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23日，到铁岭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上班第一天，我就听到赵连吉这个名字，还听说他是市人大原主任，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一天，在台球室见到他时，立刻被老人慈祥中透着威严的神态吸引住了。“这老头儿确实与众不同。”我在心里说。
接下来的交往中，感觉他真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很随和。他不仅喜欢跟老同志开玩笑，还经常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两句幽默轻松的话。
因为编辑一本革命回忆录，让我与他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一天上午，他找到我，和蔼地跟我说，“小卢同志，听说你的文笔不错，请你帮我整理一下我的一段回忆录吧！”“好的，没问题！”我当即回答说。“那就找一个时间，我说你记。”“老领导您定时间，我随时为您服务。”见我答应得挺痛快，老人很高兴，笑着说，“那就辛苦你了，明天下午两点开始吧。”
第二天下午，我准备赴约。赵老先跟我简要讲了他参加革命的经过，接着又重点讲了他在湖北随县城关镇当镇长兼派出所所长时的一段经历。
原来，赵老是河北省易县人，1924年11月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处在敌占区的易县安格庄经常遭到鬼子的扫荡、袭扰，本村和周围村庄的青壮年有很多都被日寇抓去当了劳工。17岁的他目睹日寇的残暴行径，义愤填膺。他宁可参加抗日死在战场上，也不能去当劳工。当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同村的两个好伙伴说了之后，立即得到响应。这年6月的一天清早，三个年轻人走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了区委书记，表明要参加抗日的决心。区委书记看着眼前三个小伙子抗日的态度很坚决，便留下了他们。当天，他就被分配做公安委员，负责除奸工作，跟他同去的两个伙伴分到区中队。那时候在敌占区工作，时刻都有生命危险，说是脑袋别在腰带上一点都不假。
1942年冬季的一天傍晚，他和军分区侦查员等5个人在乡下遭遇了一伙鬼子。因为敌众我寡，跟鬼子交火几分钟之后，他们只能选择撤离。当时真是惊险万分，子弹在他们身前身后嗖嗖地飞，好他们趁着夜色，最后跑进了山里，摆脱了鬼子的追击。
危险而艰苦的战斗环境磨砺了他坚韧的革命意志，也更加坚定了他为党奉献一切的决心和志向。就在那一年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跟党干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他先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随刘、邓大军南下。过黄河后组织上要派五个人到湖北随县（现在的随州市）开辟新区，他就是其中一个，由于表现突出，到了那便被委以重任，被任命为随县城关镇镇长兼派出所所长。
当时随县城内的烟馆、赌场、妓院，还在明里暗里地营。土匪活动猖獗，兵痞流氓到处闹事，社会治安非常复杂。24岁的他，为巩固新生政权，争取群众支持和信任，带领镇机关和派出所的同志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广泛接触社会各界（包括三教九流），从中掌握了很多情况，也培养了一批愿意为新生政权做事的骨干和情报员。为防止坏人钻空子，他们在随县县城实行了出入城办理通行证的治安管理办法。通行证一般限期三天，派出所留有存根，出城的回城时交回通行证，入城的出城时交回通行证。这一招，在后来对一起无头案的侦破起了很大作用。
那是 1949年8月的一个早晨，他和派出所的同志刚要吃早饭，一位农民气喘吁吁地跑到派出所报案，说在城外稻田里发现一具男尸。案情就是命令，他们撂下刚端起的饭碗，立即奔赴现场。尸体仰卧在汉口通往随县公路附近的稻田里，后脑已经打烂，脑浆流了出来，已辨不清模样。尸体是被拖拽到这里的，他们顺着拖拽的痕迹（地上有血迹）勘察，最后到公路上，痕迹没了，血迹也没了。经过初步分析，推断作案第一现场应该是公路上，凶手是从死者的背后袭击的。死者何方人氏，姓甚名谁？凶手现在何处？杀人动机是什么？很显然，这是一起无头案。
