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乐观和希望
通过曼德拉和战友们的不断努力，罗本岛上的政治犯们组织起了一个战斗的集体。这个集体统一行动，成功地进行过绝食斗争，成功地争取到听足球比赛和踢足球的权利，甚至组织了犯人们的足球联盟。足球比赛不仅是运动和娱乐，还是犯人们交换情报、传递信息的好机会。
一九七五年，五十七岁的曼德拉收到西苏鲁和凯西的一条建议。他们认为，曼德拉应该写一个自己的《回忆录》。凯西说：这本《回忆录》的最佳出版时间是曼德拉六十岁生日那天，那将是曼德拉六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西苏鲁说：这样一本书，如果写得真实而公正。可以让人民了解我们的战斗历程。同时，它将成为鼓舞年轻自由战士斗志的源泉。
战友们的建议打动了曼德拉。曼德拉说干就干，夜里写书，白天睡觉。只用了四个月时间，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便完成了初稿。西苏鲁和凯西担任“校对”工作，给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另一位战友负责将修改稿誊写成微型速记稿，十页大纸转换成一页小纸。还有人专门负责将书稿带出去。这是一条完整的“非法创作——出版”流水线。
微型速记稿成功“出狱”后，曼德拉和战友们设法将原稿埋在了监狱的花园里。结果，原稿被狱方发现。原稿是曼德拉的手迹，上面的批注是西苏鲁的笔迹。白纸黑字，证据确凿。监狱当局决定对他们滥用学习权利、撰写非法书籍进行惩罚。惩罚的结果是，曼德拉和西苏鲁的学习权利被无限期剥夺。
一九七六年被释放的一位战友将曼德拉的书稿带出了监狱，并带到了伦敦。这本《回忆录》并没有如期在曼德拉六十岁生日时出版，而是直到曼德拉当上总统之后的一九九四年才以《漫漫自由路》的书名出版。《漫漫自由路》的成书当然比曼德拉在狱中写的书稿内容要丰富得多，至少加上了从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九四年这二十年间发生的事。但是，曼德拉在狱中写的他人生前五十七年的《回忆录》无疑是这本书的基础。
《漫漫自由路》一面世就轰动了世界，很快成为了畅销书。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曼德拉的著作并不多。《漫漫自由路》是他的代表作。
自从上了罗本岛，曼德拉一直要求狱方允许自己在院子里开辟一个小菜园。狱方毫无理由地不同意，几年后，监狱当局终于同意了曼德拉的这一要求。
监狱院子里的地是用废石渣垫起来的，非常干旱而且有很多石块。为了开辟菜园，曼德拉必须先把大量的石块挖出来。一些狱友与曼德拉开玩笑，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白天在石料场挖石灰石，业余时间又在院子里挖石头。曼德拉却乐此不疲。
曼德拉虽然生长在农村，但他从小只干过些放牧牛羊的活，并没种过蔬菜。曼德拉第一次在菜园里种菜是在黑尔堡大学读书的时候，那也只是作为大学里劳动课的一部分。曼德拉曾在一位教授家的菜园里帮忙干过活，他很喜欢这种与土坷垃打交道的体力活。到了约翰内斯堡后，学习、工作、政治活动，曼德拉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实践自己的这一爱好。监狱倒是给曼德拉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曼德拉请监狱当局给自己订购了一些种植蔬菜和园艺方面的书籍。曼德拉学习了各种种植和施肥技术。监狱当局再为他提供些种子，曼德拉就这样边学边干了起来。曼德拉选择了一些不需要肥沃土地和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比如番茄、辣椒和洋葱这些。
很快，曼德拉的小菜园就有了很好的收成。狱警们发现当初同意曼德拉开辟小菜园是个不错的决定，因为他们不断能得到曼德拉为他们提供的既优质又新鲜的番茄和洋葱，带回家给老婆孩子吃。
经过曼德拉他们的不断斗争，监狱当局终于在一九七七年初停止了曼德拉他们的体力劳动，算是还给了他们一项政治犯待遇。曼德拉更有时间花在小菜园上了。曼德拉和几个要犯后来被移监到开普敦的波尔斯穆尔监狱，住在一座三层楼牢房的顶楼上。曼德拉又在楼顶上开辟了菜园，继续保持自己的这个爱好。那时曼德拉种的蔬菜主要给监狱为犯人改善伙食，有富余时，狱警们要拿钱来买。我估计，到曼德拉当上南非总统后，会有当年的狱警对别人吹嘘，我们家吃过总统种的蔬菜。
曼德拉在种植蔬菜中得到的不仅是劳动的乐趣。对监狱里的囚犯来说，种植蔬菜是为数不多的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情之一。播种、观察各种植物的生长、照料它们、收获。这样的劳动过程提供了一种简单却是经久的满足。作为一小块土地的主人，它为曼德拉提供了一点自由的感觉。
