和职业高中财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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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他毕业到华泰实业公司开始做财会工作,无论是打算盘还是用电脑,他都很熟练。但是他不甘心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就坐在办公室,要求到生产第一线。于是,到冷冻厂做了质检工作,通过到大连培训后,他又买了这方面的专业书籍,认真自学,很快掌握了质检工作标准。由于他头脑清晰,严格控制质量标准,受到上级和外商的好评,后来一直做到副厂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恋爱生子,这也让我一颗悬着的心稍有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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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是1978年5月29日在新金县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由主任吴素珍接生的,一切都很顺利。但是,那天还是有那么多的同志和朋友前去探望,尤其是李燕燕大夫对新生的女儿做了仔细、全面的检查,发现没有什么异样,才放下心来。这是因为女儿是在长林放疗后怀孕的,怕对孩子的发育有影响,当时很多人都劝我把这个孩子流掉,理由还有一个就是这癌症还能坚持多久?可我的心里一直告诉我,这是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孩,我一定要把她生下来,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带着我的一双儿女坚强地生活下去,待我百年以后,我的女儿还可以关照她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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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总会面临艰难的选择,但你一定要追随你的内心所想,不受各种干扰。实践证明:我的女儿还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她的到来保佑了她的父亲,一直伴随着她茁壮成长。长林给她起了慧书的大名,希望她聪慧、知书达理。我给她起了小名叫楠楠,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楠”字,生长在南方的常绿乔木,木材纹理细密,质地坚硬,富有香味,是一种贵重木材。另外,谐音楠字也记录着我们那时艰难而又难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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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小女不愁长,楠楠在县幼儿园中班时,久寿小学的邵校长到幼儿园招生,通过考试她也与大她1、2岁的孩子们一起上了小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磕磕绊绊地过来了。后来,她很快适应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并成了学校的小明星。我也适时地利用暑假把她送到了大连市中山区儿童文化宫学习舞蹈,后来她爸爸为她买了台钢琴,请了老师,虽然最终她没有成为这方面的人才,但是她一直是学校班级里的文艺骨干。同时她也遗传了她爸爸的优秀基因,有很好的文字书写能力,在小学时就在学校里出手抄报,还有她的布贴画还获得过国际奖项。初中时,我鼓励她参加普兰店日报假期征文,高中时参加市共青团组织的演讲,都先后获过奖。她从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又去日本留学,读完硕士。现在想想,那些年悉心的培养和家庭熏陶,对她的综合素质的养成,修养与品味的提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这一双儿女,相差8岁,哥哥谦让宠爱妹妹,妹妹尊重关照哥哥,两兄妹从没红过脸拌过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后,流露出的手足之情让我感到深深的满足与欣慰。他们的下一代也都渐渐地成长起来了,我的孙子已经从中国矿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正在考研,小外孙也在大连高新区实验小学读三年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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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感谢你们,是你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是你们让父母更骄傲,更有所寄托。更重要的是,你们让父母体验了世界上最无私的爱,我爱你们,我亲爱的孩子们。    
    
   
(四) 我的大家庭   
   
   
           我是个独生女,可是嫁给了长林以后,便融入了这个大家庭,成为葛家的长媳,成为孩子们的大妈、大舅妈。我偶尔会私下里惊?自己是怎么做到的,现在想来,一是爱屋及乌,二是真心相待吧。   
   
   
          1975年,海城地震波及普兰店,我们就把长林的父母接到一起住,直到1994年深秋,近20年的时间。亲情,不是“常回家看看”那么简单,那么一站一停。尤其是长时间的陪伴,每个人的优点,缺点,特点都呈现在每一天每一时之中,与亲情好好相处,是需要相当定力的。   
   
   
           我的公公就是一个父道尊严极强的老人,他身体还好时,常去二姐家住一段时间,因为二姐夫是军人,他喜欢战士,尤其是姐夫的通讯员对他老爷子的敬重。因为年龄的增长和高血压,脑血栓疾病的缠身,他的脾气随着情绪的变化时常变坏。即使他发火打孩子,我也没有怨恨过他。他是个老人,还是个病人,他爱看电视上的药品广告,凡是药品描述与他的病情相关的,就要求我们去买给他。我在耐心的解释医院开的药同样可以治疗他的病的前提下,适当买一两样,以满足他的要求。家,首先是精神的,情感的,然后才是物质的。亲情,其实就是陪伴,是理解,是包容。   
   
