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律师梦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５日，农历三月二十日，星期三辰时，距离长春市郊区大屯镇南行１８华里，与长春市郊区长春堡村岳家屯毗邻的公主岭市响水镇四合村分水岭屯的一间草房里，一个婴儿在土炕上呱呱落地。这个婴儿读完了小学、初中，在１９岁时参加工作，离开了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的农村。后来当了工人、保卫干事、法官、警官、检察官、律师，读完了本科、硕士、博士，成为吉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这个婴儿就是年已６７岁的我。
父母共生育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姐姐王淑杰，哥哥王文祥，二妹王淑红，老妹王淑华，尽管父亲先后当了村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公社党委副书记，家里仍然十分贫困，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没有玻璃，糊的是窗户纸，住的是土炕，全家就挤在一个炕上。小时候没穿过线衣、线裤、毛衣、毛裤，直到我１８岁时，在外地工作的姐夫给我寄来了毛线，才算穿上了毛衣。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领我去邻居串门，屯邻们总要在灶坑里给我烧上一个鸡蛋。我的母亲叫马桂香，母亲属牛，２００６年去世，终年８２岁。母亲一生善良，为人忠厚，勤劳节俭，我年幼时家境贫寒，父亲是生产大队干部，不在本大队，后来转为国家干部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经常在外调研、开会，很少回家。母亲操持整个家务。母亲生育子女８人，生存下来的６人。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去屯邻亲属家串门，那时农村没什么好吃的，亲属们总是往灶坑里或是火盆里埋上一个鸡蛋烤熟了给我吃，我便一饱口福美美的品尝。冬天早晨起床前母亲总是将我们的棉衣在火盆上烤暖了给我们穿上。寒冬腊月，漫漫长夜，母亲经常领着他的儿女们团团围坐在火盆旁爆爆米花吃，是把玉米粒扔在火盆里待玉米爆出花来，母亲用筷子一个一个夹出来供我们享用，我们个个像小燕子一样享受着母亲制作成的美味佳肴。母亲做一手好饭菜，一直到去世前都在做饭菜供子孙们享用。母亲一生勤劳节俭，春天领着我们点种、种地，夏天领着我们铲地，用镰刀割野菜做猪食，秋天领着我们收割、捡柴禾。母亲用那柔弱的肩膀，扛着一捆又一捆的柴禾，扛着家庭的重担，母亲用那坚实的后背背负着全家一年又一年的烧柴，年复一年，母亲也在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子孙后代的前程。
我的童年虽然家里很穷，但是还是很快乐的。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溪在流淌，有东西两个水泡也叫大坑，夏天和小朋友们去游泳、抓鱼、我不会仰泳，只会“狗刨”，会仰泳的小朋友们在仰泳时经常顽皮地故意露出自己的小鸡鸡，发大水时可以两手在树根底下抓到鱼。晴天有时把坑里的水搅浑，用筛米的筛子在水中捞鱼，水中的鱼都不大，有的半两重，有的几两重，有青鱼和老头鱼。捞上鱼之后回去让母亲做鱼酱美美地吃上一顿。冬天，和小伙伴们用８号铁线做成爬犁，在冰上比赛，有时在冰上打冰猴，当时的美食成了永远的记忆，如背着木箱的卖冰棍的小贩和糖葫芦以及挑着担子的货郎，都是我们受欢迎的对象。二分钱的冰棍，一毛八分钱的大麻花，母亲从菜地里摘的香菜、生菜、以及用苞米花机器加工出的苞米花，姥爷、姥姥从自己家杏树摘下来的杏以及挑着筐到村子里叫卖的黄霄梨，奶奶领着我挖的车轱辘菜、野芹菜都是记忆中的美食。能吃到自己亲手猎取的美食更是记忆犹新，小时自己猎取的美食有在菜地里抓住的断了翅膀的鸽子，放在灶坑里烤熟远比现在的烤鸽子好吃得多，自己用马尾巴在鸟窝里套住的野鸟和冬天在房檐上抓住的麻雀放在灶坑里烤熟后远远胜过广东清远的禾花雀，喝着大舅家自酿的蜂蜜水如饮琼浆。村中的我家自留地的大柳树是我们经常乘凉、玩耍的地方。小的时候父母就培养了我爱好读书的习惯，我将父母给的所有零钱都用来买小人书《西游集》、《响马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奶奶经常领我去听大鼓书，有时也到会说书的“杨二牛”家中听书，奶奶虽然没有文化，没有读过书，但是很多古代故事奶奶都能倒背如流，如我经常听奶奶讲的故事有《岳母刺字》、《狸猫换太子》、《杨家将》、《响马传》等等。岳飞、关羽、程咬金等都成为我小时崇拜的对象。我小的时候，在我六七岁时，从前屯的拉拉屯姥姥的娘家陈氏家族中要了一只小黑狗，这只小黑狗一直伴随我长大，我和这只黑狗也产生了浓厚的感情，狗通人性，无论怎么饿放在地上的饭盆这只狗从来不去吃。１９７０年５月我参加工作后，每次探亲晚上回来，这只黑狗都远远地去迎接我，我在返程时又送了很远，这只狗后来无疾而终，一直到老死。