消息很快传遍随县城，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做买做卖的都收了摊。他意识到，如果此案不能迅速侦破，群众就会对新生政权失去信心，黑恶势力就会重新抬头。必须尽快破案！他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他一面派人查最近几天开出的通行证存根，从中寻找可疑线索；一面发动情报员协助查找可疑的人。经过紧张工作，查通行证的同志将范围缩小到三个人身上。接近中午的时候，一个情报员报告说，凶手可能是城内一个姓杨的行商，此人现在躲到城郊蔬菜队妹妹家。通过查通行证确定的三个人当中，果然有一个姓杨的，两天前去汉口进货。他当即决定马上实行拘捕。可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天又下着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顾不了那么许多，他和同志们冲进了大雨滂沱的黑夜中。路上，他们不知摔了多少跤，雨水泥水滚了一身，有的同志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就光着脚跑。在情报员的指点下，他们很快找到了姓杨的妹妹家，在其妹妹家的粮囤子里搜出了嫌疑人。经过连夜突审，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原来，案发前两天，嫌疑人挑着货筐去汉口采买货物，路上遇见一个行商，经攀谈是枣阳人，也是去汉口进货，二人便结伴而行。到汉口后，嫌疑人去了赌场，结果把进货款输光了，只好挑着空货筐而回。路上，嫌疑人又遇见那个枣阳行商，见人家挑着满满的两筐货物，便心生恶念，走到随县城外时天色已晚，见四处无人，冷不防用扁担猛击那人的后脑，将其打死后，把货物装进自己的货筐，又把被害人的尸体拖进稻田。到家后，把抢来的货物藏好，换身衣服去妹妹家躲风。晚上听到狗叫，做贼心虚，便藏到妹妹家的粮囤里。
审讯结束，他又带人到嫌疑人家起出了全部脏物，还找到了嫌疑人作案时穿的衣服（有血迹）和作案用的扁担（也有血迹）。人赃俱获，案情真相大白。此时，天已大亮。从接案到破案，前后不到24小时。虽然，他和同志们马不停蹄，茶饭未进，都有些疲劳，但却非常高兴。随县的老百姓从睡梦中醒来后听说案子已破，凶手已经归案，拍手称快，奔走相告。他们也因为24小时内成功破获无头案，受到了上级表彰，更重要的是因此这个案子让他们在随县站住了脚，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得到了巩固。
当我把整理好的“24小时内破获一起无头案”的稿子送给他之后，他看了十分满意。从此他对我的印象更好了，我也因此与他成了忘年交，知道了更多关于他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先后任湖北省孝感专署公安处政保科股长、汉阳县公安局局长、汉阳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汉阳县委书记。
1959年春的一天，孝感地委组织部通知他说省委组织部领导找他谈话，第二天他就赶到了省委组织部。部领导直接告诉他工作变动了，到东北去。他当时问了一句“东北在哪个地方？”“东北就在东北呗，给你一个礼拜时间交待工作，然后带家属一起走，先到沈阳，档案已经寄过去了。”部领导的意见非常明确，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问了一句“家属能不能先不去？”“不行，必须一起走！”
他说，那时候用干部、调干部没有征求个人意见这一说，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到哪就到哪。
爱人吴淑珍是湖北人，故土难离，3个孩子都小，困难可想而知。调令已下，什么困难都不要讲了。一周后他们一家5口到了东北沈阳，住在东北旅社，半个月后分到沈阳市。当时沈阳市下辖11个县，他被分配到昌图县做县委书记。后来才知道，原来东北的干部大部分都到工业上去了，当时特别缺县委书记，便向中央要求派县委书记到东北。他是被派来的七位县委书记之一。
昌图县位于辽宁省北部，辽河东岸，西接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昌图之名源于蒙语“常突额尔克”前二字之音。常突额尔克原系蒙古族之游牧区域。清嘉庆十一年 (1806年)取“常突额尔克”前二字命名为“昌图”。“常突”，汉语意为“绿色的草原”。
当他们一家人踏上昌图的土地，首先感到的是风大，气候干燥，很不舒服。最难忍受的是吃的，上顿高粱米，下顿苞米碴，大人怎么都能克服，孩子受不了啊，嚷着要回湖北。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全家跟群众一样饿得够戗，吃了不少苦头。
1962年粮食征购时，他考虑农民生活太苦，便顶着挨上级领导批评的压力，给农民留点口粮，让农民填饱肚子，来年好生产。老领导曾跟我说，“实事求是其实挺难的，有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说,“文大”期间，开始被定为“走资派”，后来又被定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被批斗、专政长达五六年之久，还蹲了两年“牛棚”。
一次，赵老在跟我讲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听说您那时候因为盖县委县政府大楼的事儿，没少挨批斗，造反派说您建安乐窝，说您养尊处优，您反驳说，那楼不是还在用吗？这段挺有意思的，您能给我讲讲具体怎么回事吗？”老领导笑着给我讲了建楼的经过：
