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事之后，父亲给我讲了家族史，讲了我家为什么这样穷，并把发家之念头寄望与我身上。
刘家族史，原为河北省昌黎县会理庄。据传这一带刘姓均为刘邦三子刘建后裔。明末因战乱，迁徙于奉天北孤树村，刘嘉奇始祖一支开始，繁衍克礼、克义、可久、可训等三代已成巨族，其成仁祖一门被镶黄旗收为旗下并随清军入关。初安排在京东三河城内鸡市街暂住待命。顺治二年，即1645年清政府在京东各州县大量圈占汉居民土地，组成皇庄、王庄、旗庄等庄园，委派大批随军汉人，充当“庄头”即村庄的头人，或庄丁。成仁祖带数名庄丁进驻城西十二里的陈蛮子庄，后改为北陈庄为庄头。
凡是随清军入关的汉人都编入旗下，称为旗人，满族人称这些人为“包依”，意为“家里的”，实为旗主的“家仆”。“庄头”的责任是代旗主管理庄园，负责征收银两和粮食、家禽等。后来由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转化，以收租为主，上缴朝廷。而自身也迅速变为有势有钱之户，子孙分五大门系，成了当地的望族。
从四世代开始，领主经济转化为封建社会经济，同时也向两极分化，有的成了地主，有的陷入贫雇农。
我祖父时代，家有土地18亩，宅院一处，属上中农。不幸的是出了一个不孝之子，就是我的伯父。青少年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又染上赌博恶习，很快背着爷爷奶奶输掉10亩粮田。爷爷被活活气死，奶奶又哭又闹同他拼命，可没管住这个逆子，仍继续赌，又输掉6亩。奶奶一气之下，要碰死在他面前。他从此收敛一些自己的行为，不再去赌钱，因为也没钱供他赌了，可他整天不下地干活，到处游逛。春秋拉网捕鸟，夏摸鱼捞虾，冬天去北京拣破烂，有点钱去“逛窑子”嫖娼，没钱了就回家向我父亲讨要，不给就砸盆子摔碗，甚至扬言烧房子，闹家里鸡犬不宁。我父亲为了维持这个穷家给他下过跪，又将自己当长工辛辛苦苦挣来的几个钱给他一点，他才罢休。
有一年秋天，他不知从那里弄到一只“六轮式”手枪，还有几发子弹。整天掖在腰里，与人打架时动不动就用它来吓唬人。我亲眼见过，他跟一个姓张的保长打架，那个姓张的先用一个棍子将他头打破，鲜血流到脸上。当时他的手枪没带在身边，满脸是血的跑回家拿上枪跑了出去，我父亲也没拦住他。那个姓张保长一看害怕了，撒腿就跑，他后边狂追，举枪扣动扳机，万幸是个瞎火，就在转枪时，几个本家人把他拦住了，没有闹出伤人大祸。后来，他竟然冒充野郎中，自己配一些治中耳炎的药，下乡兜售，因没有学过一点医道，导致被治的患者的病情越治越严重，找上门来算账，因对方来人太多，他不敢发作，退钱了事。他的手很巧，织鱼网、编柳条篮等手艺样样精通，也能换点钱。编篮所用柳条枝，多是从农户的沟边偷剪的，他自己不去偷剪，骗我去偷剪，说换钱回来给我买衣服穿。一次我偷剪时，被一个“看青”的人抓住，我编了一点瞎话，那人才放了我。正在这时。他背着编好的篮子出现在面前，“看青”人发怒了，啪啪给他打了两个耳光，把卖篮子挣来的几个钱都给了对方，才了此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干了。
当年，我家有土屋三间，薄地两亩，年年缺吃少穿，家贫如洗，成了别人看不起的贫农。一年的生计主要靠家父和兄长给财主家“扛长活”挣点钱维持家中的生活。