曼德拉还把菜园作为自己生活的某种象征。一位领导人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菜园”，也要播种、看护、耕作，最后才能去收获。像一个园丁一样，一个领导人必须对他所培育的东西担负起责任。他必须关心自己的工作，要驱赶敌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东西、除掉不应保留的东西。在监狱里种植蔬菜的意义对曼德拉来说还真是非同小可。
曼德拉从小热爱体育锻炼，在约翰内斯堡期间，工作、学习、生活、事业最繁忙的时候，曼德拉也没有停止体育锻炼，甚至在拳击馆里进行系统的训练。被关上了罗本岛，曼德拉将拳击馆里的训练模式带到了监狱里来。每周两次，每次早上天不亮就起来跑步，在牢房里跑四十五分钟，然后做一百个俯卧撑、二百个仰卧起坐、五十个下蹲运动和其他各种体能训练活动。
曼德拉在罗本岛上做这些锻炼项目时已经年过半百。他的行动影响了其他狱友，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他们想：那个老人都能那样锻炼，我为什么不能？曼德拉每天坚持做早操，其他狱友也逐渐跟着做。
政治犯停止了体力劳动，曼德拉有更多的时间料理他的小菜园和进行体育锻炼。从上岛开始，曼德拉就代表犯人们向监狱方争取适当的锻炼时间和运动设施。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下，罗本岛监狱里有了网球和乒乓球台这样的运动设施。这时曼德拉已经年近六旬，他依然坚持带领着狱友们进行多种形式的体育锻炼。
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曼德拉就开始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当时普遍认为，曼德拉等人将被判处死刑。曾有狱警挖苦曼德拉：“曼德拉，别瞎耽误功夫了，你将要去的地方不需要法律学位。”曼德拉也知道，即使不被判处死刑，他也很可能不能再当律师了。但曼德拉还是坚持要考这个学位，他把这事当成保持专注、排除杂念的一种方法。
曼德拉最终被判了终身监禁。在监狱里，曼德拉一直坚持自己的学位考试。由于伦敦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的考试科目数次调整，曼德拉在监狱里读了大量法律专业的教材。曼德拉写《回忆录》被发现，监狱当局剥夺了他的学习权利四年，这无疑让曼德拉的学位考试要拖延更长时间。但是，曼德拉却从学习权利被剥夺中发现了新的好处，那就是，他可以有时间读很多专业以外的书籍。
体力劳动停止了，学习权利剥夺了。曼德拉除了料理小菜园和体育锻炼，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政治书籍不让读，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书更是绝对的禁书。监狱当局对书籍的禁止有时会让人啼笑皆非。带“红”字的书是禁止的，比如说《小红帽》。带“战争”的书也是禁止的，比如说科幻小说《星球大战》。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的书名里也有“战争”，这书却可以读，曼德拉反复阅读了好几遍《战争与和平》。
曼德拉阅读了大量南非白人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在三十年前也是禁书。那时的南非是英国人统治的，南非白人也曾经被歧视，他们也曾为自由和解放进行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英勇斗争。曼德拉从这些作品里学到了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曼德拉还读了许多美国小说。神话小说、侦探小说……凡是能借到的书曼德拉都找来读，从中得到很多知识和乐趣。如果不是被剥夺了学习权利，曼德拉这些时间恐怕都会用来读那些枯燥乏味的一本又一本《合同法》。
曼德拉还写了很多信。后来有人出版了一本名叫《与自己对话》的书，其中收录了一批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里写的信，给妻子、孩子、亲戚、朋友的信。这些信较完整地记录了曼德拉当时的状态和心态，为后人研究曼德拉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曼德拉的乐观不仅表现在他总是用乐观的心态看待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还表现在他总会为自己创造满足。有了更多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曼德拉就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和创造这种满足。比如洗衣服，让自己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打扫走廊，让走廊上没有一点灰尘；收拾牢房，让自己的牢房尽可能有更大的空间。曼德拉是个干大事的人，他从那些大事中获得了成就，他也能在这些小事上找到满足。这是个完整的伟人。