那时农村不仅没有电视，也很少能看到电影，６０年代初期，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屯邻们步行五、六华里到附近的艾家屯去看露天电影《风暴》，在电影《风暴》中，施洋大律师仗义直言，慷慨陈词，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的光辉形象至今深深地烙在自己的脑海里，每当想起这个镜头时，总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热血沸腾。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我将来要当一名律师的梦想。２０１１年９月８日，我终于领到了吉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１２２０１２０１２１０９６０００１，我终于实现了自己５０余年前的梦想，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律师。七年来我在律师岗位上如鱼得水、贪黑起早、乐此不疲，成功地代理了一些刑、民案件，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律师的社会价值，维护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先后被国家律师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律师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被省人社厅评为一级律师，先后被选为吉林省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法学会犯罪预防研究会副会长，荣立个人三等功，被评为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共产党员，被《北方法制报》评为“十大公益律师”。我所组建的北京冠衡（长春）律师事务所于２０１５年４月被吉林省司法厅评为“实施‘五大工程’助推民营经济发展法律服务活动优秀团队”；２０１７年８月，北京冠衡（长春）律师事务所党支部被中共长春市律师协会委员会评为“先进党组织”；２０１８年２月，被长春市司法局授予“集体三等功”。
二、我的法官梦
１９６４年我考上了初中，那时的初中比现在的高考还难，全班５０名左右的毕业生中，能升入初中的只有４、５名。记得在考场上，和我一同参加考试的表姐因为有的题不会答急得直跺脚，但是考场纪律极为严格，整个考场鸦雀无声。我的父亲时任响水公社党委副书记，是考场的主考官，前胸上佩戴着红绸子制作的主考标签，表情非常严肃，当时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形象非常高大。公社文教助理王玉贵胸前佩戴着副主考的红绸子标签。巡考时父亲到我的考场有两三次之多，父子之间恍若路人，不能沟通、交流，考试结束后我便陷入了久久地等待之中。
８月份是收获的季节。一天上午，我正在和父亲、母亲在自留地里收地瓜，这一年地瓜大丰收，不仅个大而且匀称。上午１０点左右，有人从公社传来喜讯，说我被怀德县第十三中学录取。至今仍记得我的考号，考号是９４８９。从此我每天步行１８华里到公社所在地的怀德县第十三中学读书，如遇暴雨天还要淌着没腰深的响水河上学。
１９６５年，也就是升入初中第二年，父亲和哥哥卖了家里的大豆，给我买了一辆东方红牌自行车。从此，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上学，不再那么辛苦。有时在公社居住，父亲办公室的刊物夹中的《解放军报》和《东北民兵》等报刊杂志成了我的课外读物，对我以后的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校学习期间，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算好，经常看小人书等课外书，有时在课堂上被老师没收。１９６６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整个中学的教学秩序全被打乱，学习生活也被迫中断，学校一度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革命“大串联”
当时全国学校普遍掀起了革命“大串联”活动，我也卷入其中，开始了我的三次“大串联”。
第一次“大串联”是和同学到梨树县师范学校和师范学校的学生们沟通交流，在梨树师范斗了两三天便赶回了学校。
第二次“大串联”是和同学到大连，在大连我第一次吃上了香蕉，也第一次有晕车的感觉。至今仍然依稀记得大连的火车站是二层，汽车可以直接开到二层。在大连也是住了两三天便返回家中，这次“串联”没有目的性，比较盲目。
第三次“大串联”是时间最长的“大串联”，和同学到北京进行了长达２０天之久的“大串联”。那时的火车非常拥挤，茶桌上和过道里都挤满了人。那时是有车大家坐，有饭大家吃，凭学校的介绍信就可以代替火车票。我是１０月份中下旬到达北京，住在东大桥芳草地接待站，记得附近有很多外国大使馆，经常看到外国人晚上推着婴儿出来散步。到北京参观了故宫，到天安门前留影，那时的小柿子和大柿子５分钱一斤，非常便宜。故宫里的柿子树结满了红红的小柿子，伸手可及，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故宫第一次看见了苍松翠柏。临行时母亲给我拿了５元钱，我在商店买了一个茶盒，一个铝制的小饭盒，还给两三岁的侄子买了饼干，尽管这样５元钱还没有花完，可见当时的物价是多么便宜。
在北京“大串联”最难忘的是到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天凌晨，接待站给每位同学发了香肠、鸡蛋和面包作为早餐，大家从东大桥接待站排着队走到天安门广场等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这一时刻终于来临了，九时左右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周恩来、林彪等中央领导的陪同下，接见天安门广场长千上万、人山人海的红卫兵，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也向红卫兵们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见结束时，因为拥挤挤掉的鞋子装满了卡车。从北京“串联”结束回到大屯，步行１８华里，路过生产队的场院，这时候老舅从场院跑过来，跑到路口和我见面说：“你可回来了，你妈以为你丢了呢，你妈想你想得直哭。”到家后姑奶告诉我“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我第一次领略到“儿行千里母担忧”的真正含义。
