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蔑视运动和《自由宪章》
国民党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变本加厉，各项种族歧视法律纷纷执行。生活在城市的非白人动不动就会犯法，上错了厕所、进错了火车车厢、去邮局走错了入口、晚上十一点后没有离开城区，这都是犯法。还有些城市公共设施，比如医院、公园、餐馆、剧场……黑人只要进去了就犯法。
非国大的领导人们都认为面对这样的局面应该有所作为。西苏鲁首先提出了一个计划，核心内容是，发动一场全国公民表示不服从的抗议活动，从各个社团挑选一些不怕坐牢的志愿者，公开违反这些不公正的法律。这个计划得到了曼德拉和非国大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在挑选志愿者的问题上，曼德拉提出只选非洲黑人，因为普通黑人对与印度人和有色人联合行动还是存有戒心。西苏鲁坚决反对这个意见，认为不但要与印度人和有色人紧紧团结在一起，还要和他们的组织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
西苏鲁的意见得到大多数执委的同意。在一九五一年底的非国大全国年会上，这个运动方案被通过。但曼德拉的单独行动方案再次遭到否决。曼德拉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以青年团主席身份发表讲话，坚决支持联合行动。
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要求下，非国大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废除《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选民分离代表法》、《人口登记法》、《社团区域法》、《班图机构管理法》、《通行证法》、《限制牲畜法》等法律。非国大决定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举行示威活动，作为发动抗议不公平法律运动的序幕。四月六日是南非白人的“国庆日”，三百年前的这一天，荷兰人登上了好望角。非国大选择这一天作为抗议运动的序幕显然是要跟白人政府对着干。
非国大以莫罗卡主席的名义给南非总理写了封信，告诉总理非国大全国大会的决议内容，并提出了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是废除这些法律的最后期限。否则，非国大将采取宪法以外的行动。
南非总理马伦通过他的私人秘书回了信，声称白人天生有权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作为独立社团的身份。并且威胁说，如果你们采取行动，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利用一切手段进行镇压。
这样的回复是在预料之中的，但这也将非国大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非国大开始积极准备和组织这次运动。曼德拉对准备参加运动的志愿者强调，政府可能会恐吓、拘禁，甚至袭击志愿者。志愿者运动是困难且危险的。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手段，志愿者都不能以牙还牙。否则整个计划就会遭到破坏。志愿者必须用非暴力对付暴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纪律。
非国大和印度人大会的执委召开了联席会议，宣布抗议活动将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开始。并且组建了全国行动委员会和全国志愿者委员会，曼德拉被任命为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和全国志愿者统帅。
这场被后人称为“蔑视运动”的全国性行动在非国大发展史和南非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对曼德拉个人也具有重要意义。曼德拉是“蔑视运动”的总指挥，他精心策划、成功组织和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历时半年的运动。在南非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群众中树立了更高威望，也为非国大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在运动方针上，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在组织内部有相当影响。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人进行过十多年“非暴力运动”，甘地的斗争理念对非洲黑人和非国大都有很深影响。非国大历任领导人基本都主张“甘地主义”，只是往往强调了“非暴力”，斗争则被淡化了。在曼德拉的行动委员会里，坚持“甘地主义”的正是圣雄甘地的儿子——马尼拉·甘地。曼德拉说，马尼拉举止文雅，一眼看上去就是非暴力的化身。