一九七八年，罗本岛监狱开始向囚犯们提供自办播放新闻的服务。监狱将每天的新闻广播经过筛选后通过内部播音系统播放给囚犯们听。这点权利也是囚犯们经过将近十五年争取得来的，公共新闻广播还是不让听，读报还是不允许。
这种经过编辑的新闻既不客观也不全面，政府往往是“报喜不报忧”，只广播对政府而言是好消息的新闻。但是，囚犯们还是愿意接受这样的广播。像曼德拉这样级别的囚犯是能从广播的字里行间听出被歪曲的事实的，也能从明显被删节的地方推测出删掉的内容。
当然，曼德拉他们也有其他渠道获得监狱当局不想让他们知道的消息。比如，沃斯特总理因为丑闻而下台，国防部长博塔接任南非总理。南非邻国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的民族解放运动获得胜利，已于一九七五年成立了独立国家。这对曼德拉他们这些政治犯是一种鼓舞。
后来，罗本岛监狱进一步开放，定期为囚犯放电影。曼德拉他们看了不少电影，《佐罗》、《十诫》、《国王和我》、《埃及艳后》……等等。囚犯们看过电影后都要聚在一起讨论观后感。有人认为伊丽莎白·泰勒扮演的埃及艳后很漂亮。曼德拉告诉大家，他当年在埃及亲眼见过克利奥帕特拉漂亮的雕像，所谓“埃及艳后”其实是一位漂亮的、黑色皮肤的非洲女人，并不是伊丽莎白·泰勒那样的白色女人。
和故事片相比，曼德拉更喜欢看记录片。温斯顿·丘吉尔听说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王子”号被日本人击沉的消息后流泪的镜头给曼德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故事片中，只要有索菲亚·罗兰出演的影片曼德拉一定看，放一遍看一遍。曼德拉是索菲亚·罗兰的铁杆粉丝。
一部美国记录片曾在囚犯中引起争议。那部片子记录了美国六十年代出现的具有叛逆性格的青年人，他们组成了摩托车俱乐部——地狱天使。影片将“地狱天使”描写成一群不顾后果、崇尚暴力和反社会的人，而把警察们描绘成正派、正直和值得依赖的人。这部美国记录片引起的争论最激烈也最深刻。
实际上，“地狱天使”是时代的产物。不仅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人普遍存在这样或那样不同程度的反叛精神。大致从六十年代开始，结合各个国家的政治形态，不同表现的“反潮流”战士在世界各国都涌现出来。法国的“造反派”、美国的“嬉皮士”、中国的“红卫兵”……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南非的这一代青年人有着更加特殊的生长背景。他们一出生就在国民党执政的政权之下，从小就在更加严酷和系统化的种族隔离政策之中接受不平等的教育和待遇。他们更有战斗性，他们发动了“索韦托事件”及其之后的一系列暴力抗争行动。他们也有自己的组织，叫“黑人觉醒”。
曼德拉他们这一代自由战士在“黑人觉醒”的年轻人还在襁褓中时就被关进了监狱。应该说，他们和“黑人觉醒”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看完“地狱天使”影片后，大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批评“地狱天使”们无法无天的举动。一位“黑人觉醒”的青年人站起来反驳这种看法。他认为，摩托车骑手们代表的就是反抗政府的索韦托学生。而这些批评他们的人就像影片中的右翼政府一样，属于落后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代表劳苦大众，完全脱离了时代。
年轻人对前辈们的责备引起了轰动，许多人起来谴责他，说把我们的斗争与这帮反社会分子相提并论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大约只有曼德拉一个人为这位年轻人进行了辩护。虽然曼德拉并不赞同这位年轻人的观点，他也认为“地狱天使”是冷漠无情、令人讨厌的反叛者。但是，他们针对的却是统治者当局。曼德拉他们的斗争难道不也是针对统治者当局吗？
年轻人的观点曼德拉未必同意，却也引发了曼德拉的思考：我们这一代革命者毕竟被关在监狱里时间太长了。我们的革命意志是否出了问题？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是肯定的，我们的观念是否还停留在原来的地方？我们的思想是否已经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