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文中提到的杨丽娜，是位温文尔雅的姑娘。
杨丽娜比我小三岁，以年龄推算，我上三年级时她还是幼儿园里的豆包。小时候我们都习惯叫她小娜娜。娜娜家子女性别结构恰与许耗子家相反，她家女孩多。她以外，还有三个妹妹，依次叫莎莎、丽丽、英英。
娜娜还一个哥哥叫杨光，原比我们高一级，因贪玩儿误了学业，上初二时蹲班进入到我们的集体，从那时起我们都叫他光头。印象里，光头不大合群似乎话也不多。他从小喜欢跟同年龄段的男孩比胳膊，看谁上肢肌肉更发达更健硕。
话说文化革命到了军队奉命支左的时候，张掖军分区表态支持了“井冈山”的对立派。一时间“井冈山”革命小将人人怨声载道个个忿忿不平。公然对抗显然缺乏勇气；可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为争得一点心理平衡，小将们决定给军分区一个教训，那时，军分区家属院和我们学校毗邻，仅隔一道墙。所以，经简单讨论，作战方案当即出笼。
夜深人静时刻，大家三五成群多路出动翻过墙头，勇敢潜入到军分区家属院内去偷各家豢养的鸡鸭。他们采用的方法既独特又有效：先是轻轻拉开鸡窝门，然后慢慢伸进手去在鸡鸭的胸脯上柔柔地抚摩，如此一来，那些受到惊吓的家伙顿时平静下来。而后一瞬间，它们的脖子就被死死卡住，再想叫也发不出声了。接着便被一只只提溜出来，一个挨着一个地别到了革命小将紧束在腰间的武装带上。战绩突出的人腰上能别满一圈，远远看去，像穿了一条厚厚的羽绒短裙，稍一走眼，还以为是芭蕾舞《天鹅湖》的小天鹅向你翩翩走来
。
与此同时，家里留守的人早已把水烧开，等到一线将士凯旋归来，大家笑逐言开地杀鸡褪毛，不久校园处处飘出肉香。东方欲晓时，“井冈山”小将人人酒足饭饱，开始养精蓄锐，以期以旺盛精力迎接下一夜幕的降临。
仅仅两天时间，军分区家属院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家家饲养的鸡鸭已然绝迹。
在井冈山众多将士中，杨光就是一顶一的偷鸡好手。
几天后，张掖地区武斗再起，战事十分惨烈。娜娜的父母担心儿子发生不测，遂命娜娜去张掖找他。小姑娘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学校，打听好半天才找到杨光的宿舍，推门进去一眼瞧见她哥正蹲在地上，一边褪着鸡毛一边兴致勃勃地看几只尚且苟活着的公鸡在那里打斗……
成年后，杨光跟别人比膂力、较劲的嗜好依旧不改。他当兵去了陕西渭南，在某观测站当操作手，后来复员到了西安。有一次，滕胖子去那出差，在六朝古都遇见他，回部队后，笑着跟我说：光头还那样，一点都没变。跟他见面没两句话，就撸起袖子跟胖子比胳膊。不久后，我回东风探亲，归队路过西安时特意去“止园”看他，并在他家小憩数日。果然，见面伊始他像宣誓那样绷起臂膀，向我展示凸起的肌肉；随后经他提议我们又比了一回胳膊粗细，进而又掰腕子做一次更为实际的较量，结果，他输了。
我当时很轻易就察觉到他因失败而沮丧而郁闷的心情。
那些天晚上无事可做，我们拿着他家的气枪在“止园”别墅的走廊上射击那些爬在灯边伺机捕捉蚊虫的壁虎。光头打小就是眼神儿不济的近视眼，战绩自然不佳，到头来，正经目标没打着几个，走廊上的灯泡倒被他报销不少。
娜娜小时候像男孩，举凡爬树翻墙、攻城打仗一类男孩爱玩的游戏回回少不了她，而对女孩子乐此不疲的跳房跳皮筋反倒不屑一顾。她喜欢拿钢笔在自己的手腕上画手表，兴致高时，要在手臂上一连串地画上十几块表，跟表贩子似的；除过画表，她还喜欢在十个手指尖上画喜怒哀乐表情各不相同的脸谱。不但在自己手上画，心血来潮时，还要挨着个把几个妹妹的手全都画满……
1972年夏天，我从军校毕业。回家时母亲跟我提到她，说：娜娜也当兵了，也分到了四部。那时记忆里全是娜娜小时候的样子，真想不出她穿军装会是啥模样。可巧，几个月后参加四部军体运动会，在跳高沙坑边我竟意外地遇见她。她让我眼前一亮！
真没想到刚才几年，昔日的小娜娜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那时，她参加了部文艺宣传队，并且当仁不让地成为骨干。宣传队当时排演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娜娜饰演剧中的柯湘，她以俊美的身段和圆润的歌喉把那女英雄演得活灵活现。
经两家老人撮合，我和娜娜一度成为心照不宣的恋人。
我从小是个心里搁不住事的人，没多久，我们的关系便被我嚷嚷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她那时还是战士，按部队规定战士不准谈恋爱。于是，原本根据表现完全可以顺利提干的她，却因为我的张扬而数度受到影响。
后来，由于一些难以尽诉的原因，我和娜娜延续两年的恋情无果而终。
多少年后的某天晚上，我和娜娜坐在一起说起这段往事，一致认为——初恋时我们真是嘛事不懂，俺们倆那时候那样子与其说是恋人倒不如说是兄妹更贴切！
那天分别时，我倆手终于握到了一起，那种感觉既陌生又奇异。我们笑着互相调侃：
这大约是人生的第一次！
回家后，我努力在头脑记忆库里翻找，以期检索到那段经历中的靓点。却始终未能遂愿！
