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谋长 第一部 第四章 第四任总参谋长叶剑英（四）
6、舌战群儒，为八路军正名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精心策划，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制造舆论，准备掀起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初，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接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军以上参谋长会议的通知。3月4日，参谋长会议在军委会礼堂举行。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会议变成了指责八路军“罪行”的声讨会。
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大骂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蒋介石训示道：“诸位，你们都是参谋长，去冬以来，攻势作战真是一塌糊涂，让敌人笑话！今天开会的唯一宗旨就是检讨。我历来讲，统一军令，严肃军纪，方能克敌制胜。然而，有人公然不听军令，划地称王，拥兵自重，游而不击，摩擦不断……不是袭击友军，就是包庇叛军，此种破坏抗战的行为，能不检讨，能不严惩吗？”
蒋介石一点火，也让一些早有准备的参谋长们纷纷跳出来火上浇油。天水行营参谋处处长盛文立即起身发言，说第二战区之所以没有完成冬季作战的任务，是因为山西新军叛变，十八集团军公开掩护叛军，袭击友军，不让友军与民众接近，因此作战困难；冀察战区没有完成作战任务，也是因为十八集团军屡次袭击鹿钟麟、石友三等部，给日军以“扫荡”的机会。随后，按预定计划，第二、第八等战区及集团军的参谋长楚溪春、黄百韬等国民党将领也开始连珠炮似地对十八集团军进行大肆攻击诽谤，并罗列了八路军袭击友军、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所谓的“罪名”。
蒋介石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用车轮战往共产党和八路军身上泼污水。叶剑英如果不能在此次会议中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那么国民党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此为由掀起反共高潮。
面对国民党将领的刁难，会场上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将领，都暗暗替叶剑英着急。但叶剑英本人对此镇定自若，不时用笔记录着什么。
叶剑英为何会如此淡定？原来，叶剑英在会前就预料到国民党方面会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攻击，他和有关人员一起搜集资料，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前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并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蒋介石的企图和各有关战区、集团军与会人员的动态，并明确了这次会议上共产党的态度是拥蒋抗日，反对摩擦，一切以抗战、团结、进步的大局为重，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晓以大义，争取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诡计。
因此，会上针对国民党诸将领充满敌意的发言，叶剑英没有急于申辩，而是冷静地做好记录。散会后，他和南方局的同志一起，将原已准备好的发言稿又作了修改和补充，为正面交锋做好准备。
1940年3月8日，身着黄呢军服，佩带中将领章的叶剑英缓缓地站了起来，“现在我来说说我的观点。”看到他要发言，整个会场都安静下来。
“委员长，我先报告我第十八集团军的作战情况。我军一贯执行统帅部和委员长的抗战命令，在华北敌后团结广大军民，抗击敌军，艰苦奋战，成绩卓著。”伴随着叶剑英的发言，整个会场的气氛为之一变。叶剑英在发言中，首先从华北战场入手，分析华北战场的敌我态势，介绍了我军的战略战术，以及若干具体战役和战果。
叶剑英讲得条理分明，形象生动，更举出具体数据加以证明，使在场不少将领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看到大家的反应，叶剑英顺势抛出一个重磅“消息”：“说到去冬作战攻势，接到统帅部命令时，正值敌军对晋察冀军区进行‘大扫荡’。在进行反扫荡的同时，我军仍紧急抽调15万兵力完成了统帅部分配的任务。战果如何？军委会印过一份战报分发各部队，诸位想必已看到：正是我军在去冬涞源之役中，击毙了日寇‘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这里，我不妨念一段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请大家注意他们的措辞。共同社说：日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请听，他们是‘切齿痛恨’啊！‘立誓尽歼共军’啊！”
叶剑英的发言引发了诸多参会将领的共鸣，一时间议论感慨之声不断，关于八路军‘拥兵自重’‘游而不击’的谎言也不攻自破。
在那场会议上，叶剑英不仅驳斥了国民党的谣言，还为我党赢得了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支持。
原来，在列举完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取得的战果后，叶剑英话锋一转，对蒋介石说：“委员长讲话提到‘摩擦不断’，这是事实。军中确实有人热心搞摩擦，但指责我十八集团军搞摩擦则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必须加以澄清，以明是非，以清责任。摩擦只是一个现象，实质是某些人把我们十八集团军和许多抗日武装视为‘异军’，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大敌当前，必须以大局为重，谁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都不应得到宽容。我们十分拥护委座严肃军纪，彻查此事，对制造摩擦者不能姑息迁就。”
听到叶剑英的发言，蒋介石的脸色完全变了。由于会前曾规定每个战区集团军参谋长的发言不超过30分钟，蒋介石就想以此为理由来阻止叶剑英的发言，没想到叶剑英大声地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蒋介石也只好让他继续讲下去。
在随后的讲话中，叶剑英还就正确解决摩擦问题从政治和战略上提出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分别是：提出摩擦问题的目的应是求得以正确的方法消除摩擦，而不是扩大摩擦；解决摩擦问题时不应仅仅从武装冲突这个角度看待，而应充分考虑到产生这种现象的政治、战略原因；把十八集团军当作异军看待，这是许多摩擦产生的根源；抗战中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摩擦则是从属的，决不能有意把局部摩擦扩大为全面内战。
叶剑英在此次军事会议上的发言，不仅争取到许多国民党爱国将领对我党我军的了解和同情，还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等论调，粉碎了蒋介石欲借冬季攻势不力，加罪于十八集团军进而向十八集团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阴谋。
董必武在听到这一消息后，曾赞叹道：古有诸葛孔明只身赴东吴，舌战群儒，流芳千古；今有叶剑英只身赴参谋长会议，舌战群儒，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本色。
7、协助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积极拥护邓小平恢复工作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人民共和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抓‘四人帮’，是华国锋最先提出来的。华国锋考虑此事非同小可，他需要长期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的支持。1976年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的第三天，下午四、五点钟，政治局会议结束，毛泽东的丧事安排妥当。华国锋回到中南海，只带了警卫员小叶和于秘书，轻车简行。到北京医院看病。看完病后，从医院出来华国锋对司机老孙说：“咱们去看先念同志。”
西黄城根9号，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住处，大门口值班人员一看是华国锋的车，急忙通知里面的人。李先念得到消息，从办公室出来，刚走到大厅，华国锋已快步进来。李先念将华国锋迎到办公室。于秘书由李先念的秘书徐贵宝陪着坐在外面大厅等候。
