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黑暗中的斗争
罗本岛是大西洋里的一个小岛，位于开普敦半岛的桌湾里，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白人统治者曾经将这里当作土著黑人抵抗者的流放地，后来又将这里做为麻风病人和精神病患者的收容所。一九六○年，国民党政府将这里改成关押要犯的监狱。
对白人政府而言，最要的犯当然就是黑人政治犯。罗本岛监狱在三十年的历史中关押过三千多名黑人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南非有总统的历史不长，前两位是白人，后面的几位黑人总统大多在罗本岛上坐过牢，这个小岛想不出名都难。这个小岛上最出名的地方是466号牢房，这是曼德拉住过的牢房。我估计，每一个去南非的游客只要上了罗本岛，都会去看这个关押过“世界上最著名囚犯”的牢房，美国总统也不例外。
一九九一年，罗本岛上最后一批政治犯被释放后，南非政府开始想到这个小岛风景秀丽的本色，要将这里开发成旅游胜地。一九九九年，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保护区。罗本岛现在是南非的一大名胜。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曼德拉等人的“阴谋叛国罪”定谳，被判终身监禁。随后，曼德拉、西苏鲁、戈万等七名要犯被从比勒陀利亚押往罗本岛。这是一次不知道归期甚至不知道是否有归期的“旅行”。
曼德拉他们三更半夜被押往机场，飞机天不亮起飞，飞了一个小时看到了天边的曙光。曼德拉的六位战友中好几个是第一次坐飞机，大家纷纷将脸贴在舷窗上向下看。曼德拉也向下看。曼德拉说，他不是以旅游者身份看风景，而是以战略家身份看地形。
曼德拉亲手缔造了“民族之矛”并担任总司令。在他的司令部里，关于南非的农村是否适合游击战一直是个争论的话题。当飞机飞过一片茂密的山林时，曼德拉对他的同志们说：“这里是我们可以进行战斗的地方。”一伙被判了终身监禁的政治犯围过来向下看，大家都很高兴地同意了曼德拉的发现。
我们常说“革命的乐观主义”，乐观至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这样应该算最高境界了。
罗本岛上正在大兴土木。政治犯太多，政府正在赶建新监狱。曼德拉他们在老监狱里过渡了四天就搬进了新“家”。曼德拉新“家”的门牌号码是466号，胸牌是466/64，就是一九六四年上岛的第四百六十六号囚犯的意思。
新“家”很小，不到五平方米，身材高大的曼德拉躺下来头和脚都会触及到墙壁。牢房建得很仓促，墙还是潮乎乎的。曼德拉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监狱长。监狱长刻薄地说：“你们的身体可以吸潮气。”
一年前，曼德拉曾在罗本岛上被关押过半个月。也许是因为建成不久，那时的罗本岛监狱相对宽松。犯人不多，狱警中也有对黑人怀有同情心的有色人。一年后，罗本岛监狱俨然成了南非监狱体系中最严厉、最残酷的监狱。狱警都换成了说布尔语的白人，犯人则没有一个白人。罗本岛是整个南非的缩影，南非政府严酷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也被这些布尔人狱警不折不扣地在监狱里贯彻执行。
不同人的伙食不同，囚服也不同。印度人领到长裤和短袜，黑人则没有袜子，裤子是短裤。这是仆人的穿着，布尔人狱警是要提醒黑人囚犯，你们是“男仆”。曼德拉的斗争转移到监狱里后包含了“争取裤子”这些内容。曼德拉为自己争取到一条长裤，发现他的同志们都没有长裤，曼德拉又将长裤退回去，要求监狱给每个非洲犯人都发一条长裤。
罗本岛监狱安排政治犯做重体力劳动，敲石头、挖石灰。监狱方面不断给犯人提高指标，曼德拉带领狱友们以消极怠工相对抗，坚决要求监狱方取消给政治犯下劳动定额。
罗本岛与大陆是隔开的，亲属上岛来探视很不方便，政府也给犯人亲属的探视设置重重障碍，即使探视也每次只有三十分钟时间，一个犯人和他的探视人有五个狱警看着，犯人和探视人只能说英语或布尔语，说民族语言就会受惩罚。犯人每半年才允许写一封五百字以内的信，发出和收到的信都要经过审查。信件还经常被扣押。
曼德拉被关上罗本岛后妻子温妮上岛来探视过一次。由于政府的百般阻挠，温妮数次被“禁止”，第二次探视相隔了两年以后。由于探视后没有按规定向警察局报告，温妮被逮捕并判处一年监禁。虽然坐了四天牢便保释出狱，但工作丢了。温妮和两个幼小的孩子没有了生活来源。这给狱中的曼德拉造成很大困扰。
曼德拉知道自己离开了斗争运动的中心。即使在监狱里，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也继续坚持着斗争。争取伙食平等，争取长裤，争取太阳镜，争取看书学习的权利……
南非政府的倒行逆施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不时会有新闻界、法律界和政界的国际人士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来罗本岛监狱访问，了解被押政治犯的真实情况。每当这时，狱友们就会推举曼德拉做代言人，向国际组织和人士介绍情况。曼德拉总是利用这样的机会为狱友们争取应有的权利。
曼德拉多次因为顶撞和冒犯监狱长官而被隔离关押，三、四天一个人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还不给饭吃，每天只喝一碗米汤。
曼德拉知道，他的斗争对象是种族隔离制度。代表这种反动制度的是南非政府，不是监狱。监狱里的斗争虽然只是一条裤子、一副眼镜、一张书桌……这样“鸡毛蒜皮”的事，但曼德拉依然据理力争。这些斗争的对象也是监狱管理者，不是具体狱警。相反，曼德拉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和普通狱警搞好关系，他也鼓励狱友们这样做。曼德拉认为，做为犯人，老是与狱警做对是没有道理的，那无异于自讨苦吃。这样处理和普通狱警的关系确实有助于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曼德拉甚至和个别狱警成了好朋友。