昆明是春风常驻的城市，是花的世界，是情的海洋。而在这座迷人的都市里，我和娜娜的初恋竟没有相约在“凤尾树下”，竟没有花前月下的牵手漫步；竟没有小儿女那种卿卿我我的温情细语。惯常只是我一人像话唠似的对着小娜娜喋喋不休、空洞乏味的夸夸其谈。
我们的初恋居然像“圣教徒”一样，既纯洁又乏味、又简单……
那年分手后，娜娜工作依然出色，并且很快提干。后来，她调到二十六基地。两年后她在西安成家，后来又当了母亲。
很多年过后，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娜娜。
这时我们年龄都已越不惑。她带着儿子——点点，出席基地战友聚会。应大家相邀，她唱起《杜鹃山》里柯湘一段难度极高的唱段——乱云飞。节拍依旧准确，嗓音依旧圆润高亢，引得在场战友一片赞扬。
那次分手后，我们彼此倒是通过几回电话却再没见面，听说她在一家军队杂志社做了总编。她的儿子考上了“军艺”，毕业后在X文工团工作。得知这一消息，每回电视里只要有那个文工团演出，我总会忠实坐在电视机前、从那些舞姿矫健的年轻男演员中仔细地辨认寻找，希望能看到娜娜儿子的身影，并暗暗祝愿那孩子能有一个不可限量的前程。
娜娜的父亲和我父亲是老战友，抗美援朝时同在二十兵团，她父亲当保卫部长，我父亲是宣传部长。朝鲜战争结束后，二十兵团改编组建为二十基地，又于五十年代末开赴西北，在额济纳大漠深处创建了东风航天城。她父亲继续当保卫部长，而我父亲则调任组织部长；后来，又一齐出任基地副政委。两位老战友走得很近，两家的关系也十分亲密。
我记得刚到基地时，保卫部养了两只军犬，甚是凶悍！我曾亲眼看到其中一只追逐并扑倒了我的伙伴。打那以后，只要看见训犬员牵着它们出来，我们就会立即中止一切重要活动，带着砰砰乱跳的心在刹那间作鸟兽散，刹那间躲得无影无踪。
提起这两只军犬，还有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时，娜娜她爸还是保卫部长呢，有一回基地机关丢了东西，训犬员自报奋勇拉着那俩“黑贝”出来查案。谁知它们一路东嗅西闻，最后竟鬼使神差领着保卫人员走进了杨部长家。这让当时那几位心气十足的保卫干部狼狈不堪。
东风基地的军人们始终保持发扬了人民军队既能战斗又能生产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尤其是那些养家带口的军官，他们在工作之余所表现出的劳动热情都空前高涨。那时，几乎每家都开垦出大片菜地并且栽种上品类繁多的菜蔬。只因为那里的土地太过贫瘠，致使实际收获与军官们的期望值存在着巨大差距。
俺爹是359旅老战士，曾在陕北南泥湾那块好地方抡过锄头种过粮。
六十年代初，他老人家在自家门前继续发扬南泥湾精神，开了一块不小的菜地，并在种下蔬菜种子的同时也播撒下了期待丰收的希望。但到了秋实的季节，父亲却只收获到一个足球大小的藏瓜。这让这位359旅的老战士甚感颜面无光。
在种植方面最出彩的还是娜娜她爸！
娜娜家在马路对面沙山角下开垦出大块的菜地，并在四周搭上了围墙。杨叔叔是位特别勤快的人，我们总能在他的菜园里看到他那勤劳的身影。在这一点上，我始终认为父亲要比他的战友逊色很多。当然，杨部长所以有不菲业绩除过靠勤劳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地利方面的优势，跟他家菜地毗邻是某单位的猪圈，养着十几头造粪率极高的狼猪（据说，这种嘴巴长、出肉率高的肉猪是从乌克兰引进的优良品种）。那单位定期清理猪舍，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清出的猪粪很便利就成了杨部长家菜地里的有机肥料。而外，娜娜家还另有肥料来源，杨叔叔在他家菜园里搭了一个简陋的茅房，为了积更多肥，他老人家规定家人不准使用家里的厕所，如需如厕必须去菜园子。但这一决定受到来自全家人的抵制，并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于是后来，杨叔叔索性把家里厕所锁上，以维护这一规定的权威性。
娜娜向我回忆这段往事时，笑着说：他们家每天早晨都要排着队去菜地上厕所，结果经常误了上学。没多久，园子的厕所就因遭到人为破坏而无法使用。我估计此案一定与娜娜他们兄妹有关！向她求证时她避而不答，只说打那以后上学再没有迟到。
娜娜的父亲有个十分特殊的习惯，每天清晨他都要站在自家菜园里，在欣赏菜蔬们茁壮成长的同时，老人家还会像向日葵那样迎望着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朝阳，然后做深呼吸，并且沉默良久。随即，便舒展胸怀得意洋洋地打出十五、六个响亮的喷嚏。
杨叔叔打喷嚏实在与众不同，夸张一点说，其振聋发聩的程度能让半个基地的人都听到。
我转业后，听一位知识妇女说，打喷嚏绝对是好事，能长命百岁！联想娜娜的父亲，知识妇女的说法就得到了印证：杨叔叔如今年近百岁，依旧耳聪目明，身子骨依然硬朗。常常酒饭之余，手持麦克风，嗓音嘹亮地高唱革命歌曲。如此健康之状态，肯定得益于当年能一连串儿打那么许多喷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