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微笑
工作苦累若等闲，赡养老母我夙愿。
组织照顾迁新居，母亲楼上笑开颜。
教研
学习烟台好经验，靠上拼上豁上干。
领导师生共拼搏，高考上线逐年翻。
初中教研点带面，面向全体搞教研。
恭请教授①来指导，教研活动大开展。
注：①山师大的各科教授。
一、函授面授
一九七八年秋，我被县教育局抽调去历城二中，担任高中数学教师培训班的教学工作。培训班结束后，我被调入了教育局，安排在函校工作。那时函校只有五个人，说是学校，实际上是教育局的一个业务科室，负责全县教师的培训工作。
当时我们的任务是配合山师大在历城县进行高师函授教育。教材是山师编的，教课的人，除了我和李秉楹老师之外，都是从下面中学里聘请的优秀教师。全县共设了四个教学点：董家、仲宫、党家庄和大金庄。每星期去一个点，一个月轮一圈。教育局配了一辆破吉普车，平日里局领导乘车出发办事，星期天送我们到教学点去上课。快开课时又调来了教数学的孙冠群老师，这样，数学的教学我们两个就“承包”了，不用再聘请教师了。
那时，函授教育是集中上课，一上就是一天，上午三个小时，中间休息半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午饭后，就把几把椅子并在一起，枕着几本书躺着休息一会儿。
记得有一次去仲宫上课，因为夜里下过一场大雪道路有些滑，吉普车开到大涧沟的大上坡前，就怎么也开不上去了。我们为了不耽误学员们的课，就下车徒步从大涧沟踏着雪一滑一擦地走到仲宫教学点。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人们对文化科学知识的需求如饥似渴。学员们不怕冰天雪地，爬山越岭提前来到学校准备听课。他们看到我们冒着大雪一滑一擦地走进学校，感动得长时间热烈鼓掌欢迎我们。
有一年教育部颁布了新教材，知识加深了，理论系统了。初中数学教师普遍反映新教材的掌握存在困难。县教育局决定假期里给全县骨干教师疏通教材。我们分仲宫、董家两个教学点，每个教学点用一周的时间，每天讲课五六个小时，连续讲了两个星期，顺利完成了通教材的教学任务。
半个月“连续作战”我们都累得疲惫不堪，嗓子都累哑了，说话都很困难，心区部位都感到不好受。到历城中医院一查，我和孙老师都患有严重的咽炎，我心律不齐，孙老师患“心肌疲劳”症，这当然是连续多日讲课的劳累造成的。那个年月可真是拼命干革命啊！这一年我被教育局推荐为济南数学会理事，作为历城县唯一的数学界代表，参加了济南市首届数学理事会成立会议。理事长是省实验中学的副校长王耀生，副理事长是山大数学系教授李厚源，他是我大学的解析几何老师。
一九八一年县教育局又将函校独立成为历城教师进修学校。校址定在东风铁矿旧址。学校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培训初中教师。次年我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任命为教导主任。
为了使全县的数学教师更好地掌握几何教材，我和孙老师一起编写了“初中几何习题、复习题详解”。我们采用分析法、综合法以及“两头揍”的方法，把思路繁杂的题目一一做了透彻的分析，注重一题多解和技巧的灵活运用。那时刻板印刷条件比较差，我们找了一家油印厂，刻板、印刷并装订成册。我们下发至全县各中学，并与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教师进修学校进行了交流。记得，受到了上海闸北区教师进修学校回信的好评。
这两年我又开始走鸿运了，被教育局推选为县党代表，市教育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出席了市科学技术大会。
一九八三年，济南市进行职称改革试点，选择了在中专学校进行。考核内容之一就是考外语。那时我正在电视里跟随电大郑培蒂老师学外语。刚刚学完外语第三册教材，正巧遇到申报职称需要考外语。我在中学和大学里学的俄语基本上忘净了，我原以为学了这点外语也不管事，因此，不敢报考。但是，外语成绩合格是评职称的基本条件，不得不考。谁知考试成绩下来却让我喜出望外，分数不算高，但是，名列全市第三。我被破格评为讲师，那时的讲师比现在的教授声誉还高。按政策，评为讲师之后，父母、爱人及未成年子女的户口，可以“农转非”，从农村迁到省城来。我不需要这些待遇，有这一荣誉就心满意足啦。
当时，县里由教育局、农业局、卫生局等联合集资在县委大院里建了两栋宿舍楼，教育局分到了两大一小三套房子。我做梦也想不到，局领导竟然“戴帽”给了我一套大房子。这实在让我喜出望外，我‘享受’县局级领导的待遇啦！在济南工作的十几位大学的同学都为此而为我高兴，首次聚会就选在我的新家进行，表示对我的祝贺。
二、乔迁新居
自从我爷爷去世之后，我就想把母亲接到济南来。可是，那时按户口供给粮食，有定量，没有户口就没有粮本，就没有饭吃。因此，要把母亲接来济南，首先需要解决户口迁移问题。为此，十几年前，我还在历城师范工作的时候，就向当地户籍部门写了申请报告，陈述了赡养老母和迁移户口的恳切请求。
报告先交到学校所在地的孙村派出所，经派出所研究又上报历城公安局。拖来拖去最后的答复还是不能办。原因是，我是非农业户口，我母亲是农业户口，涉及到‘农转非’问题。这个结果让我十分气愤、伤心和懊恼，我是独子，按农村的风俗我赡养母亲是天经地义的，我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难道还不能照顾和赡养自己的老母亲吗？中华民族的孝道哪里去了？这种政策实在是不近人情！
