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政策理论研究的心路历程 4从思考社会心理起步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1号文件。其中，1982年的第一项1号文件突破包产到户禁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包产到户政策长期不变。
那时，尚在中共蒙山县委副书记任上的我，深知农民普遍有“共产党政策多变”的担心。这种担心是推行新政策的障碍。中共中央何尝不知道农民的担心！在我看来，五项1号文件的核心之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强调包产到户政策长期不变，给农民以“定心丸”。
长期不变说的是要长期保持政策稳定。这既是以党中央的权威的名义对包产到户政策做出的规定，也是以党中央的权威的名义对全国农民的承诺。
长期不变并非永远不变。从根本上说，政策的变动与稳定都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都是相对的。
政策变动和政策稳定的关系问题，是现实生活提出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停留在凭借权力和对成功或失败的感觉（包括对失败事实的调查和建立在罗列失败事实而做出简单结论）之上，如果满足于简单宣布某项具体政策的继续执行或停止执行之上，是不够的。它很容易导致唯意志论，即认为政策是纯主观的东西，导致认为政策运动无规律可循。
在唯意志论的支配下，所有的政策观念和政策行为都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历史和现实考察告诉我们，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设立有政策研究室，都有相当数量的专门从事政策研究的干部。这些干部在为党委和政府起草文件，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人草拟讲话稿等具体事项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从总体上看，在我国，真正的政策理论研究尚处于襁褓状态，政策观念和政策行为仍处于必然王国状态。政策的自由王国还在遥远的彼岸徘徊。
要走出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至少在理论上应能令人信服地回答以下问题：政策究竟是什么？应该怎样给政策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政策运动有没有规律？如果有规律，那么，它的规律在哪里？怎样揭示政策运动规律？
政策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党对人民的领导，对国家的管理，是通过法律和政策来实现的。从研究政策运动规律的角度来说，“政策不是静态的概念体系。不能简单地把政策与政策文本画等号。从其本质、使命和功能的实现来看，政策是一种社会运动过程。政策运动的基本要素是政策指向者、政策所指向者和政策的规定性三个方面。”［1］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说，政策运动表现为政策指向者和政策所指向者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过程。政策的规定性则是政策指向者和政策所指向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在一定时限之内的结果或产物。在现实生活中，政策指向者和政策所指向者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是以社会心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基于这样的理解，我把思考社会心理当作政策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工具。
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和广西党校的同事发起、组织了一次“组织管理心理学学术研讨会”，邀请我的北大校友、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工业心理研究室主任凌文辁及其夫人方俐洛女士来桂讲学。参加那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各省党校和普通高校的教师100多人。会后，我又曾根据大家的意见，草拟了一个开展系列性心理学学术活动的初步方案，并征得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马谋超等专家的支持和帮助。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由于客观上的种种原因，我们的设想未能付诸实施。但是，我自己关于把心理学当作政策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工具的想法和努力始终不变。1988年10月，《社会科学探索》杂志第5期发表了我的《接受与拒绝——政策运动过程的两种心理反应》；2001年8月，我编写的《社会心理学》初稿印发内部征求意见；三年后，广西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一书。我的政策学理论研究始终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和工具而进行的。
五 政策理论研究的心路历程 5提出政策运动规律观点和政策接受容量概念
离开蒙山县，回到党校后，政策究竟是什么？政策运动有没有规律？如果有规律，那么，它的规律在哪里？怎样揭示政策运动规律？这些问题成为经常困扰着我的重要问题。我知道，这些问题属于政策学理论应该回答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要问题。我内心逐渐产生研究政策理论的欲望和冲动。那么，这种研究从何入手呢？
进入团校之初，我曾多次自问：你具备政策研究的条件和能力吗？
答案是，我哪知道。只能试试看。不试一下，谁知道行不行。
试，也不可以盲目地试。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口。这个切入口要小，但是它的理论容量一定要大。这样，切入之后才有展得开的可能。
那么，这个切入口在哪里呢？
经过许多不眠之夜的苦苦思索，我终于形成一个初步的想法：政策是人制定的，但是，政策运动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决定从论述政策运动的客观必然性入手，开始构思论文写作。
《接受与拒绝——政策运动过程的两种心理反应》一文是以社会心理学原理为工具撰写的。此文提出：
“政策是人制定的，但是政策运动却并非主观随意的。它要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首先是受到社会政策心理的制约。”〔2〕
“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心理反应——接受反应和拒绝反应。当一项政策所引起的利益调整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人们需要时，就会发生接受反应。反之，如果一项政策所引起的利益调整不利于人们的需要的满足时，则会发生拒绝反应。”〔3〕
