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黄樵松的27师厉兵秣马，对日军酝酿更大作战计划的时候，1939年2月，突然接到本师政训处转达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因战地服务团有共产党活动，一律解散。
接此命令，黄樵松心中恼火，暗骂军中那些特务和顽固派分子，整天不干抗日救国的正事，瞪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专门拆他的后台。他实在想不通，自卢沟桥事变以来，随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山河沦丧，国难当头之际，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在演讲中曾多次公开号召全国民众“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面对倭寇入侵的外患，国、共两党摒弃前嫌，早已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共御外侮。如今正是抗战用人的关键时刻，政府却想釜底抽薪，让他解散辛辛苦苦组建起来的战地服务团，他不能接受这一现实，也觉得愧对共产党人。
从娘子关战役，到血战台儿庄，再到大别山小界岭，残酷的战争一场接一场，由于国军没有空中优势，武器装备又差，阵前依靠高消耗的人海战术，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抵御日寇的飞机大炮，27师近万人的部队被打光了，继而补充数千名新生力量，随之又伤亡过半，靠源源不断的征集新兵充实队伍。而那些新兵多半是被地方强征来的壮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农民子弟，没有读过一天书，缺少文化和信仰，自然战斗力就差，行军中时常发生兵员逃跑的事件，防不胜防。自从曲茹帮助27师组建了这个战地服务团，邀请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作家、编剧、作曲家等进步人士来到军中，不仅编排演出节目，鼓舞士气，部队休整的时机，战地服务团的笔杆子还在军中开办文化课，手把手教那些不识字的官兵学文化，交流思想，引导他们弄清楚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激发守土抗日的热情和信念。因此，黄樵松率领的部队才能够凝聚人心，在国军序列中军容军纪严整，齐心协力上阵杀敌，即战力甚至超过了其他部队。客观地说，这应该归功于战地服务团。真要解散驱逐那些与官兵们同甘苦共患难的知识分子，黄樵松于心不忍。可不解散这个组织，就是抗命不遵，无法向上级交待。左思右想，黄樵松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时值春节，在纷繁的战火岁月，难得有这么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过一个中国人传统的节日。黄樵松利用春节下部队团拜的时机，与各团团长和机关的处长暗中商议解散战地服务团的事情。杜幼鼎、陈扶民两位团长身为共产党员，自然倾向于黄樵松，提出他们的想法，可以名誉上解散战地服务团，私下里把成员们分散安排进入各团继续开展工作，等待形势好转了，再集中起来。黄樵松思谋良久，觉得此法不妥。蒋介石既然公开撕破脸面反共，又借此机会整编西北军排斥异己，达到削弱地方杂牌力量之目的，27师政训处就是军统派来的人，在各团也都安插有眼线，战地服务团的成员大都是公开登台演出节目的熟面孔，很难隐身于军中，一旦被特务们发现，他们不仅面临自身安全问题，还会让政训处抓住把柄，置27师以不利的处境中。
左思右想，黄樵松实在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喊来副官长兼战地服务团的主任于挽中，让他直接把副主任曲茹请进自己的住处，面呈难色说：“曲先生，如今上峰下令，要求解散战地服务团，你看怎么办好？”
黄樵松是个性格直爽的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将手下两位团长的想法如实告诉了曲茹。曲茹一听是这事，急忙说道：“黄师长不必为难，既然蒋介石公开反共，我们绝不会拖累您。”
此前曲茹已经从杜幼鼎和陈扶民两位团长那里得到消息，秘密召开27师党支部会议，针对形势研究分析了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将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们分散隐蔽到各团对部队不利，应该马上撤离27师。因此，曲茹果断地对黄樵松说：“为了黄师长和部队的安全，我们决定即刻撤离。”
黄樵松闻言，浓眉紧锁，禁不住长叹一声，眼睛里溢出了泪花。他背过脸，抬手拭去眼角的泪痕，久久不语。沉默良久，他悲愤地对曲茹说：“曲先生，你看得远，想的周到，就这么办吧。不过你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曲茹上前握住黄樵松的手，也动情地说道：“黄师长，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中国只有抗战取得胜利才能不当亡国奴，只有全民抗战，国、共合作，才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望您多珍重。”
黄樵松让副官长于挽中具体办理战地服务团撤离事宜，给每一位成员发足路费，提供空白通行证，并让他们随身携带所发军用品，佩戴证章和臂章，在防区出入自由行动。
