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秋,一轮红日把太行山染得金黄。

  经过了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晋察冀边区军民度过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最为艰难的日子。

  太行山崎岖的小路上行走着一支精干的部队,引起了沿途老乡们格外的关注。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同志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9月,正巧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奉命要带一支部队到晋绥,为了保证聂老总的安全,这支部队和北岳区党委参加七大的同志一起出发了。

  跟随聂帅前往延安的除了参加整风和七大的同志,还有几个特殊人物。

  一直跟着聂老总在1分区1团任职的陈正湘,参加反顽战役后到平西军分区任司令员,因多年征战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这次夫妇二人也同去延安治病。

  李德才,经过多年征战,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他也是一身伤病,他1943年6月进入抗大2分校高干班学习,这次随聂帅到延安,也有让他学习、休养一段的意思。

  说起这一行人,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传奇人物——原冀中10分区司令员朱占魁。

  朱占魁,河北省安次人,吹鼓手出身。

  抗战爆发后,他在老家拉起了地方武装,后被我党收编为抗日队伍。

   1938年2月初,朱占魁任河北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先锋队司令员,刘秉彦为特派员,奉命向大清河北挺进。这一时期他率领部队相继攻克了新镇、霸县、雄县等地,开辟了大清河以北地区,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契入了一颗钉子。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在冀中军区相继建立1、2、3、4军分区,分别由赵承金、于权伸、沙克、孟庆山担任司令员。朱占魁任冀中军区独立第1支队司令员,活动区域为霸县、固安、永清、安次、廊坊一带。

  1938年6月,冀中军区发布命令,成立独立第1支队兼第5军分区,朱占魁担任分区司令员,当时第1大队长是刘秉彦。这期间,朱占魁曾经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寇对大清河以北地区的多次扫荡。当时在冀中,朱占魁和他指挥的10分区部队还是比较能打的,群众中曾经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朱能打,于能转,老孟能吃大干饭。”说的是10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能打仗,2分区的于权伸司令善于和日寇周旋,4分区的孟庆山司令员个头威猛、饭量大。虽然这只是老百姓的传言,免不了有些偏颇,但10分区部队的确在朱占魁的指挥下打了些漂亮仗,涌现了象后来跟着吕正操去了晋绥的27团这样善打硬仗恶仗的主力团队。

  当然,朱占魁也有着致命的缺点,他不具备共产党人一事当前,为了党的事业顾全大局的特有气质。在这方面,他更像一个旧军人,事事处处从保护自己实力的角度出发。1941年冀中军区派回民支队到10分区一带活动,朱占魁老怕人家抢了自己的地盘,事事处处防着别人,根本不合作。结果回民支队由于不熟悉敌情,在10分区活动期间吃了敌人的亏,受到不小损失。马本斋司令员对此十分有意见,两支队伍的矛盾闹得不可开交,还要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亲自来调解。

  在后来著名的“五一大扫荡”中,朱占魁被日寇俘虏。一年后他又出现在根据地,自己说是被俘后跳车逃跑的。因为当时敌情复杂,加上朱占魁本人过去给大家的印象不好,于是有人怀疑他投敌叛变,但一直得不到证实。

  抗战胜利后,因投敌问题一直未落实,朱占魁被派回冀东一个军分区任副司令员,但是他不服气自己被冤枉,到底还是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平津战役时,他任国民党河北省三专区专员、保安司令,活动在河北廊坊一带,在强大的解放军攻势面前,朱占魁见势不好又率队投诚。和他一起投诚的还有另一叛变者,东北军出身、曾担任过我冀中抗3团团长的王洗凡,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队伍被日寇打散,他当了俘虏后投敌。抗战后他曾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后也被派到河北省三专区任副专员,保安副司令。朱占魁投诚后到冀中军区接受处理,他同王洗凡和后来投诚的三专区保安司令姜子华三人住在军政干校,共同编为一个小组,按营职干部待遇,边学习边接受组织上的审查。

  姜子华过去是安次一带的土匪,朱占魁和王洗凡投诚解放军后由他担任三专区保安司令,后来也带1000多人投诚解放军,与朱、王的队伍合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1支队。李德才在75团时的搭档、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赵绍昌被派到这个部队去当了政委。成立1支队后原有干部、战士3000多人,后来由于素质太差,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小差跑的差不多了。

