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更严厉的指控
一九六三年五月，曼德拉和另外三名政治犯一起被从比勒陀尼亚监狱押往罗本岛。这是曼德拉第一次踏上这个小岛。
罗本岛上的狱警更加粗暴和野蛮。当曼德拉他们对狱警的粗野表达抗议时，狱警这样警告政治犯：“听着！这里不是约翰内斯堡，也不是比勒陀利亚，这里是罗本岛！我们这里不允许调皮捣蛋！如果你们不听，我们将会杀掉你们，我们不是在骗你们，你们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你们的父母将不会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那时罗本岛上的狱警不全是白人，也有少量有色人狱警，他们中也有同情黑人的。一位有色人狱警冒着很大风险经常给曼德拉他们送来香烟和三明治，还悄悄告诉曼德拉从报上看来的关于温妮的消息。曼德拉很感激他。
半个月后，曼德拉又被押回了比勒陀利亚。狱方的解释是，罗本岛监狱里的泛非大囚犯要谋害曼德拉，为了曼德拉的安全，所以将曼德拉转回了比勒陀利亚。曼德拉说这是谎言，在罗本岛上与曼德拉接触的泛非大囚犯是曼德拉的侄子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和曼德拉的关系都不错。这是政府为了挑拨非国大与泛非大的关系编造的谎言。这次移监的真实原因曼德拉自己也说不清。有人说与利沃尼亚事件有关。这也不对，利沃尼亚事件发生在曼德拉被转回比勒陀利亚的将近一个月之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下午，因为告密者的告密，武装警察突袭了利沃尼亚的立里斯里夫农场，抓捕了正在开会的“民族之矛”司令部成员，并且缴获了司令部的全部资料，包括一份打开在桌上正在讨论的《行动计划》，那是一项关于在南非开展游击战的计划。
曼德拉的名字在被缴获的文件里，文件表明，曼德拉是“民族之矛”的缔造者和首任总司令。曼德拉在五年徒刑只服了一年的时候又加入了这项“破坏罪”的被告行列。这可比鼓动罢工和非法出境严重多了。
此案的辩护律师团堪称豪华，由布拉姆·费希尔领衔的五位高级律师组成。布拉姆是出身高贵的南非白人，其祖父曾经是奥兰治共和国的总理，父亲则是奥兰治共和国的首席法官。布拉姆为了民主和自由走上了背叛其家族的道路。布拉姆是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结识的好友，两人是终生的朋友。
布拉姆很沮丧。他告诉曼德拉他们，政府已经正式通知他，将要求法庭对曼德拉等人实行最高刑责——死刑。布拉姆认为这种结局是十分可能的。曼德拉他们也认为这种结果极有可能，最近被叛死刑的一些人的罪行比他们轻得多。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曼德拉等人被一辆特别加强了保安设施的警车押往了法庭。警车也是按照种族隔离政策设计的，车厢里用钢制隔板隔开，白人和非白人分隔在两边。曼德拉等人被送往比勒陀利亚的司法大厦，那里是南非最高法院的所在地。这次审判被公诉人称为“政府起诉民族长矛军全国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员案”。媒体则将其简称为“利沃尼亚审判”。该案的被告则被称为“利沃尼亚人”。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审判，被认为是南非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审判。
曼德拉一行走出牢房时，每一位被告都由两名全副武装的法警押解。进入最高法院富丽堂皇的法庭时，旁听席上一如既往地坐满了群众。曼德拉一行每个人都握紧拳头向支持者们行非国大礼，支持者则高呼：“权利！”“属于我们！”“非洲！”“再回来！”。政府显然认为，这次总算抓住了确凿的证据，要光明正大地将这个案子办成铁案。警察把每一个旁听者的姓名和住址记录下来，并在他们离开法庭时都拍了照。法庭上有许多国内和国际记者，还有几十名外国政府代表。
法庭上的警戒也严密多了，警察在被告与旁听席之间站成了一排。这样严密的警戒是有原因的，不久前，四位“民族之矛”的要犯贿赂了一位年轻的狱警逃出了监狱，这事让非国大的地下组织很振奋，却令政府很尴尬。
