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
12月 16 日当晚，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高慧如和李润娥在西单辟才胡同彭涛的家中开会，研究讨论运动怎样深入持久地发展。黄敬提出了 “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是反映了他同中共北平市委交换的意见。后来彭涛先走了，剩下的同志继续讨论。黄敬、姚依林还互相摔跤取暖，度过了寒冷的一夜。
“一二·一六”游行之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令师大教务长杨立奎通过师大学生会负责人高锦明（敖白枫）和江明（江文彬），请学联负责人在12月18 日谈话， 谈话方式是由杨立奎出面在西单请客吃饭。北平学联决定由黄敬、姚依林等人去参加会谈，由黄敬出面作答。会上， 杨立奎提出要北平学联接受国民党领导，遭到了学联代表的严词拒绝，会谈无果而终。
12月20 日，北平市社会局发出训令，强迫各校提前放假。23 日蒋介石令 各省市专科以上学校派学生代表和校长到南京“聆训”。
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12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召集北平学联领导骨干开会，决定组织北平、天津各校学生的宣传团，由平津南下，到农村扩大抗日宣传。北平学联随即开会贯彻市委决策，在燕京大学召开了各校代表会 议，决定反对南京“聆训”，开展南下宣传。
南下宣传队整装待发之际，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介绍姚依林和市委书记林枫见了面。林枫在谈话中提出，希望北平学联协助解决一个问题：设法联系上居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当时中共河北省委已长时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 希望能通过鲁迅先生恢复与中央的联系。1935年12月31日夜晚，林枫将河北省委写给鲁迅先生的信交给姚依林，姚依林立即找到东北大学认识曹靖华教 授的邹鲁风同学与林枫见面。在曹靖华的帮助下，邹持信到上海见到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很快就帮助河北省委转交了信件。
1936年 1月2 日，平津学联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彭涛担任宣传团党团书记。宣传团 4个分团于 1月3 日陆续出发。姚依林、郭明秋等留守北平。南下宣传团出发不久， 北平市委正式改组了北平学联党团，姚依林任党团书记，黄敬、郭明秋、孙敬文、王其梅为党团成员。南下期间，留守北平的学联党团与宣传团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时，北平学联已经在女一中待不住了，转移到了汇文中学的一个地窨 子里。这个地窨子是汇文中学学生会的会议室，成了姚依林的栖身之所。他还找了清华大学杨述等几个人在这里编起了《学联日报》。南下宣传团出发的十几天内，《学联日报》向各方报道了相关的详细情况。
姚依林和黄敬曾派孙敬文和另一唐姓的同志代表学联慰问宣传团，并带去200元钱。宣传团党团成员江明还曾回北平向姚依林汇报过工作，听说宣传团党团内部对是否在保定收兵有不同意见，姚依林让江了解一下情况，做些 工作。
1月下旬，南下宣传团回来后，林枫找姚依林和黄敬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姚依林的住处开会， 商定筹建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新的青年组织。随后，彭涛和学联党团成员黄敬、董毓华、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在西山开会总结南下宣传，决定第一、二团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与第三团的中 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1日，北平民先在北师大成立，之后天津等地也相继建立起民 先，民先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壮大，为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各抗日根据 地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
三次脱险
1936年2月20 日，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把抗日救国活动称为“扰乱秩序，鼓煽暴动，危害国家”。从2月21 日开始，北平当局对进 步学生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当时北平学联的办公地点已迁至中国大学，中大同学每天有人给学联放哨。一天，放哨的同学突然跑来，向姚依林、黄敬和女一中的魏宜娴报告：“快走！ 警察来了！”他们立即跳墙逃跑。姚依林跑到后海附近亲戚家藏身， 恰 好碰到母亲来北平找他。母亲非常担心儿子， 说想卖掉杭州的房子，用这笔款 送儿子到苏联去留学。“我革命在中国，干吗要去苏联！”儿子干脆地回答。最后，母亲终于被儿子说服。自此之后， 她不再勉强儿子走她安排的路，而是儿子革命到何方，她都心甘情愿、不辞辛苦地追随到何方。
清华大学因上个学期提前放寒假未考试，通知学生2月29 日返校补考。姚 依林就是否回校参加考试的事有些犹豫， 便去征求林枫的意见。林枫说， 你还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个学籍也好。29 日早上，姚依林从城内米市大街坐校车回清华，还带了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在校车上看。校车到了西校 门口，没想到正赶上大搜捕， 一下车就被警察当作嫌犯抓住， 关在校警室。接着，警察把蒋南翔、方左英也抓了进来。不久，清华的 200多名民先队员们闻 讯冲过来，把警察特务赶走了，从校警室将他们3人救出。