曼德拉的主张是，不能将“非暴力”当成斗争的原则，只能当成战略战术。在当前情况下，政府远比人民强大，人民任何使用暴力的企图都会遭到毁灭性的镇压，所以只能“非暴力”。斗争是根本，任何方式都是手段，前提是要有效。我们主张“非暴力斗争”，但如果“非暴力”是无效的，那它就不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曼德拉的观点尽管遭到马尼拉·甘地的坚决反对，但在行动委员会里还是占了上风。
曼德拉的主张说起来很直白，但这是一套理论。曼德拉的这套斗争理论对非国大今后的斗争行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曼德拉是律师，他当然懂得“蔑视”的含义。如果当时有人告诉他，他领导的这场运动应该叫“蔑视运动”，估计他会同意。确实很形象。
这场运动的内容是，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志愿者，由非国大或印度人大会的领导人和有社会声望的人士带队，公然走进法律不允许非欧洲人进入的场所。并且事先通知警察局。意思是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将有多少人违法，你们来抓吧。这绝对是一种公然蔑视。
志愿者们成群结队，唱着歌，一唱一和地喊着“Mayibuye(再回来)！”“Afrika(非洲)！”，走进法律不允许他们走进的地方。警察抓人，志愿者们继续唱着歌、喊着口号，大义凛然地走进监狱。有些城市的人们唱着：“嗨，马伦！打开监狱门，我们要进去。”运动从大城市蔓延到小城镇，甚至渗透到农村。警车在大街上行驶，车上的被捕者齐声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医生、工人、律师、教师、学生、牧师，都有人因为参加反抗运动而走进了监狱。历时六个月的运动，八千五百人因“违法”走进了监狱。曼德拉为这样一支整齐、守纪律、充满信心的队伍而深受鼓舞。
运动期间，曼德拉走了全国很多地方。每到一处，曼德拉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做动员发动工作。运动结束后，非国大会员由二万人猛增到十万。非国大组织得到了空前壮大。
马伦政府除了镇压反抗运动，还使用各种手段破坏反抗运动。政府的宣传喉舌一再叫嚷：运动的领导人都在舒舒服服地过日子，群众却在监狱里受苦。警察当局收买黑人混进志愿者队伍搞破坏。确实有些黑人认为，这样的运动注定要失败，因为白人太强大了。这样的运动不是对白人权力构成威胁，而是对黑人利益构成威胁，因为白人会因为少数闹事者的行为而更加虐待所有黑人。这样的负面宣传也给运动造成一定困难。
运动后期，伊丽莎白港和东伦敦发生了暴乱，四十多人在暴乱中丧生。这场暴乱与“蔑视运动”毫无关系，政府却极力将暴乱与斗争运动联系起来，这让一部分本来同情黑人的白人群众转变了观点。
非洲人和印度人在这次运动中的联合是政府大伤脑筋的。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不光是要限制黑人和其他非欧洲人的自由，还要将不同种族分隔开来，最好将黑人的不同部落也分隔开来，这样反抗政府的行动就不能形成一股力量，政府可以各个击破。
政府坚称，共产主义鼓吹者煽动并领导了这次反抗运动，政府将按《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处置这次反抗运动的罪犯。政府还通过立法对付反抗运动，通过了《公共安全法》，授权政府可以宣布戒严令，不经审判就可以逮捕人；通过了《刑法修正案》，授权政府可以对反抗者实施肉体惩罚。可以说，南非白人统治者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所以，那时在南非，只要不是白人，犯法是很容易的。“蔑视运动”受到广大非白人群众的支持也是因为这一点，既然一不小心就会犯法，索性咱就公开犯法吧。
运动中期，德兰士瓦省非国大主席马科斯被禁止，无法履行职务，马科斯推荐曼德拉继任主席。曼德拉在德兰士瓦省非国大主席的选举中击败了竞争对手，担任了德兰士瓦省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在非国大里又上了一个台阶。
历时半年的“蔑视运动”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虽然这已经是南非民族运动中组织较好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但组织工作的欠缺还在运动中暴露出来，整个运动没有一个专业组织者，曼德拉这个总指挥也是业余的，他同时还要在律师事务所上班。
没有将运动渗透到广大农村是另一个重大缺陷，除了曼德拉的家乡东开普省，全国其他地方的运动都仅限于市民参与。这是非国大历史性的缺陷，非国大一直是一个城市黑人精英的政治组织。东开普省农村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令人震撼。非国大在这次运动中新增的会员中东开普省也是最多的。
再一个就是对行动节奏的把握。运动接近尾声时，联合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们去看望下台的前非国大主席埃克苏玛，埃克苏玛告诫他们：反抗运动的势头很快就会减弱，在它完全失去动力之前就刹车是聪明的。在运动仍然处于高潮阶段的时候停下来，是更具有新闻效应的明智之举。