临别时刻，27师特意为战地服务团举行了会餐，黄樵松亲自参加宴会，跟每一位成员握手告别，眼含热泪礼送出营。战地服务团的成员集体列队，高唱着27师《师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师部驻地。
1939年6月，曲茹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利用已经升任国军第30军军长池峰城的关系，重新回到第二集团军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池峰城和黄樵松都是从冯玉祥先生的西北军学兵团出来的，二人相处多年，特别是在娘子关和台儿庄战役中，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袍泽情谊。当初，是池峰城应黄樵松之邀，忍痛割爱，让曲茹到27师帮助组建战地服务团的，对部队官兵的影响和教育起到了极大作用。如今面对曲茹归来，池峰城便冒着风险将他留在身边，以30军秘书的名誉，让曲茹为该军组建话剧团。同时委派曲茹代表第30军，在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河南洛阳开展对外联络工作。
其时，27师已划归第30军建制，曲茹名正言顺地出入于师部，与黄樵松重续旧好，二人敞开心扉谈论抗战形势，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排共行为，决定今后在军中对官兵以政治思想教育和坚持抗战为主，加强团结，反对投降和一切分裂活动。黄樵松一再对曲茹表明态度说：“我是中国人，是中国革命军人，绝不做有损国家民族利益的的事情。”
这时候，27师已经从信阳地区的桐柏山战场撤下来，移师南阳唐河县休整，兵员补充完备，训练也逐步走向正规，可谓兵强马壮，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响应中央的号召，开赴前线痛击日本鬼子，收复河山。
可让黄樵松不理解的是，国家和人民耗费钱粮供养这么多军队，居然将他们调往无战事的地方，目睹大片国土沦陷，有劲儿却使不上。
黄樵松对曲茹发牢骚诉说内心苦衷的时刻，更不会知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已磨刀霍霍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将同根相煎的刀枪对准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他麾下的27师，亦将参与对新四军的围攻。
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纠集2000余人，突然向新四军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发动袭击，血腥屠杀200多名抗日军民，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
竹沟镇地处河南省确山县西部，坐落在伏牛山与桐柏山交汇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大沙河由北向南穿镇而过，岸边青竹丛生，郁郁葱葱，当地人俗称竹沟河，竹沟缘此而得名。因这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活动地域，1927年，抗日名将杨靖宇将军发动了著名的确山刘店农民暴动，播下了革命火种，群众基础较好，此处随后成为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所在地，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南方8省15个游记根据地之一。抗战初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建立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共中央长江局致电八路军总部，选派工作得力的军政干部，组织领导鲁、豫、苏、皖4省的对敌军事斗争工作。受共产党中央的派遣，彭雪枫带领赵启民、成钧等10余名长征时期的指挥员，先期到达竹沟，并以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名誉，同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林凯一起，全面组织领导竹沟的工作，这里随之也成了中原抗战的战略要点。
竹沟抗日民族战线的结成，发展和巩固了豫南新四军的抗日武装力量，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趁彭雪枫率领新四军主力部队东征之机，第五战区奉上峰密令，让河南第八区行政专员将中共中原局组织部长兼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朱理治拿获法办。11月11日，经过密谋策划，由确山籍人、国军第31军少将参谋耿明轩指挥，纠集泌阳、信阳等3地反动武装，夜晚混进国军第68军新征集的壮丁队伍，拂晓趁壮丁队伍进入竹沟镇东门大街的时候，突然对新四军驻地发动攻击。住在竹沟镇的中共地方机关、新四军第8团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只有两个中队的武装人员和尖山区委一个警卫班，面对突然袭击，防御力量十分薄弱，负责东寨门安全的13名战士全部战死。这支反动武装突入镇内，大肆搜捕和屠杀没有来得及突围和转移的中共地方干部，甚至连留守处医院的伤员都不放过，其暴行令人发指
“竹沟惨案”发生前夕，黄樵松奉命率部由唐河县移师泌阳，准备配合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竹沟。