这个案子的首席法官是德兰士瓦的大法官韦特，公诉人是德兰士瓦的副检察长尤塔。韦特是国民党执政前由合众党任命的最后一批法官之一，坊间一般不将其视为政府的走狗，认为韦特是个相对秉公执法的大法官。尤塔是个野心勃勃想当南非检察长的人，经常在控诉中发挥他的表演天赋。他夸大证据的毛病往往会被辩方律师抓住把柄。
预审开始了，尤塔申明了那个冗长的案名，并将曼德拉列为第一被告。因此，这个案子又可被称为“政府诉曼德拉及其他人案”。尤塔向法庭递交了控告书，却是第一次向被告及其律师出示控告书。控告书指控十名被告犯有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
尤塔讲完话，布拉姆立即站起身来，请求法庭羁押候审。政府为这案子准备了三个月，被告方却是刚刚拿到控告书，没有时间准备辩护材料。法官批了被告方三周的准备时间。十几个准备接受死刑判决的人却很振奋，因为他们可以因为准备辩护材料而每天聚在一起。
曼德拉不是在司令部开会现场被捕的。在“民族之矛”实施“利沃尼亚计划”期间，曼德拉绝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或者监狱里，在国内的自由时间只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前的几天时间。但是，曼德拉和“民族之矛”的深刻关系却是毋庸置疑。将曼德拉列为本案的第一被告并不完全是因为曼德拉的名声。曼德拉被判刑五年入狱后，组织上曾经策划过一个越狱方案，曼德拉在狱中画了一张越狱草图，曼德拉曾经要求组织上看过这张草图后就烧了，组织上却有人认为这张草图有文物价值而没有烧。这也成了曼德拉参与破坏活动的有力证据。
“民族之矛”德班地区的司令员叛变了。因为他是“民族之矛”内的爆破专家，几乎参加了所有破坏活动，对“民族之矛”的活动掌握很多详细的资料。尤塔将这个人当成宝贝，是本案的重量级证人。这个军分区司令供出了大批参加破坏活动的“民族之矛”人员。也供出了曼德拉在被捕前和他谈过的话。那是曼德拉第一次见到这个军分区司令，也是唯一一次和他谈话，却成了曼德拉有罪的证据。
政府掌握的证据确实对曼德拉他们很不利，但律师团想方设法为被告们辩护，在法律程序和证据细节上和公诉人斗法。审判一再延宕，从十月初到圣诞节，又从圣诞节到次年二月末。虽然有几位同志因为证据不足可以争取轻叛甚至无罪，包括曼德拉在内的一大半同志还是很可能被叛死刑。律师团对此很悲观。
曼德拉他们再次认识到，这次的审判又是一次政治审判，不能按法律常规对待，只能将其作为宣传信仰的平台。曼德拉他们决定，法律上不为自己做过多辩解，更多从道德上进行辩护，将这次的审判作为斗争的继续。承认有准备开展游击战的《行动计划》，否认《行动计划》是已经实施的计划，坚决否认政府对“民族之矛”杀害和伤害无辜的指控。
政府一直企图将“民族之矛”和共产党扯在一起，似乎这样就更有理由对这些被告处以极刑。这一点也是律师团要尽力澄清的，“民族之矛”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也不等同于非国大，“民族之矛”是一个独立的武装斗争组织。
曼德拉作为本案第一证人将首先在法庭上作证。被告在法庭上作证实际上是回答控方的问题，曼德拉决定放弃这种更有法律效力的作证方式，他要在法庭上宣读一份声明。布拉姆提示曼德拉这样做的风险。曼德拉认为，既然不准备在法律上为自己逃避或减轻惩处，用陈述政策和理想的方式进行辩护更有价值。
曼德拉花了两周时间准备自己的法庭声明，写好了声明读给其他被告听，大家基本同意。再给布拉姆过目，布拉姆表示担心。布拉姆请了一位在南非很受人尊敬的大律师看这份声明稿。大律师看过后说：“如果曼德拉在法庭上宣读这个讲话稿，他们可能会直接把他带到法院后面送上绞刑架。”布拉姆带着这个意见来见曼德拉，敦促曼德拉修改这个声明稿。曼德拉认为，不论说什么都有可能被绞死，不如索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当时，南非社会上弥漫着一片恐怖气氛。报纸上两年来一直在猜测曼德拉藏在哪里，现在天天猜测曼德拉什么时候被送上绞刑架。布拉姆请求曼德拉至少不要读声明稿上的最后那段话，曼德拉固执己见。曼德拉很想跟尤塔过过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