  当时正在军校学习的姜子华有三个老婆,朱占魁也带着姨太太,由于共产党实行一夫一妻,组织上动员他们重新组织家庭,结果经他们选择分别留下了小老婆。这件事在当时冀中的干部、战士中反映很大,都说朱占魁不是东西,不要原配老婆,留下了姨太太。

  一直到了1950年的10月10号,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双十指示”,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因为王洗凡和姜子华在当地有血债,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双双被判处了死刑。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两人虽然过去做了许多的坏事,但毕竟是自己带队伍投诚过来的,放在现在,或许可以留下一条性命,但是在阶级斗争的急风骤雨之中,就难逃一劫了。连姜子华的小老婆刘静,也因为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当过日本特务,抗战胜利后又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也一并被处死了。只有朱占魁,因民愤较小,没有什么血债,加上毕竟干过多年的八路军指挥员,也指挥部队打过不少胜仗,所以只判了无期徒刑,在保定监狱中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一直到了文革后,才被释放出来到了南方一个地方的政协工作。

  解放后李德才到保定担任军分区司令员后,听说朱占魁也关在这里,他还若有所思的摇摇头:“人啊,还是得老老实实。”

  后来,经过多方证实,朱占魁被日军俘虏后并没有投敌,的确是自己逃跑出来的。姜子华和王洗凡也先后在文革后平了反,但是那也只能成为一段令人遗憾的往事.

  当然了,这些都是以后发生的事情。

  这次聂荣臻去延安,顺便把朱占魁带上,也有准备进一步接受组织上审查的意思。

  朱占魁虽然没有在铁路西的太行山里打过仗,但1分区老1团的名声还是早有所闻,也大概地听说过关于“土佬”的一些传言,所以一路上对李德才敬而远之,不得已碰了面,也只是客气地笑笑,从不敢摆架子。

  李德才骑在马上,却怎么看这个朱占魁也不顺眼。

  在他眼里,朱占魁虽说在八路军里当过军分区的司令员,但作派上实在不象个共产党的干部,倒象是匪气十足的兵痞。

12-1, 1943年,经过长途跋涉,李德才来到延安,上了中央党校.jpg

       李德才随聂荣臻来到延安

  到了延安,李德才进了中央党校,被分配在4部学习。

  1943年初,中央为了保护储存干部,迎接将来的新局面,要求各根据地和部队领导选送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同时中央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即原来的马列学院)合并到中央党校。

  当时中央党校成立了四个部:以原来党校学员中准备出席党的七大代表为主,组成一部;原党校学员中不符合一部条件的,及新来的部队团级、地方上中级干部为二部;以原中央研究院为主并吸收新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为第三部;文化程度比较低的需要补习文化的工农老干部为四部。后来,中共西北局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后,又成立了五部。

  因为李德才的文化基础太差,被分到了党校四部,上课时教员讲的东西他根本记不下来,中央党校的领导彭真同志还特意叮嘱学员队给他开了小灶,请老师给他单独上课,让他先补习文化知识。

  别看冲锋陷阵李德才是条勇猛的汉子,但拿起笔来却重如千斤,一枝毛笔拿在手里费劲的不行。经常是一堂课下来,字没写多少,倒把自己弄成了大花脸。

  就这样,他还对教员发牢骚:“咱是当兵的,打仗就好好打仗呗,学的哪门子文化?不信你到前线去打听打听,别看老李大字识不了几个,打鬼子可从来没有含糊过!”

  所以,几个月下来,他的文化并没有多少长进。

  学习期间,不用每天行军打仗,李德才也悠闲了不少。

      但是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经济封锁,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尤其是食品衣物等生活日用品短缺。比不上前方,虽然天天打仗有危险,但经常会有缴获敌人的物资来补充,生活倒比这里强许多。

     开始,李德才还经常到来延安参加“七大”的原晋察冀平西军分区司令员陈正湘和夫人康捷那里打打“牙祭”。

      但后来,他看到陈司令的日子过得也不富裕,每月只靠有数的几块津贴费,饭桌上有时连鸡蛋都没有,只是小米饭就着一碗腌萝卜。

     有一次在陈司令家,他碰到了来延安的平西地委负责同志。论起来两人都姓李,在饭桌上就称起了兄弟,李德才见他老是宝贝似地随身带着个小布包,就问他是什么。那位领导小心翼翼地打开给他看,原来是从平西带来的30块大洋。看到陈正湘的生活这样清苦,他爽快的分了一半给陈司令,这才能在餐桌上又见到了一点荤腥。

      李德才耐不得这没仗打又清淡的日子,一有空就四处找过去的老战友们诉苦。

  他的那些战友多在延安各个部队里负责,于是他每天一下课到处走走,有机会就拣点“洋落”。

  这天,他来到中央所在地枣园一位战友那里,人没找着,倒看见窑洞前停着几辆满是灰尘的美制卡车,人们正忙着从上边往下一包一包的卸东西,包裹上边还印着花花绿绿的洋文字码。就好奇地问人家:“这是什么鬼东西?”