“竹沟惨案”发生以后，根据共产党组织的指示，曲茹当即携带有关揭露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制造惨案真相的材料，先行赶往27师，坦诚地向黄樵松说明真相。面对血淋淋的事实，黄樵松十分气愤，拍着胸脯冲曲茹表态说：“曲先生，虽然军命难违，可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放心，我决不参加反共活动，对从竹沟冲出包围的新四军人员不加阻挠。”
曲茹紧紧握住黄樵松的手说：“黄师长，这下我就放心了。您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好朋友。”
黄樵松让侍卫传来他最信任的杜幼鼎和陈扶民两位团长，秘密传达指令，关注进入防区的新四军部队和中共地方人员，尽可能给这些失散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吃的用的，帮助他们安全撤离。
事后，曲茹来到第30军军部，丁行处长告诉他，在黄樵松的27师防区内，始终没有抓一个从竹沟突围出来的中共人员，有的部队还主动收容新四军失散官兵，帮助他们乔装改扮，转移到安全地域。
1940年4月初，黄樵松率领27师驻防河南叶县。一天上午，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孙连仲，打电话给第30军军长池峰城，说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老河口逮捕一名共产党重要人物，此人供出在国军部队中隐藏的共产党组织，第30军内部就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嫌疑分子，他要亲自持名单到30军抓人。因情况紧迫，池峰城放下电话，即刻找到丁行商量，为了保证共产党员和话剧团人员的安全，让他们马上转移。
丁行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长期潜伏在池峰城的部队里，以秘书的身份开展统战工作。他把曲茹叫到驻地村外的老坟里，二人经过紧急商议，决定分批撤离。
当晚，曲茹离开第30军军部，赶奔叶县桑园村27师师部。此时黄樵松已经知道老河口发生的一切，二人坐下来，仔细分析可能发生的情况。黄樵松说，蒋介石素来与各地方派系貌合神离，尤其是桂系的李宗仁，曾经几次跟蒋介石争夺地位，结怨已久。李宗仁与西北军出身的孙连仲同属于杂牌派系，没有矛盾和私人恩怨。更何况孙连仲统领的西北军能打仗，在抗战最需要人卖命的时候，蒋介石不会轻易动他。回头再说池峰城，是孙连仲最亲信的人，27师也算是孙连仲掌控的西北军为数不多的老班底。鉴于池峰城这层老关系，黄樵松决意拉上池峰城直接找孙连仲，提醒老上司警惕蒋介石借机会清除西北军的阴谋，把此事大事化小。
曲茹听完黄樵松的分析，插话说：“假如蒋介石对这件事不放手，或者孙连仲一意孤行，不接受你们的意见怎么办？”
黄樵松沉思良久，仍然自信地对曲茹说：“你不要离开，如果形势紧张，我可以将部队拉走，靠拢新四军，继续抗战。”
曲茹认为这样做不妥，何去何从，他需要向上级党组织请示。二人一直谈到深夜，黄樵松忍不住说：“我决不做民族和人民的罪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会杀他一个回马枪。”
由于形势紧迫，不容迟疑，曲茹坚持要走，黄樵松挽留不住，就让副官长于挽中亲自派人，挑选一匹快马，重复一遍口令，连夜将曲茹护送到叶县。
曲茹返回陕北延安，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池峰城、黄樵松等抗日将领的情况。毛泽东主席闻悉黄樵松要拉出部队，靠拢新四军，对他坚持抗战，反对蒋介石制造摩擦的态度极为关注，指示曲茹继续做好该部的统战工作。
曲茹这边刚走，孙连仲就亲自带人到第30军军部抓捕共产党人。原来是共产党人项乃光、彭少武被捕叛变，供出了杜幼鼎、陈扶民、刘鲁民、张振林等人。孙连仲以召开团、营长会议为借口，当场逮捕了杜幼鼎、陈扶民、刘鲁民、张振林等7名共产党员，押回老河口交由军法处，扬言要把这些共产党人一律枪毙。
黄樵松眼看自己手下两位能征善战的团长被逮捕带走，心如刀割一般疼痛，却无能为力。他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感到心寒，半天不说一句话。
长期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视共产党人为“赤匪”而水火难容，面对倭寇入侵，山河破碎，却荒谬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同为炎黄子孙的一家人，自相残杀，内忧外患何时了！他在洛阳曾亲自接触过八路军高级将领朱德和彭德怀，聆听过朱德总司令介绍八路军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术，觉得句句在理。国、共两党公开发表过声明，将枪口一致对外，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艰苦抗战几年，消灭了大量侵华日军的有生力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如今说翻脸就翻脸，人心叵测啊！
