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为自己辩护
在曼德拉的律师生涯中，有过数次为自己辩护的经历。“叛国罪”审判中有一段为所有三十九名被告辩护，他自己也在被告之列，那也算一次为自己辩护。那次为自己辩护是被动的。因为“紧急状态令”，辩护律师团无法工作，以退出法庭表达抗议。曼德拉和杜马两位被告中的律师承担起为自己辩护的责任，他们设计了一套缓兵之计的辩护方案，达到很好效果。
其他的为自己辩护多半是主动的，是为通过辩护发言的方式打击敌人、鼓舞人民，树立斗争形象、揭露政府反动而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
“叛国罪”审判以被告无罪释放而结束，曼德拉随即转入地下。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人间蒸发”一年多的曼德拉被逮捕。随后在法庭上曼德拉声明为自己辩护，就是出于这样的斗争目的。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也是一种斗争方式。这样的认识在曼德拉这一次审判活动中更加清晰起来。
那次法庭上的法官是一位曾与曼德拉多次打过交道的高级法官，曼德拉和这位高级法官向来彼此尊重对方。在场的律师中有几位曼德拉也很熟悉。曼德拉是一位“罪犯”，是一位政府最想抓到又很难抓到的一号重刑犯。曼德拉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仍然受到了法官、律师和旁听者们的尊重和职业礼遇。曼德拉感觉到，他们更多将自己看成一位有声望的律师，而不是罪犯。这样的感觉让曼德拉振奋，他决定充分利用职业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力。
在履行法律程序期间，法官似乎不太自信，流露出点不安的表情，甚至不敢直视曼德拉。律师的脸上也有些困惑的表情。这让曼德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这些人不仅是因为曼德拉是一个受人尊敬却失去地位的同行而感到不快，同时因为曼德拉因为信仰而遭到惩处感到难过。曼德拉认识到，自己在压迫者的法庭上作为被告本身就是正义的象征，是不道德社会中的自由、公正和民主伟大理想的代表。
当曼德拉被问到辩护律师是谁时，曼德拉回答道：“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已经想好，他要通过自我辩护提升自己的形象，要将这次审判作为非国大从道义上反对种族歧视的展示。曼德拉并不想为自己做过多辩护，而是要设法将政府推上被告席，通过辩护揭露政府的反动本质。
在第一天的预审中，曼德拉只回答了被告姓名和律师姓名两个问题，两个问题一个答案，都是纳尔逊·曼德拉。然后就是默默地听控方的指控。指控是两条，一是鼓动非洲人罢工，二是没有有效旅行文件擅自出国。
鼓动罢工和非法出境这两条指控对曼德拉而言是很轻的指控。显然政府并没有掌握更严重的证据。如果政府知道曼德拉是“民族之矛”的总司令，指控的罪名将是更严重的叛国罪或者破坏罪，最重的量刑是绞刑。在种族歧视的南非，鼓动罢工和非法出境这两项不太严重的罪名也可以判处长达十年的监禁。
曼德拉被逮捕后，非国大成立了“释放曼德拉委员会”，组织人民群众就一个主题开展示威活动——释放曼德拉。审判曼德拉的第一次听证会定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五日举行。通过媒体报道、探视者的谈话甚至狱警之间的谈话，曼德拉得知，“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将在听证会当日举行规模庞大的群众集会。押送曼德拉的囚车驶过的道路两侧将站满群众，这些群众将会在听证会期间聚集在法庭外面。
听证会的前两天，曼德拉突然被通知打点行李，听证会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尼亚。这又是政府企图让曼德拉离开他的支持群众的一种伎俩。“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抗议示威行动也随之转场。
十月十五日上午，听证会在比勒陀尼亚开始时，法庭内外已经挤满了群众。曼德拉身穿传统的科萨豹皮服装走下囚车，支持者们群情振奋，他们挥舞着拳头齐声高呼：“政权！”“属于我们！”。