从理智上，曼德拉是同意埃克苏玛的观点的。但运动领导集体中还有一些比曼德拉更充满激情的人，他们甚至指望靠这场运动来推翻政府。曼德拉没有主动将这场运动停下来。结果就像埃克苏玛前主席预料的那样，运动再也没能掀起高潮，自己衰败了下来。
虽然有各种遗憾，但这场“蔑视运动”仍然不失为一场成功且伟大的行动。通过这场运动，非国大的会员由二万猛增到十万，非国大真正做为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组织展现在世人面前。非国大的各级领导人都在这场运动中得到锻炼，一大批积极分子敢于直接面对警察、法院和监狱。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非洲黑人害怕坐牢曾经是斗争的一大障碍。如今，因为反抗运动而走进监狱成了非洲黑人的一种荣誉标志。
“再回来！”“非洲！”这句一唱一和的口号深入人心。人们喊着这口号走进监狱，喊着这口号旁听对曼德拉等领导人的审判。三十八年后，人们仍然喊着这口号迎接曼德拉走出监狱。
一九五三年初，马修斯教授结束了他在美国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涯回到南非。马修斯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自由宪章》。马修斯教授建议非国大主持召开一个全国大会，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起草《自由宪章》。这个大会要代表南非所有公民，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
可以说，这是非国大发展史上，也是新南非建设史上一条最重要的建议。非国大采纳了这个建议，经过认真策划、精心组织、成功运作，这个“人民大会”成了新南非建设进程中一个有效的“统战”组织，《自由宪章》成了非国大的政治纲领性文件，也成了四十年后建立新南非的宪法蓝本。
非国大一开始给“人民大会”的意义描述就是正确的。非国大领导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非国大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政府取缔，更多领导人同意非国大必须做好转入地下斗争的准备。“人民大会”将给非国大带来关注和群众支持，是斗争力量公开展示的平台。通过“人民大会”联合所有南非被压迫人民和进步力量，形成要求改变南非现状的强烈呼声。
非国大向全国将近二百个组织发出邀请，请他们派代表参加一九五四年三月的“人民大会”筹备会。这些组织有黑人组织、印度人组织、有色人组织，也有白人组织。筹备会上成立了八名委员组成的全国行动委员会，主席由非国大主席鲁图利担任，委员由非国大、印度人大会、有色人大会、民主人士大会等四个主要组织的代表组成。其中“民主人士大会”就是一个激进的、反政府的左派白人政党。“民主人士大会”主张普遍公民权和黑人白人完全平等，“民主人士大会”还是“人民大会”与白人政权内反对党“南非共和党”的联系桥梁。应该说，非国大牵头组织的“人民大会”是代表最广大南非人民的，南非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党。
“人民大会”还让参加斗争的基层黑人开拓了眼界，让他们知道，确实有一些平等对待黑人的心怀善意的白人。
《自由宪章》的起草更能表现非国大的正确和英明。《自由宪章》不是由少数精英关在屋子里写出来的，而是自下而上产生出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全国行动委员会请参加人民大会的所有组织在他们的成员和支持者、追随者中征求意见，请他们对《自由宪章》提出自己的建议。问卷被发往全国的每个城镇和村庄，内容很简单：“如果让你制定法律……你将怎么办？你将如何把南非变成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的幸福乐园？”《自由宪章》的宣传单上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呼唤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让我们一起讲自由！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让所有使我们自由的要求都记录在案，让这些要求统统写进《自由宪章》。”
巨大的感召力让《自由宪章》的起草成了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无疑也是一次关于民主自由的全民教育。各地的运动俱乐部、文化俱乐部、宗教团体、纳税人协会、妇女组织、学校、商业工会……纷纷提出建议。有的建议写在餐巾纸上、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宣传单的背面……全民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这些普通人的建议中很多比领导人的建议更加高明，让非国大中央的秀才们感到汗颜。最集中的建议是“一人一票”制，最集中的共识是：这个国家属于所有以它为家的公民。