   
          我的婆婆自从到我家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很好。她是长林的继母,她到葛家时,长林5岁,长江3岁,上边还有3个姐姐,大姐岁数不大就嫁给军人去了山东,二姐、三姐也较早参加了工作。这两个儿子是她一手抚养长大的,她也没有再生育。在这个家里,根本看不出她是后妈,我也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妈妈。她最愿意吃煮鸡蛋和南果梨,我每天早晨都给她煮1-2个鸡蛋,每逢南果梨成熟的时候,我都会买给她吃。直到现在,我的女儿还时常念叨,奶奶最爱吃南果梨。那时我在医院工作很忙,有时不能正点下班,节假日又要顶班不能休息,婆婆帮了我很大的忙。尤其是女儿出生后,在上幼儿园以前都是婆婆看的,因此,她们祖孙关系非常好。记得女儿两岁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去二姑家住了半年,回来时竟然不认识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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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第二代的孩子中间,我女儿是最小的,那些哥哥姐姐们因为她小,都不愿意带她玩。她就像跟屁虫似的跟在他们后面,奶奶看见了就大声命令他们要带着她。现在孩子们都大了,每每谈起这些往事,都会心地笑了。她们说那个时候吃苹果,姥姥给他们吃小国光,却给楠楠吃的是大富士!   
   
   
          大姐因为姐夫患脑瘤很早去世,她想念亲人,也是习惯大连的生活,从山东回到了老家。后来她的三女儿冬霞也带着小惠惠来到了普兰店。长林给冬霞安排了工作,这样一来,家里来往的人就多了,我们便买了孛兰路北段一栋四层楼的二楼搬过去,把原来的房子留给父母和姐姐。但时间不长,那房子就拆迁了,恰巧我们家一楼要搬走,我们就把一层也买了下来,楼上楼下在内部打通,这样父母住一层,我们一家住二层,也好相互照顾。不久,葛哲结婚,这样祖孙三代同堂,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家庭。    
    
    
           因为父母住在一起,逢年过节,三个姐姐和弟弟都会带着孩子到我家探望父母,那可是热闹的大聚会。每次我都要提前采购好食材,早早起床准备丰盛的午餐,那可是近20人啊,好在也有姐姐妯娌帮忙,我的拿手菜是炸鸡翅,至今孩子们还津津乐道舅妈炸鸡翅的味道。二姐的凉菜拌得好,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操持下,盛着满满的爱的团圆饭就完成了,大人,小孩各一桌,满心欢喜地坐下来一起开吃,这就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家宴,只能“同吃”,不能分餐。因为这种“同吃”使得血缘关系更加牢靠,家庭更加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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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94年末。当年春天,婆婆患胃癌住在我们医院内三病房,当时儿媳妇怀孕,白天她照顾奶婆,我也在班上抽空去看看,晚上陪床。周日,姐姐们利用休息时间来换换手。家里公公患脑血栓病情加重,半身不遂卧床好长一段时间,请姜兰帮助照料,家里家外都忙得筋疲力尽,但我是心甘情愿的。赡养、照顾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尤其到了他们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更需要子女的照料和抚慰。   
   
   
          1994年初夏,婆婆去世。3个月后公公也随之而去,但是他却看到了重孙子宇光的出生。我也完成了婆婆给我的重托,为她送终。   
   
   
          从那以后,我们和长江两家,每年大年初一中午都在一起聚餐,下午都聚集在我家娱乐。长江和龙君扑克打得好,我和女儿女婿不常打,水平较差。输了心有不甘,有时打的晚饭都不想吃,就想赢回来。初一的扑克时光,是我们家春节中最惦记的事儿。后来,大姐年纪大回了山东老家,冬霞和惠惠还留在普兰店,年三十就来和我们一起过年,每年初三我们一起去皮口三姐家拜年,然后再结伴去大连给二姐拜年,始终保持着父母在世时温暖而融洽的亲情,并且传承给了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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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葛哲出事,这些侄子、外甥、外甥女跑前跑后,帮忙处理各种事宜。继东、惠惠、春华、小凯、文武、红梅都来了。红梅对我说:“我妈说,你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你大舅妈……”听了这话,我很感慨,也很欣慰。那时吃的苦,受的累,都化作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当时的付出并没有想到回报,而如今这赞叹、这拥戴,使我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亲情的悠远,长久。   
   
   
(五) 长林的庄园   
   
   
         长林1977年秋从北京治疗回来后,休息不长时间就上班了。他靠坚强的毅力克服了一系列放疗后的症状,有时头痛得撞墙也决不用杜冷丁,口干就每天随身携带着一瓶水。   
   
   
          1979年他与一部分同志从县供销社分离出来到县外贸局工作,1981年县外贸局为供港活牛而组建牛站,他带两名年轻同志一起去创业。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他越干越大,越干越好,从一个简易的牛站到1995年干成了实业公司。他们建立了水产品加工车间、冷库、盐渍菜加工车间……对外出口,每年都为国家创造可观的外汇。他也有机会被派出到香港、日本、美国参观学习。那时普兰店电视台每天晚上都播出他们单位赞助的电视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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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好的筵席也有散席的时候,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集体与个体都允许对外出口。2003年华泰实业公司与上级单位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一起被解体,这时长林也到了临近退休的年龄。   
   