到县委大院夺权
“革命大串联”结束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高潮，学生们纷纷组织各种造反派组织，抢班夺权，我也不能例外，卷入其中。我和几位同学也组建了一个造反组织，名称为“毛泽东思想八一红卫兵怀德县第十三中学革命造反团。”并且刻了印章、印了袖标。当时不谙世事的我在高年级同学带领下一起到县城公主岭镇的县委大院，堵住县委、县政府领导，要求他们在罢免校长的文件上签字，大意是“同意免除怀德县第十三中学刘克勤的校长职务。”后来学校到处贴满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语和大字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县官，县委书记李增尧沉稳干练，县委副书记傅明磊书生意气、文质彬彬，县长康子重身材魁梧、器宇轩昂，县委常委、副县长卜向忠朴实敦厚、和蔼可亲，这一群体的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气质我一生难忘。
旁听批斗会
响水镇距离伊通县景台镇８华里，景台中学当时称为伊通县第八中学，不知是谁牵头，我们这些学生专门到景台八中旁听了一次批斗会。在批斗会上学生陈中是批斗对象，被红卫兵打成“现行反革命”，只见红卫兵将陈中两个胳膊用扁担绑着跪在地上汗流浃背接受批判，也在交代自己的罪行。
响水公社路线斗争展览馆里的“走资派”
记得１９６７年的夏季，响水公社举办了两条路线斗争展览馆，其他内容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副漫画，漫画上有一位领导干部梳着背头，站在田边，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上面写着“责任田”，下面的注释上写着“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显发，极力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三大一包’、‘四大自由’。”这位走资派就是我的父亲。当时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包产到户“责任田”有什么不好。父亲是农会干部出身，曾任过湾龙、王学坊、刘小窝堡三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升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具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最了解基层农民的疾苦和思想。虽然是基层领导干部，但父亲经常在地区和省会长春南湖宾馆参加人代会和劳模会。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只有小学文化，但长时间担任基层领导，父亲的讲话颇受大家欢迎，向领导汇报时逻辑清楚，深得上级领导的赏识。有一次我在公社广播站亲眼见到父亲在广播室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部署春耕生产。
包庇历史反革命的罪状。
从父亲用油笔复写的检讨材料中，看到父亲有这样一条罪状“敌我界限不清，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毕某某。”原来毕某某因历史反革命罪刑满释放后因突发疾病需要送往医院抢救，别人不敢批准，父亲决定救人要紧，便派人用马车将毕某某送往医院抢救治疗。父亲在检讨书中大意写到“敌我界限不清，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毕某某。”父亲的这种行为，用现在的话是情、理、法的结合，属于人性化执法，并没有什么错误之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行为都被视为错误而受到处分。
返乡务农
１９６８年，初中毕业后，即返乡务农，我成为返乡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一起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因为当时瘦小，尚未成年，因此，我只能干半拉子活，成人每天１０分，未成年人都是半拉子分，贫下中农自报公议时，我自己报了５．５分。在农村我经历了从春种到秋收到打场的整个农民所必须经历的农活，如春天“撒种”、“施肥”、“踩格子”、“薅地”、“产地”、“割地”、“薅茬子”、“沤麻”、“脱坯”、“掏粪”、“打场”等农活。在“铲地”、“薅茬子”和“割地”过程中，为年小体弱不懂技术，因此在“铲地”、“薅茬子”和“割地”的时候经常远远的落在后面，每次都是老舅马洪忠、哥哥王文详帮助我把活干完。因此，对这两个人我终生不忘。
由于我有点文化，队长让我担任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经常参加大队和公社会议，有时担任护青（即晚上看护已经成熟的庄稼）的工作。两年的农村生活使我了受到了锻炼和考验，了解了农民的艰辛，那时家里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灯，每个月还要供应。我经常在月亮地里看书，有《岳飞传》《瓦岗寨》《暴风骤雨》《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迎春花》等等。也经常看一些线装的古迹书，经常手不释卷，老婶说：“文生，怎么还不吃饭，书里有金子啊？”后来书读的多了我才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使我受用至今，享受了读书的快乐。
