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全国掀起民用企业工厂上军工项目的浪潮。济南市接受了“37毫米高炮的炮瞄雷达及配套的指挥仪”等军工的科研项目，定名为“311乙”炮瞄雷达，其指挥仪为“1035”型。
为加快这一科研项目的实施，济南市组成国防工办机构，并成立相应的工程队。市国防工办由军地人员组成，主任为济南军分区副司令员邹东海，副主任地方王敏处长。人员有遇金昭、刘元盛、宁福成、刘景志等人。同时，济南市革委会通过军区炮兵，委托69师派一名团职干部和一名政工干部，主管该项目科研工作。我任国防办副主任，刘玉杰任“311乙”工程队指导员。
接到命令后，我和刘玉杰同志，直接入驻济南市仪表厂“3112”工程队开展工作。因当时条件简砸，我们便在办公楼内找了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即办公又当宿舍。
“311乙”工程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队长为济空机关一雷达参谋董继民，与刘指导员共同主持这个单位的各项工作。这是一支特殊工程队，其任务是研制新体制、双波段、新毫米微波的高精端雷达，属国内首创。所以，当时保密性极强。故采用封闭性管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工程队的技术骨干力量，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有来自协作单位解放军西安二十所以蔺万钟为领导的26名科技专业技术人员。有来自山东大学梅恒啟等7名教师；有来自山东工业大学的杨福林等7名教师；还有从省内外调入和军特事业技术骨干林兴国等25名人员。加上济南仪表厂李达武等技术干部、技术师傅20多人；以及机床六厂崔忠安等技工10多名，共有百余人。
对雷达技术来说，我是个门外汉，一点也不懂，一窍也不通。我到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广泛接触技术专家们，虚心请教，听取意见，从政治思想上把他们聚拢起来，真正成为一支准军事化科研队伍。我把自己的工作定为一是接受上级指令，二是跑后勤，起到上传下达的桥梁纽带作用。为了进一步充实科技人员，我内跑组织部选调技术人才，外跑西安解放军电视学院，选调人才，并为10名夫妻解决了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深受这些科技人才的欢迎，从而调动起他们的科研积极性。同时，为解决科研经费和技术问题，多次跑国家计委、电子工业部、解放军炮兵技术部等国家机关部门。
在管理上，我和工程队领导共同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如造反派不能参与，仼何人员不经批准不得闯入科研楼。我还利用较多的时间跑各个工厂，监督为“311乙”工程加工零部件。我对有任务的工厂，不管哪派掌权，所负责的部件生产不能停工。“311乙”高炮瞄雷达，是当年比较先进的战场上千里眼，国内尚无先例，可以说，该项目在一无图纸，二无技术，三无设备的条件上马，有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而且我们上这个项目的工厂也不是专业工厂。加上外国对我国实行的长期封锁，一点资料也看不到。在这种重重困难条件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心血。特别是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干部和科技人员思想产生了波动。发现苗头后，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汇报了当年济南市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张敬涛同志，提议召开一次军工厂负责人和主要科技人员再动员大会。张书记欣然同意，并在会上坚定地说：“就是用头顶，用牙啃，也要啃下来，缺经费，没有设备，我来想办法······”
张书记坚定表态，既为领导干部树立了信心，也极大鼓舞了科技人员的干劲。为全面管理全市各厂军工项目，我回到市国防工办办公，从此接触上层多，既跑上又跑下，即参加政治学习，也参加各种会议等活动，一连两个多月没回家看看。正在我全力以赴为尽快研制出“311乙”科研项目忙碌不可开交时，做梦也没想到，家中出了一件塌了半边天的事情。
1972年11月初的一天，我忙碌了一整天，感觉身心疲惫，吃过晚饭，看了一会儿材料，想早点躺在床上准备就寝。