非国大各地的分支机构负责集中本地建议起草《自由宪章》的草稿，草稿经综合整理后再发往各地和各委员会征求意见，然后由中央的一个专门班子起草《自由宪章》的讨论稿。讨论稿由曼德拉牵头的一个小组进行审阅。曼德拉他们只对这份《自由宪章》做了很小的修改，因为这已经是一份很完善的文件。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二十六日，人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边上的一个村庄里召开，三千多名代表不顾警察的威胁和恐吓从各地赶来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大部分是黑人，也有三百多名印度人、二百多名有色人和一百多名白人。
会场气氛庄严而喜庆，到处挂满了“我们终身自由，斗争万岁！”的标语。主席台上五彩缤纷。象征着四个联盟组织的四色四辐条车轮图案做为背景（这四色图案四十年后成为了新南非国旗的图案）。各种肤色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会议用英语、塞索托语、科萨语向与会者逐段大声宣读了《自由宪章》。每读完一段，代表们都会高呼“非洲！”“再回来！”表示赞同。
第二天下午会议结束前，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会场，占领了主席台。警察将主席台上的人赶下来，没收了文件和照片。代表们高唱《上帝保佑非洲》表达强烈抗议。曼德拉和西苏鲁因为处在“禁止”期，他们没有在主席台上，只是在远处的角落里旁观着这次会议。曼德拉想站起来说话，忍住了。他这时站起来说话就意味着坐牢。曼德拉意识到，警察的这次行动意味着政府将对反抗运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尽管人民大会遭到了破坏，但《自由宪章》的通过无疑是在解放斗争的道路上竖起了一座灯塔。它像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一样不朽。
《自由宪章》详细阐释了非国大的政治主张，即在南非建设一个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家。《自由宪章》对新南非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人民当家作主；全国一切团体都有平等权利；人民共享国家的财富；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共同分享土地。
非国大在今后领导人民的斗争中一直遵循着《自由宪章》的精神。曼德拉出狱前和政府的谈判也有相当内容围绕着《自由宪章》进行。曼德拉领导建设的新南非的新宪法也是以《自由宪章》为思想基础的。
反对《自由宪章》的不光是政府，极端非洲主义者也反对《自由宪章》，他们认为《自由宪章》违反了非洲民族主义原则。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在这个南非白人的“国庆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成立了。这个黑人组织就是反对《自由宪章》的，这个组织的政治主张是：推翻白人霸权，建立一个内容上是社会主义、形式上是民主主义的非洲人政府。“非洲人的政府非洲人说了算，并为非洲人服务。”白人和印度人是“外国少数团体”或“异邦人”，南非并不是他们的故土。
泛非大的主张并不新鲜，非国大里的非洲主义者也持这样的观点。有点像曼德拉他们当年组建青年团时的想法一样，认为非国大已经失去了战斗性，脱离了群众。只是泛非大对非国大的异议多了一条，认为现在的非国大已经被非非洲人把持，不能代表非洲人的利益了。泛非大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从非国大分离出去的，主席、总书记，都是非国大青年团的原成员，曼德拉的老朋友和老部下。泛非大可以说是非国大的左派势力分裂出去的一个组织。
问题是，泛非大一成立就将非国大当成对手。因为他们要取代非国大在非洲人民中的领导地位。泛非大反对《自由宪章》也有和非国大作对的意思，因为《自由宪章》是以非国大为主导颁布的一份政治文件。而且，非国大竟然和白人、印度人这些“外国人”组成同盟，所以要反对。这个理念倒是和国民党合拍，国民党最怕的也是黑人和印度人、有色人、左派白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政府。国民党的策略就是种族隔离、分而治之。国民党知道，泛非大这些人口口声声要把白人从南非赶出去，其实他们成不了气候。非国大“建设没有种族差别的新南非”的理念才是最可怕的。
泛非大反对白人，同时反共。这在冷战的世界背景下太重要了，共产主义口口声声代表底层劳苦大众的利益，现在有个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团体也反对共产主义，太有意义了。于是，美国国务院和南非国民党政府决定合作，支持这个名叫“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黑人组织，不管这个组织后来会不会变成“基地组织”。这就是政治。
泛非大后来确实成了非国大的对手。非国大号召工人罢工，泛非大就动员工人去上班。非国大发表一项声明，泛非大就马上发表声明表示反对。这样的对着干一直延续到监狱里，延续到曼德拉当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