我的母亲是大田庄刘姓贫鳏独女，嫁过来一切针线活和家务都是奶奶亲手教会的。虽然不精干，不机敏，却勤俭吃苦持家，两亩的农活都靠她侍弄，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
父亲和长兄都是老实人，能吃苦，没念过书，什么农活都能干。尤其我长兄既实在又能吃苦。十六岁起就给有钱人家当“半工”，两年后干“整工”，练得一手农活好把势，又干净又利索，长期受财主们雇佣。在东家干一天活，晚上回家还要摸黑干自家地里活。从不乱花钱，除偶时喝点酒外，无其它嗜好。所挣的钱都如数交给父亲。就是因家里太穷，三十多岁还不能娶妻生子。
因为家穷，我童年时没有穿过新衣，都是父、兄穿过的，由母亲大改小，而且又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因没有鞋袜，夏天光脚，冬天穿破的旧鞋。最可笑的是，有一年冬天，伯父在北京捡破烂，给我带回一双女式半高跟北京旧布鞋，刷了刷让我穿上了。当我穿上走在街上，男女老少老盯着我的脚，不时的发出笑声。我好奇怪的愣呆，有好心人告诉我说：“你穿的鞋后跟高，这是妇女穿的。”我听了傻笑了一下，回家就将后跟削去，照样穿着，总比光脚强呀。
大地开始复苏， 每逢春天青黄不接时，野花开了，杨、柳、槐树发芽了，母亲便带我撸树芽。因树高粗，只有爬上骑在树枝上才能采着。六、七岁的我开始学爬树，开始不敢爬，母亲先扶后爬，教我如何上树，经过反复攀爬，胆子大了，越爬越高，几丈高的大树也敢上了。一次我蹬的树枝细，一下被踩断了，我双手抓着树枝，从两丈多高处掉下来，因树枝起了缓冲作用，屁股着地，疼的我一时起不来，仰在地上一动不动，母亲急忙过来扶我起来，”母亲心疼的问： “摔那了？
我指指屁股说：“后边很痛。”
“我给你揉揉。”母亲说着用手给我揉了起来。
我怕母亲为我担忧，强忍痛苦说：“不碍事。” 咬紧牙关，忍痛站起来，继续撸树芽。
树叶老了不能吃了，就到野地里挖婆婆英、苦菜……凡是能吃的都挖出来，回到家里洗巴洗巴，开水烫一下就吃。我因吃野菜太杂，每年春季我的脸，红肿成“关公脸”，拉肚子也是常事，都是吃野菜吃出的毛病，现在只要吃的不对口，非犯胃肠病不可，这是留下的后遗症吧。野菜、树叶可吃了，只能吃糠团团，嚼在嘴里干打转咽不下去，咽下去也难，拉出去更难，往往都带鲜红的血拉出，造成我瘦的皮包骨头。八、九岁时又矮又黑，不像个人样。
母亲为生计，在带着身孕的情况下，同本庄张姓姐妹合伙倒卖烧饼。每天起大早到两里远的大田庄，她本家的烧饼铺记账赊出三、四十个放在篮子里，串庄叫卖。由于心算不强，顺的时候能挣几个铜子，也有亏的时候。父亲见她肚子大了，行动不便，不让她出去叫卖了。
母亲生下弟弟叫“顺头”，不哭不闹，我抱他吻他。待弟弟两岁后，父亲弄些蚕豆，教母亲用温水泡胀，捂在盆里生芽待长出一分芽，煮熟加些盐，又开始串庄叫卖。每次出去，母亲背着小弟弟，我挎着篮子跟在她的后边。记得第一次去三里外的杜官屯，进庄后母亲要我吆喝，真把我难住了，平时就傻里傻气的不爱说话，叫我吆喝，确实张不开口。
在母亲一再催促下，我壮壮胆，用尖尖的童声喊：“买烂芽豆啊”，连吆喝几声后，真有几个孩子来买。由于我在此之前学会了看秤，如数称后打发走了。接着一个中年妇女，穿的较阔气，带一个男孩来到跟前问：“什么烂芽豆？烂芽能吃吗？”她连问两声。
“蚕豆生芽煮熟的。”母亲解释道。
“我来看看。”那妇女不放心的说。