当时我最大的愿望，现在叫“梦想”是脱离农村，不挣公分，挣现钱。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因此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成为我初中毕业后的一个梦想。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能脱离农村这个苦海，挣现钱、开工资就可以。
在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日子里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是在农村还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１９７０年３月我被抽调到怀德县响水公社群众专政指挥部，归公社保卫组领导。群众专政指挥部又称“一打三反”办公室，当时的保卫组长范纯，还有公安特派员范国财。那时没有法律，群众专政指挥部可以把所谓的违法人员如赌博、剽窃、流氓（乱搞两性关系的男女）送到公社办学习班。也曾受保卫组的指派到公社附近的周家屯将下放到农村的与儿媳通奸的曾某某押送到公社学习班。
那是１９７６年３月，我在被选拔到公社群专指挥部，在保卫组的领导下参与办理一些案件。一次陪同公社党委书记去距公社不到三里地的一个生产队逮捕一个姓徐的复员兵，公社党委书记姓赵，曾做过副县长，非常干练，很有领导能力和水平。由于这个人赌博影响春耕生产，赵书记在社员大会上慷慨激昂，宣布对徐某逮捕，有人说：“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拿逮捕证了吗？”赵说道：“难道我堂堂的公社党委书记的话还不如一张擦屁股纸吗？”３５年过去了，此情此景我一直记忆犹新。由此可以窥见当时我国的法治状况。
印象最深的是陪同公安特派员范国财到长春消防支队等单位外调。当时范国财腰挎手枪，被人们称为腰挎“猪膀蹄”，人们都说范国财当过范家屯法庭庭长，权力很大，判决书上都有他的名字。我和范国财出门时，也和我说过他出差报销的旅差费摞起来能有一人高，因此范国财也成了我最崇拜的对象，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范国财这样的法官，也能挎上手枪，判决书上也能有自己的名字。当我到中级法院民事审判庭工作，跨上手枪，实现了自己法官的梦想之后，到怀德县法院以及范家屯法庭法院办案，才知道范国财只是怀德县范家屯法院的书记员。文革后恢复法院，落实政策之后他才当上怀德县范家屯法庭庭长。
梦想成真
１９７５年８月，我在四平地区公交办公室政工科被抽调到四平地区工农干部学习班，学习两个月，毕业之后，由以工代干转为正式国家干部，被重新分配到四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当时四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地委大楼一楼左侧办公。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日，我和四平地区工农新干部培训班的３０余名同学列队走进四平地委大院，因为当时我的个子较高，走在队列的最前面，全体地委机关干部夹道鼓掌欢迎我们一批年轻干部走进地委机关，而我也实现了当法官的梦想。在四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我由书记员晋升为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民事审判庭副庭长、梨树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２０年的法官生涯，使我对法律充满了感情。从院长和老法官身上学到了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法官品德；从老法官身上也学到了审判业务和法官思维。特别是１９８９年９月，我考取了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委托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首届高级法官刑法班，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专业研究生班学习。１９９３年９月，经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推荐，我又第二次迈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空前绝后的高级法官硕士学位进修班学习。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我受到了世界一流的法学教育，从法学院的老师身上学到了高尚的人品和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具备了法学研究能力，不仅能够著书立说，而且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是自己跻身于国家和世界法学学术之林，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在我从事了整整二十年法官生涯之后，组织上决定我就任四平市司法局局长兼英城监狱第一政委，我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从事２０年的法官生涯，开始了长达８年的司法行政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