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  贫农盲人犯死罪

  一天傍晚,突然传来凄惨的呼救声,原来是半山腰间的“牛寒心”那座茅屋失火了。这类房屋的屋架全是木头的,屋顶全是茅草的,都是上等的燃料,只见屋顶上熊熊烈火愈烧愈烈,火星四溅,射程可达数十米,还伴随着“劈劈啪啪”的爆炸声。冲天的大火照亮了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犹如一条闪电的光带连到脚下,无不令人心惊肉跳。

  父亲和邻居们纷纷冲上去奋力扑火,几个男人冒死爬上还未烧着的屋顶,掀开茅草与屋梁,紧急打造大火隔离带。有些人冒险冲进火海,从屋里抢出来吃的与穿的,还有很多人川流不息地从池塘里端水泼向烈火,场面十分混乱与惨烈。

  略过半个小时,大火虽然扑灭了,但三户人家的多数房产已经毁成一片废墟。院子外的坪地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人们抢救出来的粮食、衣物、被子、蚊帐与各类家具。三家的女主人都跪倒在地上,哭天喊地,痛不欲生。幸好男女老少都安然无恙,只有盲人谭老四不知去向。

  第二天,老四的哥哥到上边报案。乡政府派来了干部和公安人员。第三天就传来瞎子老四在某村被公安局抓走的特大消息。

  几个星期后,全区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审判扰乱社会治安的几名“现行反革命”。会场设在“龙洞水库”附近一个开阔的荒土山坡上,坡面下方临时搭建了台子,上万人挤在这块天然的坡面上,汪洋一片。我跟着父亲来赴会,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人山人海,颇感新鲜。

  大会开始,主持人手里拿着绿色铁壳广播筒,紧紧挨着嘴巴,宣布将犯人押解上来,且领头振臂高呼:

  “镇压反革命!打倒不法坏分子!”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誓死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成果!”……

  上万张嘴巴齐声呐喊,上万只拳头同步高举,口号声绵延全场,在空中荡漾,大有气壮山河之势。

  那时还没有通信广播器材,万余人的大会场只能通过呼口号来发布信令,维持秩序,对老百姓而言,与其说开会,还不如讲看热闹,实际上也只是造一造声势。与会人都有同感,呼口号是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与政治态度,你可以不专心倾听也无法听清主席台上的慷慨发言,无人干涉;却绝不可以不喊口号,有人检举。

  两个公安战士架着谭老四的手臂,连拉带扶,将他押上台子。老四戴着手铐,低着头,脖子上吊一块写着他名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硬纸牌,名字上打了一个醒目的大红叉。

  台上有人宣读老四的罪状,下面完全听不到,人们各自开小会。我看不清瞎子伯伯的面容。便问父亲:

  “爸爸,你看得清四伯伯的脸吗?他难过吗?”

  “太远了,我看不清楚,弄到这个地步,难过又有什么用?”

  “爸爸,四伯伯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么坏的人了,还放火烧屋,弄得谭家大伯、长生哥和贵叔叔他们三家好惨啊,连住的地方也没了。”

  “是这样的,瞎子伯伯干了伤天害理的大坏事,该判刑。但他哥哥嫂嫂也有错呀,一个巴掌拍不响呢。”

  瞎子伯伯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同亲哥嫂一块生活。他的耳朵特别灵敏,记忆力极强,更善于言词,能说会道,还拥有比健康人更健壮的“第六感觉”。这个感觉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想必是为了弥补眼疾的缺陷而长期磨练出来的一种综合判断能力吧。

  他在家里会尽力帮兄嫂做家务。空闲时则拿着一根探路的拐杖,左边地面敲一敲,右边地面打一打,发出叮当滴答的响声。凭着这种常人以为杂乱无序的声响与手感,四伯就能准确地识别出石头、沙土和小坑,一步一脚地向前迈,速度比健康人低不了多少,还能越沟过坡,东家坐一坐,西家聊一聊,也很喜欢上我家来玩。别说是我,就连我的大弟和小妹,哪个哼一声他都能叫出名字来。

  孩子们有时跟四伯开玩笑:“四伯伯,您看我长高了没有?”只要你规规矩矩站在他身旁,他伸出一只手摸一摸脑袋就会说出几尺几寸,八九不离十,还准得很呢。如果孩子故意蹲下去,他也会知道,不过伤了他的自尊心,揭了他的伤痛,他准会火冒三丈,让孩子的脑顶起坨。

  由于家底子很薄,谭家老大孩子多,全家日子过得很艰难。大人心情时常烦躁,不时因一些家务小事兄弟俩会吵嘴,谁也不相让,一次比一次升级。

  这次又大吵了一场,老四气晕了,横下一条心,在猪栏屋里放了一把火。乘着一片混乱,摸出了山沟……

  老四一念之差犯下了滔天大罪,使得三户蒸蒸日上的人家转眼之间几乎一无所有,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坦然表示对不住哥哥嫂嫂、侄儿侄女和邻居,对不住人民政府。他深知罪不可恕,活着不如死了好,恳求政府浪费一颗子弹。

  当时正处在“严打”的火喉上,法院最终以扰乱社会治安,故意纵火、扼杀他人生存条件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等现行反革命罪行剥夺谭老四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死刑。

  四周的乡亲们议论纷纷:不少人觉得政府如此处理大快人心,瞎子老四罪有应得;多数人为老四惋惜,他走得那么不光彩,走得那么可怜。他没有血债,理当不判死罪,但如果只判几年刑,刑满释放出来后的日子更难熬,对他哥嫂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累赘,老四自求死罪也算是作了一个“明智”的与无奈的选择。

  在当时那种法律不健全,尤其是国家贫困生产落后且在农村根本谈不上社会救助的背景下,法院又能将这个犯了重罪的瞎子交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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