我将篮上盖布揭开给她看，就在这时，她的目光盯在我的手背，尖叫一声：“真脏呀，不买了。”领着孩子就走了，我只憨笑一下。而母亲不灰心，继续叫卖，还算不错，总算售完了。这天由于风大，春风透骨，我都觉得冷嗖嗖的。别说我那可怜的弟弟了。第二天，他就发起高烧，且越来越重，抓点中药吃没有降温，还发生了“口唇发紫，喘气困难”，第四天就躺母亲怀里断气了，现在看他死于急性肺炎。
父亲回来，见到儿子夭折了，顿时火冒三丈，臭骂了母亲一顿，母亲委曲的也哭的没完没了，并赌气说：“我不是做买卖的命，以后，再也不去卖东西了。”
随后的日子过的越来越苦，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只好带我走乞讨的路子。第一次，母亲领着我去了大田庄，就是我老爷的庄子。老爷在我出世前已病故，他的本家人还有几户，日子都不错。当我娘俩走进最近一支人家时，一条恶狗从大门里扑了过来，我吓的躲在母亲身后，恶狗呲牙咧嘴汪汪叫个不停，幸好一个小表哥出来喝住了狗。当我们进屋后，那个舅母见我们这个穷酸样，脸一下子拉了下来，她好像猜出我们的来意，也不让座，怪声怪气的问：“有啥事？我家今天啥吃的也没有。”母亲一见她没好脸，就领我往外走。我娘俩刚出院门，小表哥跑出来，往我兜里塞两个棒子面饼子，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件事我终身没有忘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
还一次母亲带我到邻近的巩庄去讨饭，正赶上一个大户人家办葬事，那个气派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街上摆放许多纸人纸马、亭、台、楼阁。眼看要起棂了，因庄子小，青少年不多，还剩下一些随葬品没人去拿。当时，我傻乎乎站在那里看热闹，管事的人突然喊：“小孩，你过来拿上一件，完事后，给你饭钱。”听到这里，我顺手拿上一纸马，随大流送到墓地，得到五个“铜板”。母亲随发丧人流在大棚里吃完大席后，趁机兜了些剩菜饭，在庄头等我。母亲见到我高兴的说：“儿子，够咱娘俩吃几顿了。”我也把五个“铜子”交给了母亲，兴冲冲回家了。
到了麦收和秋收时节，我娘俩天天去别人家已收完的地里拾些麦穗。因为我们那里都用手拔麦子，所发掉的麦穗子多，半天就可捡一篮子。麦收过后，玉米棒子地里套种黄、黑豆子，秋收时先收棒子，在掰的过程中，一些棒子免不了掉在豆子丛里。我和母亲等待主人收完，就去豆丛里拣遗留下的棒子。
一天，我拾了半篮子棒子后，穿过一片还没收的棒子地，见有两个搭拉下来大棒子，我顺手拧下来放在篮里，没想到，这一下可惹了祸。刚出地头，正好碰上那个与我大爷打架的张保长，见我篮里有大棒子，硬说是我偷的，不由分说将我带到庄公所，宣布我偷棒子。
我竭力申辩：“这是我拣的！”
张保长气乎乎的说：“我明明看到丛棒子地出来，就是偷的，要罚两块钱！”
这时，几个路过的人，其中有本家的人，为我解脱：“张保长你就开开恩吧，他还是个孩子，几个棒子，就算了吧。”
张保长就是不松口：“不行，不行！”。
“要罚就罚吧，给你两块就行了吧。”我哥哥走来，见篮里的棒子没说别的，把我领回家。在场的刘姓本家人，纷纷指责张保长这种报复行为。
正是：
童年时光苦奔波
旧衣烂衫鞋儿破
吞糠咽菜穷人日
无奈乞讨为了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