黄樵松知道陈扶民曾经跟随冯玉祥先生在泰山住过一段时间，在西北军上层人士中有很好的人缘，就找军长池峰城托西北军的老熟人，向孙连仲求情。此时，担任第二集团军中将参谋长的何章海和少将高参兼参谋处副处长宋聿修，都是冯玉祥先生的老部下，二人与陈扶民私交颇深，在孙连仲面前也能够说得上话。于是，黄樵松和池峰城先找宋聿修疏通关系，再由宋聿修出面找参谋长何章海，联络总司令部各处处长一起向孙连仲求情，请求保释陈扶民和杜幼鼎。幕僚们向孙连仲进言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共产党的代表团驻在重庆，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也在重庆公开出版，如果我们这时候枪毙共产党员，势必被共产党人认为是反对统一战线，破坏抗战大计。一经报纸上宣扬出去，恐怕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孙连仲仔细听完幕僚们的逆耳忠言，沉吟半天，抬头目视着自己的下属反问道：“捅了这么大的漏子，如今连委座都知道了，这事你们看该怎么办？”
参谋长何章海一看总司令态度犹豫，知道事情有了转机，就趁热打铁说：“如果总司令觉得他们不可靠，就把他们驱逐出去算了。”
自己统领的部队中出了共产党事件，孙连仲自感心烦，巴不得赶快了结此案。更何况，陈扶民还在他手下当过营长，娘子关战役之后，第30师师长张金照就曾经以共党嫌疑下令逮捕要枪毙陈扶民，当时也是他出面直接将这个陈扶民要走的，调进自己身边当上校附员保护起来。
孙连仲不耐烦地冲参谋长何章海一挥手说：“就按你们说的办，让这些人马上离开，今后不能在军中出现这种事情。”
孙连仲转身离去，将抓捕的共产党人视为烫手山芋，撂给参谋长何章海去处理。其结果是，被抓捕的7名共产党员，以驱逐的名誉全部被释放，礼送出军营。
杜幼鼎和陈扶民被拘押两个月时间，一度与共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二人重新获得了自由，连夜逃离第五战区，赶往豫东商丘，为了栖身，暂且投奔到黄樵松在西北军学兵团的好友张岚峰麾下。
张岚峰与黄樵松同为淮阳第四中学的同窗好友，一起投军参加冯玉祥先生的学兵团，跟随西北军征战多年。此时的张岚峰已被侵华日军招抚叛降，出任南京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将投到他门下的西北军旧部杜幼鼎委任为军部教导团团长。杜幼鼎入污泥而不染，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信仰，借此机会秘密发展进步官兵，同时积极寻找党组织，终于跟中共睢、杞、太地区派到张岚峰部任教导团上尉副官的王飞霄建立了联系。1945年9月20日，日寇刚宣布投降一个月，担任师长的杜幼鼎率一师人马武装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参加了解放战争，担任第九纵队副司令，建国后曾任南京军区防空司令员职务。
陈扶民投靠张岚峰之后，自动脱离了共产党组织，逐渐蜕化变质，升任汪伪第8军军长职位，走上了反革命道路。解放战争中，由大汉奸摇身变成国民党军将领的陈扶民，率部与解放军激战，兵败被俘，被人民政府处决。
回头再说黄樵松，他的27师两个团长都是共产党员，惊动了第五战区，让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大为恼火。孙连仲看在老部下跟随他南征北战能打仗的份上，虽然没有直接追究黄樵松的责任，从此对他失去信任。杜幼鼎和陈扶民等共产党人被驱逐出第30军以后，孙连仲为了掌控27师，让池峰城从第30军其他师挑选两名思想比较保守的团长，接替杜幼鼎和陈扶民的职务。如此一来，等于断了黄樵松的左膀右臂，让他有令难行，做事谨小慎微，束手束脚，部队士气低落，他更是郁郁不得志。
随后发生的事情，更让黄樵松始料未及。
在旧中国长期军阀割据状态中繁衍出来的山头派系，虽然在抗战旗帜下听凭号令于国民政府，私下里却依然故我，暗自拉拢掌控军队。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时常以调动军队的手段，达到削弱各方势力之目的。抗战初期，蒋介石下令枪毙了临阵脱逃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他麾下的第55军划归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指挥。张自忠壮烈殉国后，蒋介石又将第55军编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序列。这样一来，孙连仲麾下的3个军，只有池峰城的第30军属于自己的西北军老班底，刘汝明的第68军和曹福林的第55军，虽然同属于冯玉祥先生的旧部，但却各立门户已久，难以掌控。孙连仲在幕僚们的撺掇下，决定采取互换师长的办法，在隶属的3个军中频繁走马换将。
在此背景下，孙连仲将第30军27师师长黄樵松调入第68军143师担任师长，同时调第55军29师师长徐文耀到27师接替黄樵松的职务，另派143师师长李曾志赴29师任职。对于孙连仲的这次换将，刘汝明和曹福林不以为然，他们在军中直接掌控着团、营长，调走一个师长又有何妨。
1942年春天，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原大地，原野上顽强地生长出苗木草丛，举目望去，青山绿水，尽收眼底，鸟语花香，惹人沉醉。
眼前的景致却让黄樵松咋也高兴不起来，他奉命独自带着一个秘书和几名卫士，离开了战斗多年的27师，也离开了他最信任的副官长于挽中，怀着抑郁沉闷的心情到143师走马上任。
临别那一刻，昔日跟随他征战的老部下，包括师部的炊事员和马夫在内，一起高喊着师长，依依不舍将他送出驻地村外，一时间忍不住哭声一片，让他心里难受极了，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滴湿了胸襟。他冲着面前黑压压的部下，以军人特有的姿态立正，庄重地行一个军礼，再弯腰深深地鞠躬，表示最真诚的感谢。接着转身，骑上那匹心爱的大骡子，疾驰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