      一个管理员告诉他,这是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通过努力,从大后方千辛万苦运来的国际援助物资。其中有给党中央和八路军领导同志运来的一些服装和药品,有一包是美军飞行员穿的皮夹克。

      李德才在晋察冀时见过聂老总穿过那种衣服。又挡风又暖和,尤其是不用老洗,十分的喜爱,没想到延安也有这号东西。

       于是,他径直走进库房,撕开一包,从里面抽出一件往身上比划着。

      管库房的同志是一个陕北红军,不认识李德才,连忙过来,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腔问他:“俄说这位同志,你这是要干甚呀?”

      李德才头也不回的说:“干什么?穿一件呗。”

    “那可不行。”管理员也不客气。

    “谁说的不行?就给我一件呗。”李德才不服气地问道。

    “俄说不行就不行,这是给党中央和总部领导们的。”管理员一口拒绝了他的要求,伸手向他要衣服。

     李德才不高兴了,一把拨拉开他,张口骂道:“什么他妈领导,老子在前方流血拼命,穿件衣服还分领导不领导的。你这算什么主义?”

     他刚刚参加了几天党校的整风学习,知道了几个新名词,马上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那人连忙跑出去向领导报告,领导是一方面军的老同志,深知李德才的脾气,见他真的发了火,也不敢再拦,就说:“算了,算了,先让他拿走,回头再向他们领导报告。”

      可李德才自己穿了一件还不算完,又顺手抽出一件,说:“陈正湘团长身体不好,也给他拿一件。”

      说完,他丢下管理员和那些战士们,夹着两件衣服扬长而去。

  第二天,他到陈正湘那里去,一进窑洞就高兴地对陈正湘的夫人康捷说:“我给老陈搞了件皮夹克,快让他穿上。”

  陈正湘是个很讲原则的同志,知道了李德才强要衣服的经过,就批评他不应该到中央机关去乱抢东西,尤其是给中央领导同志的衣物。说完,就打电话给管理部门的同志道歉,并让他们把衣服拿回去。

  陈正湘在红军时期就和李德才在一个部队,是他的老领导、老战友,也是他在晋察冀军区有数几个服气的人之一。陈正湘指挥他作战从来说一不二,放在其他的人身上,哪怕官再大也不怎么买账。

  就这样,在陈正湘打电话时,李德才还在一旁不服气地小声叨叨:“我们拿着性命在前方打仗,穿件鸟衣服有什么不应该的?”

  陈正湘听了严肃的说:“那也不能抢东西呀,何况这是在党中央眼皮子底下啊,更显得我们前方回来的同志没有规矩。”

  不大会儿,管理部门负责的同志回电话说,中央领导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说李德才从长征到现在,在战场上拚命厮杀,负伤多处,身体也不好,衣服就让他穿著吧,你那件也别送回来了。

  李德才听后高兴地说:“就是吧,我说中央首长也不像那些小子们这么没水平。”

  从此,李德才每天美滋滋地穿着皮夹克在延安城里东游西逛。

       1944年春天,为了对付国民党进攻陕甘宁,中央要晋察冀调部队保卫延安,一分区把自己最好的主力团1团给调了出来,这时也由邱蔚团长和陈海涵政委带着来到了延安。由于1团装备好,战斗素养高,中央还专门抽调1团的部队到延安飞机场做礼仪部队,接受国际友人和国统区来延安要人们的检阅。部队开往飞机场时,特意在延安城里兜了个圈子,战士们抬着重机枪,把机枪小炮脱去枪衣,三八大盖全部上上刺刀,四路纵队从闹市中穿行。延安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威风的八路军,一个个咋舌称道,李德才见了更是得意万分。

  这天,毛主席来到中央党校,给前方回来的同志们作整风动员。

  党校几百名学员整整齐齐的坐在大操场的地上听毛主席讲话,李德才坐在4大队学员的第一排,亮晃晃的皮夹克很是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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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