“接受与拒绝的矛盾斗争存在于政策运动过程的始终。如果说接受体现政策自我稳定的要求，则拒绝体现政策自我调节的要求。政策的生命就在于自我稳定和自我调节的统一。政策的自我稳定和自我调节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没有政策的自我稳定，就无所谓政策的自我调节。没有政策的自我调节，也不可能有政策的自我稳定。正因为任何政策的实施不可能指望只有接受而无拒绝，所以，任何政策不可能只有自身的稳定而无自身的调节。政策的自我调节的实质就是调整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使之保持相对平衡。在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稳定的深刻内蕴并不在于它自身的变或不变，而在于它作为调节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工具或手段，是否具有保持各社会群体利益相对平衡的功能。显然，要使政策具有保持各社会群体利益相对平衡的功能，就必须根据实施政策中的接受反应和拒绝反应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对政策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调整。”〔4〕
《接受与拒绝——政策运动过程的两种心理反应》是我的第一篇政策学论文。概括地说，此文核心之点是企图通过分析、论述政策运动必然存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种社会心理反应，来说明接受和拒绝是政策运动的内在规定，得出结论：政策运动遵循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而进行，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看过此文的许多人都说，过去一直认为政策是纯主观的东西，现在提出政策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观点新颖、独特而富有启发性。运用社会心理学原理所进行的论述说服力强。
1989年1月，《社会科学天地》杂志第1期发表了我的第二篇政策学论文《论政策的向同性》。此文提出：
“实施政策过程就是政策主体以政策制约或规定政策客体的过程。任何制约和规定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具有双向性质的。这一方规定和制约着另一方，另一方也必然规定和制约着这一方。一方面，政策主体以政策指导、制约和规定着政策客体的政策行为方向、内容和方式，规定什么样的行为是允许做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允许做的；什么样的行为是符合政策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符合政策的。另一方面，政策客体又反作用于政策主体和政策本身。政策客体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人们，什么样的政策规定是切合实际的、具有接受容量的和可行的，什么样的政策规定是脱离实际的、缺乏必要的接受容量的和不可行的。政策客体对政策的反作用，总是通过对政策主体的影响和制约而实现的。这种影响和制约作用表现为，政策主体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时，必须研究影响政策客体接受政策的可能性，必须把这一研究所得到的认识融于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之中，使政策具有良好的接受容量。”〔5〕
此文总共11000多字。许多读者认为，此文是《接受与拒绝——政策运动过程的两种心理反应》一文的延续和深化。重要的是，文章提出了富有独创意义的政策接受容量概念，并且多方面地论述了影响政策接受容量的因素，颇有参考价值。
三十年之后的2019年5月23日上午7点30分，我在我的老同学建立的“6211夜话”微信群里，看到一位朋友转发的一则新闻稿。该新闻稿的题目是《整个越南变成深圳！记者实地考察越南工业园》。现摘其部分文字如下：
“4月上旬，记者从河内驱车前往越南北部制造业重镇海防市，粗略统计，在一 个半小时路程中，道路两侧就有约30个工业园区。”
“今年一季度，越南吸引外资总额达108亿美元，同比增长86.2％，其中来自中国的资金占了一半，中资扮演着重要角色。中资企业在越南的投资情况究竟如何？记者一行三人前往越南的河内市、海防市和胡志明市等3个直辖市以及海阳省、隆安省实地调查。”
“在越南南北地区制造业重镇调查时发现，去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蜂拥而入；今年春节之后，中资企业在人工成本上升的同时，还出现了用工紧张的情况。”
“到达中国？越南（深圳－海防）经济贸易合作区之后，从工业园区大楼望去，国内多家上市企业铭牌极为醒目，这里有中国电机行业龙头——卧龙电驱；国内最大的安全气囊生产商——华懋科技；中国电子元器件领军企业——三花智控；中国微电机行业龙头——大洋电机。”〔6〕
这则新闻使我立刻联想到三十年前所写《论政策的向同性》一文的一段文字：
“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全面研究政策客体，必须对影响政策客体的接受态度的各种条件有充分的了解。而研究政策客体的接受态度及其制约因素的目的，是为了制定具有良好接受潜力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实现政策目标。反之，如果政策的制定者无视对政策客体的研究，如果政策的制定者不能够正确地把握影响政策客体的接受态度的各种条件，并使自己所制定的政策具有良好的接受潜力，那么，所制定的政策必然会因为得不到接受而难以达到目标。”〔7〕
7点45分，我将这则消息转发“陈漫远将军研究会”微信群，同时加上我自己写的两段话：
“无声的选择，用脚进行的投票——整个越南变成深圳！”
“是否应该问一问：为何会有这样的选择？为何这样的选择现象不在广西出现？”
7点55分，我的老朋友莫英杰在同一微信群上发出一个帖子：“＠莫旭麟：政策使然。”
7点56分，我继续在“陈漫远将军研究会”群里发表以下文字：
“我的出版于30年前的《政策学原理》一书第209页第八章前言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政策的实施过程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目标而对社会生活施以干预的过程。目标能否实现，干预能否成功，取决于多种条件，基本的条件是政策能否获得接受。所以接受问题是政策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政策学应该通过研究政策接受体、研究政策接受形态、研究影响政策接受的条件，来揭示政策接受的规律。”〔8〕
9点20分，原南宁市农业银行副行长孔光在“陈漫远将军研究会”微信群上贴出三个大姆指图像表示赞赏。
9点59分，广西蒙山县籍企业家梁新庆亦在“陈漫远将军研究会”微信群上贴出大姆指图像表示赞赏。
注：
〔1〕莫旭麟主编《政策学原理》，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月第1版，前言
〔2〕、(3〕、〔4〕《社会科学探索》，1988年第5期，第66页、第66页、第69页、
〔5〕《社会科学天地》，1989年第1期，第87页
〔6〕以上资料均来源于百度官网http://tieba.baidu.com/p/6137322327
〔7〕《论政策的向同性》1989年第1期，第87页
〔8〕、〔16〕、莫旭麟主编《政策学原理》，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月第1版，第209页、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