曼德拉这样做还有理论依据。“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这是非国大的方针。曼德拉将普通狱警当成了“设法教育”的对象。对那些教育不好的、非法虐待犯人、魔鬼般的狱警，曼德拉则毫不客气。曼德拉发挥他的律师本色，坚决上告这些不法狱警，监狱长这里告不通就再往上告，甚至向国际媒体披露，不法狱警终被调走。
有理、有利、有节，曼德拉的斗争艺术已然炉火纯青。
读不到报，不了解外界信息，是犯人尤其政治犯的很大痛苦。狱警包食物的报纸随手扔掉，犯人们会如获至宝。曼德拉的同志们也通过“行贿”的手段从狱警那里弄到报纸。犯人拥有报纸是严重违法行为，曼德拉曾经因为读报被发现而遭隔离关押。
取得狱警们的同情还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狱友间的信息沟通。罗本岛监狱分若干监禁区，监禁区之间相互联系是严重违反规定的。登上罗本岛不久，曼德拉就意识到，将岛上的狱友组织起来很重要，否则无法和监狱方展开有效斗争，也无法向监狱外传递准确信息。
为准确高效地传递信息，曼德拉他们成立了秘密信息传递委员会。为更好地和监狱方斗争，他们还成立了以曼德拉牵头的法律委员会。曼德拉受委员会的委托给司法部长写过信，要求政府释放他们这些为政治信仰而斗争的自由战士，就像当年布尔人反抗英国政府被判入狱后又被提前释放一样。在释放他们之前，至少应该给予政治犯们应有的待遇。
一九六八年春天，曼德拉的母亲来罗本岛上看望曼德拉。曼德拉上一次见到母亲还是在四年前的利沃尼亚审判法庭上。四年时间，母亲看上去老了很多，这让曼德拉很担心。老人家是由孙子、孙女、女儿陪同着来到罗本岛的。曼德拉的小儿子这年十八岁，大女儿这年十四岁，两个孩子都长成了大人，没有来的大儿子已经做了父亲，这些让曼德拉很欣慰。唯一似乎没有变化就是妹妹。
曼德拉向妹妹询问了家乡亲戚们的情况，向儿女们询问了他们的学习情况，并鼓励儿子和女儿继续读书。曼德拉最不放心的还是老母亲的健康，除了嘱咐儿女和妹妹尽心照料，他自己也做不了什么。
几周后，曼德拉收到小儿子发来的电报，曼德拉的母亲因心脏病去世了。曼德拉立即向监狱长提出申请，要求回乡参加母亲的葬礼。监狱长拒绝了曼德拉的申请，他说：“曼德拉，尽管我知道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你不会逃跑。但我对你们的人不信任，担心他们会绑架你。”
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曼德拉为不能参加母亲的葬礼而感到痛苦。母亲的去世让曼德拉想了很多。在考上黑尔堡大学时，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曾经是曼德拉的理想。离开黑尔堡大学去了约翰内斯堡，曼德拉也一直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曼德拉当律师时是有能力赡养母亲的，他也这样做了。因为政治生活日益频密，曼德拉赡养母亲就只能限于经济上，时间则几乎完全没有。被关进了监狱后，曼德拉丧失了一切赡养母亲的能力。曼德拉认为自己欠母亲的太多了。曼德拉坚持在自己百年之后葬回母亲身边，也许就有在另一个世界里尽孝的意思。
母亲的去世，也让曼德拉再次检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长期以来，母亲对曼德拉献身于斗争事业一直不能理解。母亲当然不能像前妻那样选择离他而去，最终，母亲只能在不理解中支持了儿子的选择。母亲的艰难和贫穷让曼德拉深感内疚。家人并不想卷入斗争，由于曼德拉的选择却让家人不得不受到牵累。
没有能够让母亲生活得更好，没有能够让母亲安息，都让曼德拉感到悲哀和痛苦。但是，曼德拉清楚地知道，他选择的道路是为了让更多的南非人生活得更好，他必须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下去。
母亲去世半年后，温妮被安全警察在一个清晨从家里带走。曼德拉听说，当时，他们一个十岁一个九岁的两个女儿紧紧抓着妈妈的裙子，安全警察生拉硬拽地带走了温妮。温妮被拘禁了十七个月后无罪释放。曼德拉很为妻子的被捕和两个幼小女儿的生活而担心。
温妮被捕三个月后，曼德拉的长子因车祸身亡。这对曼德拉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母亲去世、妻子被捕、儿子意外，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曼德拉一个人躺在牢房里，晚饭也没吃，默默地躺着，不知躺了多久。西苏鲁过来看他，他把儿子车祸身亡的电报递给西苏鲁。西苏鲁在床边上陪着曼德拉，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啥话也没说。西苏鲁陪了曼德拉多久，也不知道。
曼德拉请求狱方让他去出席儿子的葬礼，并且建议狱方派保安警察跟着，自己可以立下保证书，保证按时返回监狱。监狱又一次拒绝了曼德拉的请求，只同意曼德拉给儿子的母亲写一封信。
政府和监狱总是给政治犯们制造各种麻烦，剥夺他们的尊严，让他们丧失信心。可曼德拉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丧失信心，除了率领狱友和监狱方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也创造条件活下去。曼德拉在监狱里坚持锻炼身体，曼德拉从来不认为自己会真的死在监狱里，他还要出去继续回到斗争的中心里去。曼德拉自己也不知道这份乐观来自哪里，但他就是一直这么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