1961年，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沈阳市委副书记朱维仁、沈阳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何戈到昌图视察工作，在汇报完工作后，他向几位领导提出了县委县政府搬迁的事儿。当时，昌图县境内有大小车站八九个，县委县政府所在地老城却没有一个车站，人员出入很不方便，最麻烦的是物流，在老城的几家商业公司进货得从昌图站车站卸货，中间还需用汽车运到老城。在老城统一调配后，再从老城运回昌图站，通过昌图站再发往县内各处。这种局面既浪费财力、人力，又浪费时间，更不利于昌图长远发展。事先，县委常委们经过深入调研，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又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决定向省、地委领导汇报。
听完他的汇报后，焦若愚书记觉得有道理，便问身边的朱维仁副书记，“连吉他们的意见怎么样？”朱维仁副书记说，“我看可以。”焦书记接着问何戈主任，何戈主任说，“同意朱副书记意见。”那时，昌图站没有楼房，为了不脱离群众，他跟几位领导汇报时说建几趟平房。朱副书记当即说，“这个意见不行，要建就建楼房。”焦书记也说，“还是建楼房吧，少占地，另外，从长远考虑也有好处。这样吧，我回去向省委书记黄火青、省长黄欧东汇报，今天不能定。”不到一个礼拜，沈阳市委办公厅就打电话通知，昌图县委县政府搬迁的事儿省委省政府已经批准，希望抓紧设计施工。
1962年冬，昌图县委县政府搬迁到今天的地方。经过几十年风雨，这座办公楼依然在使用。相信，九泉之下的老人家一定会说，“那楼不还在使用吗？”
真正走近并受教于赵老，是在我担任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之后。
2001年，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上半年组织在县（市）区担任过实职领导的老同志回到工作过的地方参观考察。这项比较有创意的活动，受到老同志的欢迎。原计划5月份去昌图，我事先也跟昌图有关领导做了协调工作。5月初的一天，我向时任活动中心老干部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老领导汇报去昌图参观的具体方案。
老领导听完汇报，沉默了一会儿，笑着问道，“祥云，这两天看报纸看铁岭新闻了吗？”“看了。”我回答说。“既然看了，那你知道不知道昌图旱情严重啊？知道不知道昌图的各级干部都在抗旱第一线呢？”老领导这一问，我的脸刷一下红了，“是呀，昌图可不正在抗旱呢。”老领导看出我已经不好意思了，就用和蔼的语气说，“这项活动想法挺好，很有意义，可我们这个节骨眼去，县里和有关乡镇的领导就得出面接待我们，陪着我们，你说这不是给人家添乱吗？这样，等抗旱结束再去吧。”
昌图旱情我确实知道，可我作为一名在职领导干部，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层呢？老领导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心里依然装着大局，装着党和人民的事业。我心里暗想：不愧是老领导，站位就是高。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很受教育。2003年，活动中心台球案子需要更换，经过与维修单位洽谈，需要35000元。因为属于财政预算外的项目，需要跟政府申请专款。赵老对维修台球案的事儿很关心，主动提出要亲自去跟市长说。我一听赵老要亲自去找市长，也很高兴。一是市长肯定给老领导的面子，二是还可以借此机会多申请点。想到这，写请款报告时，就在35000元的基础上，加了10000元，变成45000元。
老领导因为事先知道35000元的数额，一看请款报告写的是45000元，马上问道，“怎么多出来10000元？”“老领导好不容易去找一回市长，多要点，作为活动经费。”我笑嘻嘻地回答。“不行，该多少就是多少，咱们的财政还是一个只够吃饭的财政，要是都这么干，吃饭就成问题了。赶紧重写报告，要不然，我就不去了。”看到老领导如此严肃，我只好让秘书科重写一份35000元的报告。
那天，去找市长的时候，赵老又把金维江（也是铁岭市人大原主任）叫上了。
跟着两位老领导去找市长，我有点狐假虎威的感觉。
市长一见两位老领导来了，非常热情。寒喧之后，两位老领导说明了来意，并让我把报告交给市长。市长看了一眼报告说，“这些钱能够吗？”两位老领导齐声说，“够了，经过考察的，而且都跟维修单位谈好了。”我心想“要是把费用提高一万，一点没问题。”
市长拿起笔，马上签署了拨款的意见。
这件事让我反思了很久，觉得老领导做得对。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正是凭着这种对党的忠诚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才取得了革命事业的成功，才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拥护，他们也因此拥有了受人尊敬的地位身份以及安心幸福的晚年生活。
走近老领导，政治觉悟有提高，思想品德受陶冶，工作能力有长进。老干部确实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做老干部工作提高了我的精神修养和境界，这也是我多年来的最大收获和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