华国锋坐下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呆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
9月14日李先念由司机于长远开车，只带随身警卫陈双文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西山叶剑英住所。他向叶剑英传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叶剑英研究此事。9月21日，叶剑英下山到华国锋住处，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难之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不负众望，挺身而出，在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10月6日，叶剑英全力协助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就提出，应该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当时邓小平正生病住在医院里，不久，叶剑英就安排邓小平一家住到西山，为了邓小平今后工作方便，叶剑英指示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负责送文件给邓小平。经叶剑英多次积极努力，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以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叶剑英为确立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大作用。
8、全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从1977年起，叶剑英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次会见华侨、港澳同胞、国民党将领及其子女等，广交海外朋友，为改革开放开拓渠道，创造有利条件。
1978年3月5日，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又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发表了著名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这九条方针全面系统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本构想。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9、改革开放的重要奠基人和开启者
在开创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中，叶剑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扫除改革开放的障碍、奠定改革开放大业的根基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奠基人和开启者。叶剑英较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主张。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叶剑英较早地发现了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设想。
1977年11月，在广州调研期间，叶剑英听取了广东省委和梅县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说， “既要埋头工作，又要抬头看看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影响全世界。”
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要求中央科学分工，抽出一些领导同志到外国参观学习把外国的经验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更好地知己知彼，领导四化建设。在经济上、文化上较快地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
叶剑英还较早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主张和目标。他指出：要 “ 把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企业的作用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 ；“ 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使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要扩大企业在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把企业收入的高低同经营的好坏密切联系起来，把劳动者报酬的多少同他们对国家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密切联系起来。要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适当扩大地方的经济权限” ；“ 要深入研究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努力探索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利于提高人民劳动积极性和生活水平的措施，调整和改革我们的经济结构、管理体制和方法” 。
叶剑英还通过主持制定法律的途径，促进改革开放。他亲自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主持修改 《宪法》。主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宪法》 和《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一批重要法律，为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保障。在经济特区立法方面，叶剑英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解除广大客商对到特区投资经商的各种顾虑，1980年8月，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该条例作为地方法规，破天荒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通过，为经济特区提供了最具权威的法律保障，第一次从政治和法律上为开辟和建设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叶剑英很支持，并要求他们尽快向邓小平汇报。
1979年6月1日，叶剑英在广州接见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时说：“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如果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加倍努力搞好……”1979年7月，中央50号文件颁布后，明确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试办“出口特区”。广东经济特区开始进入创建时期。
1980年4月，83岁的叶剑英到深圳蛇口、珠海等地进行视察，他是第一位视察经济特区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对经济特区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对经济特区加快发展，叶剑英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鼓励当地要引进和用好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外资，要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创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
叶剑英同志所作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正是他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半个多世纪以来，叶剑英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作出正确的决断，其崇高思想和高尚品质、坚强的党性、非凡的机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值得永远铭记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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