  主席的讲话包容天文地理,从古到今,风趣幽默,大家听得兴趣盎然。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晒得操场上听课的人们暖洋洋的。

  正在中央党校3队学习的原晋察冀4分区司令员邓华听得口渴,就从地上站起来,走到讲台前,拿起桌子上主席的杯子喝了起来。

  坐在前排的李德才见了,不禁也觉得有些口渴,也爬起来抢过杯子咕咚咕咚喝了两口,看的其他学员目瞪口呆。

  毛主席欣赏地看着他俩这副无拘无束的模样,想起前几天有人状告李德才抢衣服和学校领导介绍说他们这些从前方回来的同志,在学习上存在思想问题的情况。忽发灵感,就在讲经验主义时插话:“有些同志以为自己革命历史很长,也能打仗,有了革命的经验,不肯在学习上下功夫,那是要不得的。我们就是要通过刻苦的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不能满足永远做一个没有文化的指挥员。”

  说到这,他一指李德才:“就像李德才同志,别看他穿着皮夹克,觉得自己挺洋气,其实还是个‘土佬’。 ”

  满场的听众哗地笑开了,知道底细的同志都向周围的人介绍“土佬”的来由。这样一来,人们笑得更厉害了,李德才左右看看,也咧着嘴乐了。

  于是,“土佬”的名头在延安更加响亮起来。

  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各个部门里,最难管理的就是中央领导同志和八路军、新四军前线将领们的家属队。

  她们自持自己的丈夫或是领导,大权在握;或是一方大员,战功卓著。旁人奈何不得,撒起泼来无法无天。让谁担任领导都是件挠头的事,成了没人愿干的苦差事。

  物色来物色去,不知谁想起了赋闲的李德才,于是一纸命令,他做了党校家属队的队长。

  李德才上任没几天,不料想竟成了这个职务天下第一号合格人选。

  李德才天性直率,红军时期就以勇猛著称,又立有显赫战功,从不把上级当领导看待,就更不买那些夫人们的账了。

  这其中有些夫人是刚刚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学习的青年学生,没有经过残酷斗争的考验,对军事化的抗大式生活还不适应。尤其是每天天不亮就要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来出早操,听着窑洞外面呼呼的北风,总是要找一些借口逃避。

  上任伊始,李德才找来文化教员,让他在自己的窑洞里写了一张“告示”贴在了门上。上面除了一些校规以外,还给学员们加上了一条“土政策”:谁在这个礼拜的各种表现好,而且答应下礼拜给他带好吃的,就可以享受回家过周末的待遇。不然的话,星期天也得在家属队加班学习和训练。

  他的“表现好”只有一条:就是听话,让干啥干啥,不许挑三拣四的摆官太太架子!

  这下拿住那些夫人们的七寸,让她学习、工作、加班都可以,但是不让她星期六回家看望自己的儿女和丈夫,那比摘了心肝还难受。不但一个礼拜认认真真的学习工作,下个星期回来还得带上延安的稀罕吃食孝敬队长,一个个对黑脸老李又怕又恨。

12-2,在在延安中央党校,李德才带着学员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jpg

       李德才和学员们参加大生产

  据说当时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是来自国统区的学生,出身大户人家平时娇横惯了。到延安以后嫁了中央负责同志,从没见过这么没有文化和不讲道理的领导,何况又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家属队长,很是不以为然。为了一桩小事就和李德才争执了起来,挨到周末,李德才说一不二,硬是让战士把她关了起来。好不容易捱到了下一个礼拜天,那位夫人回到家里,哭着向老公学说李德才的种种无礼,要求他出面“批评批评”这个粗暴的队长。

  哪知首长听了哈哈一笑,“‘土佬’你也敢惹?”

  有的领导虽然心疼如花似玉的夫人被“土佬”修理,但又大都知道李德才的脾气,不愿为老婆的事招惹他;还有的平日里就嫌老婆事多,正乐的愿意让老李管教管教,就借口影响不好,推托不管。

  见那些有后台、来头大的夫人们都无计可施,别人就更得乖乖就范。一时间家属队风气大变,在延安传为佳话。

  不知内情的人看了后觉得挺奇怪,咋个原来人见人怵的家属队,让“土佬”摆布得这么规矩,看来这家伙有带娘子军的绝招。

  李德才听后却不以为然,连这些女人都整治不好,还能率兵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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