法庭从来就是个秀场，曼德拉在这个秀场上的表现一向出色。他曾经凭借自己雄厚的法律知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赢得同行们的尊重，获得广大黑人群众的爱戴。如今，曼德拉将这个秀场变成了战场，身着传统服装亮相就取得了极佳的出场效果。
曼德拉原原本本地将自己人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背在了身上，身穿传统服装的曼德拉就是非洲民族主义的化身，是非洲艰难而高尚的过去和命运未卜的将来的传承人。法庭内外的黑人群众都为曼德拉喝彩，他们中有很多曼德拉的亲属和朋友，有人甚至从曼德拉的家乡特兰斯凯赶来。温妮也戴着传统的串珠头饰，穿着传统的拖至脚跟的科萨长裙来到了法庭。
身穿传统服装的曼德拉走进了白人的法庭，这一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曼德拉的一身豹皮也象征着对白人司法制度的蔑视。曼德拉很清楚，白人无时无处不在贬低和污蔑非洲文化，实际上，很多白人的内心里害怕真正的非洲文化。
听证会开始后，曼德拉与公诉人和法官正式见面，这是两位曼德拉很熟悉的法律届同仁。曼德拉立即提出将本案审理推迟两周进行。因为听证会被转到比勒陀尼亚并没有给被告留出通知律师的时间。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也因为被禁止而不能前来比勒陀尼亚。最终，本案被批准推迟一周审理。
在回监狱的路上，一位白人狱警告诉曼德拉，监狱长要他交出他的豹皮服装。曼德拉拒绝。那个白人狱警颤抖着乞求曼德拉，说如果他拿不到那件衣服就会被解雇。曼德拉有些同情这个狱警，对他说：“你告诉上校，就说这是曼德拉说的，他不可能得到我的衣服。”
回到监狱，监狱长亲自来找曼德拉，要求曼德拉交出他的“毯子”。曼德拉告诉监狱长，他无权干涉被告在法庭上穿什么衣服。如果他要没收衣服，曼德拉将把这事一直上告到最高法庭。监狱长不再索要曼德拉的“毯子”，只要求曼德拉只能在法庭上穿它，不能在来回的路上穿，以免影响其他犯人。
一周后重新开庭，曼德拉被允许先向法庭申诉。曼德拉精心准备了自己的申诉词，他首先提出取消法官的审理资格。因为这些白人法官代表了现在议会制定的法律，而现在议会里并没有黑人代表。要求一个在议会里没有代表人的人必须遵守这个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在道义上说不通的，黑人也不可能从一个白人法官那里讨得公道。
显然，曼德拉并不是为自己申辩，而是要告诉审判班子、旁边者、媒体，政府才应该是被告。曼德拉说：“我为什么要在法庭上面对白人法官、白人公诉人，并被白人法警押解？……一切事实表明，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这是大不应该的。”
公诉人从全国各地找了一百多位证人，证明曼德拉非法出境和煽动了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三天大罢工。这些都是事实，不容争辩，曼德拉本来也没想就这两项指控争辩。曼德拉只是想找一切机会证明政府的反动。
决定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三天大罢工前，曼德拉曾经给南非总理写过一封信，要求政府召开有全体南非人民代表参加的立宪大会，共同讨论成立南非共和国、起草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新宪法等问题。如果不召开这样的会议，将发动三天大罢工。总理没有回复，所以大罢工如期举行。公诉人把南非总理的秘书也请来作证。
曼德拉在法庭上宣读了自己写给总理的信。总理秘书证实了这封信的真实性，同时承认自己将这封信放在了总理的办公桌上，又证明了总理没有给写信人任何答复。通过反诘，曼德拉让总理秘书说出了那封信中提出了自由权利、民主自由等问题，也承认了非洲人在南非没有这些权利，议会中没有非洲人议员，省、市政府官员中也没有非洲人，非洲人在这个国家里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问：“你会不会同意我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作为一个总理不回复关系到国内大多数公民的重要问题的信是令人愤慨的，你同意吗？”
总理秘书答：“我不同意这一点。”