当日下午，宋哲元的29军、保安队和警察包围了清华大学，要进校抓人。 党支部书记蒋南翔立即召集党员和民先队负责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布置应对 办法。姚依林、黄诚被安排到冯友兰教授家里去躲避。晚上两点钟的光景，军警来冯友兰家查问，被冯友兰应付走了。
5000多军警在学校各处搜查，到所有教授家都去查问过，闹腾了一晚上， “黑名单”上的人却一个也没有抓到，只好胡乱抓走了二十几人回去交差。第 二天早上，见军警已撤走，姚依林和黄诚分别离开冯友兰家，就此脱险。
针对反动军警在各校大搜捕的情况，学联党团准备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对 策。3月5 日，姚依林和孙敬文一起去党团成员王其梅的住处开会。到后，却发现王其梅和魏宜娴已被特务拘押在住房内。特务对姚、孙进行了一番盘查，幸而他们应答机智， 躲过了一劫。两人离开王其梅住处后， 姚依林乘电车赶到盔甲厂的美国记者斯诺家，正好把要去开会的黄敬拦下来了。
为防止国民党逮捕，组织上要姚依林隐蔽一段时间。6月初，党调姚依林去 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自此，他结束了北平的学运生涯，转到另一个战场。18岁的姚依林，从参加武卫会到离开北平，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50年后有人问他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是哪一段，他深情地回答：“最难忘的还是‘一二·九’ 运动。”
转战天津，参与组织冀东大暴动
到天津后，姚依林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干事，主持编辑中共天津 市委机关刊物《世界》，并协助编辑北方局机关刊物《长城》，后任中共天津 市委宣传部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批平津学生有组织地撤离，多数从天津乘船去山东再转赴各地。作为曾经的北平学联党团书记、此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姚依林， 为平津学生撤离做了大量工作， 并在新形势下重新组建了天津的民先 领导机构。在这段时间里， 他结识了天津民先总队部委员、中共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支部书记周彬（张淑贞），后来两人结为革命伴侣。
平津沦陷后不久，姚依林调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他利用 自己大家族在天津的社会关系， 在领导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时， 积极开展上层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中共河北省委筹划了冀东大暴动，姚依林参与了冀东暴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在他的提议下，河北省委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并成立了党团，姚依林为党团成员。
1938年5月，天津武卫会做出冀东大暴动的具体安排，并决定成立华北 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组建冀东抗日联军。为同党中央接通电信联系，姚依林设法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使党中央能够及时指导冀津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8年7月6 日，以滦县港北起义为开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为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书目
［1］ 姚依林：《“一二九”运动回忆》、周小舟：《我与“一二九”》、彭涛：《关 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郭明秋：《回忆“一二九”运动党的领导》，载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 版社，1987年版；
［2］ 姚依林：《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一段工作经历》，载张庆泰主编 《忆林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在纪念姚依林同志诞辰 100周年座 谈会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2017年9 月7 日；
［4］ 兰铁白记录整理《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载《中 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
［5］ 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6］ 孙敬文：《谈一二·九运动中党的领导问题》，载《党的文献》， 1998年 第6期；
［7］ 高锦明：《我所了解的“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市委的一些情况》，载 《北京党史资料通讯》增刊（七），1984年6 月；
［8］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一二九运动史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年版。
（撰稿人：本书编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