我姐姐知道这件事后，也非常气愤。让我把申请报告改头换面，又以我姐姐的身份把申请报告交到了济南第三医院。院长答复说：“你弟弟是男孩子，你妈的户口理应迁到你弟弟那里去才对。”我姐姐当时是三院小儿科的护士长，听到院长的答复气愤万分。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张院长，今后我们没有必要再搞什么计划生育了。到了真事上，生男生女还是不一样啊！…”没想到的是，院长非但没有生气，还改变了主意，说：“小郭，你讲得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我一定尽力去帮你办理这件事情。”
真是天意，祸兮福所倚。还是院领导有办法，过了些日子济南市公安局批复了我姐姐的报告，同意把我母亲的户口迁入济南市，并签发了户口准迁证。喜从天降，皆大欢喜。我姐姐立马请假冒着风雪严寒，回到家乡把母亲的户口迁来了济南。
母亲来到了济南，住在了我大姐家。大姐住十八平方的一间平房，姐夫在外地工作，母亲住她家看着外孙小斌，相互照顾着过日子。我住在化肥厂十七平方的一间平房里，岳母看着郭士伟照顾着家，我一个星期回家一趟。那几年日子过得虽然艰苦，但是精神上还是挺快活的。
我调入县教育局之后，那时岳母早已瘫痪在床，已经回到市区“东门里”（一个小胡同的名字）去了。玉梅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得按时上下班。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理家和教育孩子确实难以支撑。
我只好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来往于红家楼与王舍人庄之间。那时的工业北路可不像现在这么宽阔这么好走，中间是柏油路两边是沙土路。夏天，汽车来来往往带起了一阵阵黄土，整个工业北路就像一条翻滚的黄龙，我就在黄龙的腹中穿行。回到家里，头上、脸上和身上全都布满了黄土。遇到下雨天，路边全是泥水，来往的汽车澎得你全身都是泥点子。冬天，下过大雪之后马路上让来往的车辆压出了一层冰雪，一滑一擦地骑自行车前进，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在路边。
有一次，我们外出讲课回来晚了，到了解放桥已经没有去王舍人庄的公交车了。我怎么回家呢？这时，正巧济南铁厂的交通车路过解放桥，这是一辆卡车，在车厢（车斗）的后面有一个搭乘的铁梯子。我灵机一动，就混进铁厂职工的人群，从后面的铁梯子爬上了车。在卡车从工业北路向铁厂拐弯时，借减速的机会我想爬下来。可是刚刚下到梯子上，不料卡车突然加速，惯性把我狠狠地摔在了柏油地上。我在地上翻滚了两圈，摔得两眼直冒金花，天地之间好像晃来晃去。车也没有停下来，径直开走了。谢天谢地，我没有被摔成重伤。
我在想，我的年龄也不小了。上，不能好好地赡养老母，下，不能好好地教养子女，决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我要家庭团聚，我要上班方便，我要教养好孩子，我要赡养好老母。要么，调入化肥厂子弟学校，在化肥厂安个像样的家，把母亲接过来，好好培养自己的孩子；要么，把玉梅调入洪家楼，在洪家楼安个家。为此，我一方面找化肥厂人事科，要求调入子弟学校，另一方面找历城育局党委，反映家庭困难情况，要求调往济南化肥厂。
济南化肥厂子弟学校刚刚上马初中，正缺乏中学教学和管理人员。化肥厂人事科以外调的方式到历城教育局查看了我的档案，经化肥厂党委研究，决定同意我调入化肥厂子弟学校。可是，历城县教育局就是不放人。那个年月人是归单位所有的，自己没有挪动单位的自由。历城教育局党委高书记说：“局里的工作需要你。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就帮你解决什么困难，想调走是不可能的。住房可以想法解决，家属可以想法调过来。”
果然，历城县政府的“集资楼”落成之后，我做梦也没想到领导专门给我了一套新房，而且还是三室一厅的，和李局长的那套大小完全一样。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回家后我就把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告诉了玉梅和市立三院的母亲和大姐。喜从天降，全家人和亲朋好友都高兴得不得了。
母亲终于和儿子住在一起啦。母亲住在阳光最充足的南卧室。她坐在窗前，沐浴着初秋的阳光，看着楼前机关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前面院子里做游戏，望着东南一片绿色的菜地，心里甜蜜蜜的。已是初秋，母亲感觉似乎春天到来了！
那时，我的家庭负担还是很重的，两边老人都需要赡养，孩子正在成长期。人家都有彩电了，我家才打算买黑白电视机。不管怎样，也得让老母亲过上好日子。当时定购鲜奶很困难，我打听到我的一个学生在奶牛场任厂长，托他的关系给母亲定了一瓶鲜奶。另外，每天早上要让母亲至少要吃一个鸡蛋。每年母亲过生日，我家就举行家宴庆祝，在省财政厅工作的学生冯延明和在石化技校工作的外甥阎召庆都曾经专程来家里给老人家祝寿。
我母亲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住上这么宽绰漂亮的楼房，会过上这么舒心的好日子。母亲笑了，她知足地笑了！想想当年给我父亲送葬的悲惨情景，看看现在美好的生活环境，真是天翻地覆，恍若走进了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