曼德拉继续反诘：“你不同意总理不理睬……是不正常的吗？”“你认为总理不回答关系到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重要问题的请求是正常的吗？你说那不是错误的？”
在法庭上，总理秘书显然不是曼德拉的对手。总理秘书最后说，那封信的口气是挑衅性的、不礼貌的，所以总理未予答复。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和法官反复询问曼德拉准备叫多少证人出庭作证，曼德拉总是说准备至少叫与政府叫的证人一样多的证人。当政府最终结束起诉时，法庭上静悄悄的，等着听曼德拉的辩护。曼德拉站起身来，实事求是地宣布自己并没有叫任何证人，然后宣布结束辩护。法庭上一片议论纷纷，公诉人不由自主地感叹了一声：“我的上帝！”
法官对曼德拉的行动感到吃惊，用怀疑的口吻询问曼德拉：“你有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要说？”
曼德拉回答：“阁下，我认为我并没有犯罪。”
“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
“阁下，恕我直言，如果我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话，我早就说了。”
曼德拉并不想否认公诉人的两项指控，那些都是事实，找证人来证明事实毫无意义。曼德拉已经通过为自己“辩护”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那就是，自己所做的那些事不是犯罪，政府才是真正应该上被告席的。
第二天上午开庭前，公诉人找到曼德拉，说：“曼德拉，我今天不想到法庭上来了。这是我在我的生涯中第一次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请求法庭叛你坐牢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种伤害。”曼德拉的“自我辩护”首先感化了政府的代表。
宣判当天，法庭里的人比第一天开庭时还多，一百五十个“非欧洲人”坐席全部坐满了，温妮也身穿民族服装坐在里面，曼德拉特兰斯凯的一些亲属也来了。几百名示威群众站在法院门口。政府也加强了警戒，警察的人数与旁听席上的人一样多。曼德拉走进法庭时，举起右臂高呼：“政权！”支持群众齐声强有力地回应：“属于我们！”
法官敲着木槌让人们安静，然后对指控进行了总结。下一个程序是被告对从轻判决进行请求陈述。曼德拉并没有做这样的法律请求，而是做了一个政治信仰声明。曼德拉告诉所有人，自己为什么成了现在这样的人，为什么做了已经做过的事，如果有机会为什么还会去做这样的事。
曼德拉从自己的家乡特兰斯凯讲起，讲了白人没来之前非洲人的生活，他们自由、民主、共享资源，不受拘束地迁徙。曼德拉讲了自己为何要加入非国大，讲了民主和非种族歧视主义是自己的最高信仰。也讲了作为一名律师常常要在法律和良心之间做出的痛苦选择。
曼德拉详细列举了政府多次动用法律、通过禁止、限制和审判等形式干扰自己的生活、事业和政治工作。列举出许多次将冤枉申诉交给政府，而每次都被忽视或撇在一边。一九六一年的罢工是在政府既不采取任何措施，又不与群众对话或者满足群众的要求之后所作的最后努力。政府通过使用暴力对付群众的非暴力要求，从而挑起了新的暴力。
曼德拉最后说：
阁下，在准备对我进行宣判时，我相信这个法庭将不会由于相信宣判会阻拦那些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人放弃自己的事业而感动。历史表明，刑罚吓不倒已经唤起良心的人们，也吓不倒我的人民和以前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事。
我准备接受对我的判决，尽管我知道一个非洲犯人在这个国家的监狱中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和绝望。我已经领教过这种监狱生活，知道即使是在监狱的高墙后面种族歧视也是何等的恶劣。但是，这些考虑不会让我偏离我所走过的道路，也不会使像我这样的其他人偏离他们的道路。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自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任何东西都不能让这些被判刑的人丢掉他们的最高理想。我对监狱外全国人民所遭受到的令人畏惧的处境的憎恨驱使我宁愿走进监狱去承受令人恐惧的痛苦。