忽然，师里派车来接我回部队。我问司机：部队有紧急任务吗？司机摇了摇头。一个小时后，车子停在家门口，我下了车走进家门，三个孩子都在哭，大儿子将一个敌敌畏瓶递给我，告诉我他妈妈喝药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脑里“嗡”的一下惊呆了，不顾一切跑到医院，看见爱妻李彦艳静静的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我把耳朵贴在她胸口处一听，没有一点心跳，面部已成青紫色，早己停止了呼吸，顿时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来……我紧紧好抱住爱妻的身体，泣不成声的说：“彦琴，这是为什么？你把我和孩子抛下就走了，心太狠了，让我们今后怎么生活呀？”
旁边的蒋所长和护士长不停的安慰我：“刘部长！嫂子走了，您要节哀顺变，别哭坏了身体，革命工作还需要你。”
面对妻子的突然离世，我深感内疚：我同彦琴结婚后，一直过着聚少离多的夫妻生活。每年休假或她前来探亲才能见上一面。而且每次见面都要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何况她还带着俩个孩子生活，真的太不容易。这几年，家庭生活刚刚稳定下来，我多想弥补一下过去的生活损失，可你偏偏走上了不归之路。在我的眼里，爱妻彦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无论是对我和孩子总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所以，爱妻彦琴逝世后，我好长时间没缓过神来，精神恍惚。
妻子离世十分离奇，后来才知道上级曾调查她父亲的历史问题，被个别不怀好意之人（过去曾受到我批评的那个人）知道后，在营区四处散布不负责的流言蜚语，妻子听到后，她害怕了，想不开，钻了牛角尖，寻了短见。
我的不幸遭遇，惊动了师和炮兵领导，他们专门派保卫处王干事去妻子东北老家，调查其父在伪满时期当过村“甲丁”，是否有罪行和离家之后的下落。没多久后勤部黄啟章政委告诉我：“你岳父只是一般的甲丁，没有大罪恶”。组织上对这件事终于做了结案。
我的人生不幸，也传到了工程队同志们的耳朵里，他们一方面从精神上安慰，在生话上照顾。还有许多热心人，让我再续一房，纷纷牵线搭桥，目的是为照顾家里的三个孩子。有一位同事，向我介绍他的朝鲜族表妹，她自己有俩孩子。还有一位同事，向我介绍一个回族女子，并带一个女孩子，我一一谢绝。特别仪表厂党委书记轩进喜把我拉到他家，向我推荐一位济南市20岁出头的女青年，我也没有同意。
刘玉杰，宋协秀更是热心，同我谈要找个胶东人，并说胶东人长处很多，心肠好、能吃苦，我被他们说动了心。没过几天，宋协秀说他老家对门有一个侄女宋文莲，因照顾奶奶去世，已30多岁未找人，其父是老共产党员，抗战时当过村长，解放战争时期，是部队干部，后转业到泰安一个厂任党委书记。我听了他一番介绍，欣然同意，并见了面。通过两个多月的接触，双方同意组建家庭。
1973年7月5日，在师长张敬民和老伴王爱芹主婚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仪表厂书记轩进喜，工程队总体蔺万钟同志作为嘉宾前来祝贺，就这样，我第二次组成了新的家庭。婚后，她在部队制药厂上班。
婚后不久，由于部队奉命与老挝共同对付美国飞机侵入老挝，将我和刘玉杰急速调回部队，执行新的任务。就这样，我于1973年9月初离开了济南市国防工办，并与“311乙”工程队科友告别。离别的那天，全队科友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到楼下欢送我和刘玉杰回原部队，大家相互之间一一握手，真是难舍难离。在分别时，我深深的感悟到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青年科技人员，那种可亲、可敬、可佩的为国防事业无私奉献、忘我劳动、勇于探索精神的可贵之处。
部队离开原营区时，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师长站在大操场主席台上对着台下的部队说：“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仼务是，赴老挝打美帝国主义入侵老挝的飞机，是一项为国争光的光荣使命！希望每个入老参战的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勇精神，多击落美机，打掉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大家有没有决心！”
操场上响起了一阵口号声：“有！打倒美帝国主义！”
师长宣布：“出发！”
正是：
雷达工程技术新
百名骨干付苦辛
攻克难题传捷报
人人喜悦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