          于是,他在皮口的镇郊沙家承包了10亩盐碱地,开始了他的田园生活。初到那时,只有三间破瓦房和一片荒芜的盐碱地,。他在当地找了一位当过生产队长的老王头,来帮他种地喂猪看院。他又拿出了当年创业的劲头和热情,一步步实现着心中规划的蓝图。   
   
          他在老朋友孙洪书的帮助下,盖起了他自己居住和接待朋友的两间小木屋。又移栽了6棵法桐,买了250棵银杏树苗,200棵紫香槐,还种了桑树、桃树、杏树和樱桃树,并在小木屋的周围栽了一片草莓,开辟了一片小菜园。从春到秋,各类新鲜蔬菜应有尽有。在余下的地上种了一大片土豆、白菜、萝卜。
   
          最大的工程就是在院子里用挖掘机挖出了一个3200平方米的水塘,中间还留下了一块小岛,又用木头搭建了一座小桥,与岸边相连。把海水引进水塘,养上了魚和虾。长林原来就喜欢花,他在水塘边修了一个花房,水塘周围种上了柳树,树下种上了地瓜和黄豆。除此而外,他给院子和小径铺上了城里换下来的旧地砖。小径两旁种上了各种花草和灌木。三间瓦房修整后,一间老王住,一间做厨房,一间做饭厅。瓦房的后面是座小山,院子大门的正面垒起了高墙,后来又盖了车库和库房。院子的另一侧和正面,买来了公园用的铁栅栏,刷上了白漆,很是漂亮、幽雅。女儿称,这是爸爸的庄园。   
   
          经过五年小鸟筑巢似的一条一枝锲而不舍的努力,他的鸟巢——女儿所说的庄园也越来越有了模样。然而,他放疗的后遗症也越来越严重,他的牙齿逐渐脱落,全部换上了假牙;双耳失聪戴上了助听器;右眼睑下垂视力下降;下颌麻木没有知觉;吃饭呛咳;血压开始增高。2008年夏季的一天,他突然觉得右侧肢体发麻,不听使唤。于是他自己开车从沙家到普兰店80里地,停了三次,终于开到了我的社区门诊。他下车我一看他那走路姿势,就断定他是脑梗。我便叫了辆出租车直奔中心医院CT室,经CT确诊正是。我请秦晓方副院长(当时的内科主治医师)下了医嘱,在社区门诊经过溶栓、疏通血管、静脉输液20多天,症状消失,他又回到了他的庄园。  
   
          在那里,每天清晨,他早早起床,踏着露珠给果树剪枝,给花浇水。吃着绿色蔬菜,呼吸着新鲜空气,与猫儿、狗儿嬉戏。时而有老麻友前去探望,在凉亭里再战几局。儿女孙辈利用节假日去看望和游玩,我也常带着我的同志和朋友去那儿钓鱼、玩扑克。吃完午饭,傍晚带着海鲜和农产品满载而归。他很喜欢这种恬静惬意的田园生活,也享受着大家对他劳动成果的认可和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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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十余年的用心经营,春天樱花、桃花、杏花相继开放,紫槐清香满院。夏天桃杏果实累累,小径两旁串红、太阳花争相怒放,白色蔷薇簇簇幽香。秋天萝卜、白菜丰收满地,银杏叶灿灿铺满院落,好一幅金黄秋色的油画,令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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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2012年的秋天,我们只能忍痛割爱了,因为长林又患了急性心梗。那年的5月29日,我正在协和门诊上班,长林来电话,说他胸背部疼痛难忍,大汗淋漓。听完后我与护士长张玉华带了加在液体内的硝酸甘油,坐上出租车赶到沙家后立即输液,驱车直接赶到了中心医院CCU病房,经心电图确诊急性心梗,立即溶栓,七天后到大连中心医院内科病房心脏造影,显示两条血管90%堵塞,立即行心脏支架,住院7天,出院回家休养。   
   
          2012年的秋天,长林处理了心爱的庄园,彻底赋闲在家。他挑了几盆喜欢的盆花放在家里,虽然比不了庄园里郁郁葱葱,姹紫嫣红,好在我们留下了那美丽的影像,更重要的是它已深深地存留在我们的心里。   
   
          长林从皮口沙家回来后,每天过着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早晨起来看看报,浇浇花,然后玩玩电脑,看看电视,午饭后睡一觉醒来出去走走,与老友们侃侃,心情平和,按时服药,我也定时地带他去医院检查,病情稳定,一切平淡如水,安然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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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长久,不是因为激情,而是因为懂得。真正懂得,是在不同的时候,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并及时给予,这是经历了弥久的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平庸所建立起来的。它可能是静默无语,可能是一个微笑,也可能只是轻轻的一拍,什么话都可以不说,但是彼此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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