不管阁下在这个法庭上决定给我定什么罪，请你们放心，我将在刑满后继续前进，就像人们总会凭着他们的良心在前进一样。当我从监狱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将凭借我对种族歧视的憎恨而继续前进，重新振作起来，为消除那些不公正而奋力斗争，直到最后把这些不公正彻底消灭，并永远地把它们消灭……
我已经为我的人民和南非尽到了我的责任。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将会宣布我是无辜的，在这个法庭上被判处有罪的应该是政府成员。
休庭十分钟后，法官宣布了判决：鼓动罢工判刑三年，非法出境判刑二年，两罪并罚，判处被告曼德拉有期徒刑五年，不得保释。
旁听席上有人放声大哭。曼德拉转身面对旁听席，再次握紧拳头高呼了三声“政权！”。大家唱起了《上帝保佑非洲》。
一年半后，曼德拉在“利沃尼亚审判”中发表了一份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法庭陈述，那也算一次为自己辩护。那份“法庭陈述”成了一份举世瞩目的政治宣言。
政府是“利沃尼亚审判”中的失败者，原本要判曼德拉死刑的希望没有达到。司法部长对法庭上的失败耿耿于怀，在曼德拉被关押在罗本岛上时，司法部长唆使法律协会取消曼德拉的律师资格。收到通知后，曼德拉告诉狱方，他准备对法律协会的做法提出抗议，而且准备亲自出庭辩护。这让司法部长乱了方寸，被关的罗本岛上的犯人都是政府想让他们被社会遗忘的人。曼德拉当然不会被社会遗忘，但是，让曼德拉出现在法庭上就大不同了，所有人都知道，法庭是曼德拉的主场。
司法部让监狱给曼德拉设置重重障碍，曼德拉毫不退让，充分利用现行法律争取自己的权利，坚持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的要求。他向最高法庭申请辩护人所需资料、文件和书籍，索取证人名单和证言。一切依法律程序按部就班进行。
法院和监狱继续阻挠，曼德拉继续坚持，一封封信写上去。可以说，这事算是撞到曼德拉的枪口上了。最终，法律协会草草地给曼德拉发了个通知，算是将这事不了了之。
这样的情况后来还在罗本岛监狱里发生过一次。一九七五年，温妮的一次探监申请被拒绝，温妮写信告诉了曼德拉。曼德拉找监狱长理论，监狱长竟然对温妮出言不逊。曼德拉发火了，差点揍了监狱长。可能监狱长也知道曼德拉曾经是拳击手，吓得直往后退。曼德拉最终控制住了自己的拳头，但没控制住自己的嘴，曼德拉用语言狠狠地教训了监狱长一顿。
曼德拉一直为自己的自制力而骄傲。回到牢房后，曼德拉开始自责，为自己因为对手的挑衅性语言而失去自制力感到羞愧。虽然他让对手闭了嘴，但他认为自己在对手面前打了个大败仗。
第二天早饭后，曼德拉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六名武装狱警将曼德拉围住。监狱起诉官对曼德拉说：“好啊，曼德拉，我听说你昨天很得意，但今天你就不会那么高兴了。我要指控你侮辱和威胁监狱长。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指控。”起诉官将指控书递给曼德拉，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曼德拉说：“不，你可以与我的律师去说。”
曼德拉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他要起草一个反诉书，指控从监狱长到司法部长都在滥用职权。控告整个监狱系统是一个种族歧视机构，这个系统企图永远保持白人的霸权地位。曼德拉为监狱方主动给自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而暗自高兴。
曼德拉请乔治·毕佐斯担任自己的律师，毕佐斯是希腊裔白人，曼德拉学生时代的好友。曼德拉以怀疑监狱探视室装有窃听设备为由，提出要向律师提供书面资料。狱方既怕律师将曼德拉的反诉书透露给媒体，造成社会影响，又怕曼德拉在书面资料里隐藏着敏感信息并以此与狱外的非国大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监狱不让曼德拉向律师提供书面资料，曼德拉据理力争。结果，岛上开庭那天，从开普敦地方法院来的法官刚敲过开庭槌，监狱起诉官就宣布撤诉了。又是一个不了了之。
看来，即使在不公正的法律框架内，那些白人法官、监狱官和失去自由的曼德拉斗法往往也是自讨没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