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接受“再教育”2 南湾湖农场
1968年秋至1970年初这段时间，我是在洞庭湖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中度过的。
1968年9月，毛主席发表“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的“最高指示”。被迫羁留学校、苦苦等待的成千上万高校毕业生的黄粱之梦陡然终止。
疑惑在蔓延着：究竟什么是“旧学校”？没有人愿意选择“旧学校”。但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有选择的可能吗？什么是“再教育”？如果我们这些在共产党办的学校里，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的学生，还必须由工农兵给予“再教育”，那么，共产党还有什么必要办教育呢？老百姓又何苦送自己的子女进学校读书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迅速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对人们的疑惑和不安丝毫不予理会。以接受“再教育”为指导思想的分配方案迅速落实到人。哲学系67届毕业生总共60多人。13人被分到广西，11人被分到山西。这“二西”占了总数的近39．3％。在北大的历史上，这样的分配堪称绝无仅有。
分配到广西的十三人及其原籍是：莫旭麟（广西），张祥生（湖北），周国平（上海），马忠桂（江苏），马兴煜（广东），范泓（北京），俞荣根（浙江），张淼麟（四川），陈金全（四川），林建初（福建），杨庆文（北京），黄玉田（广东），梁承谋（四川）。
心有千千结的人们旋即灰溜溜地离开了被定性为万恶之源的“旧学校”，开始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漫漫历程。
去广西的13人，接受“再教育”的地点是洞庭湖部队农场。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达长沙。第二天夜晚，转小客轮往洞庭湖深处开去。那一夜，秋风扑面，湖水拍打船舷，发出单调、沉郁的汩汩之声。大家默然而坐。窗外的黑暗渺无边际，看不到半点星光。我想起《岳阳楼记》里“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之句，顿有此洞庭湖非彼洞庭湖之感。
当听见“到了”的时候，小客轮不再前行。停泊处明灭着几点黯淡的灯光。大家把自己的行李搬下船。都以为“到了”。其实还没到。还得扛上行李，随队伍继续步行前进。走着走着，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轻装成为必然的选择。人们自发地用行动验证了生存的需要重于发展的需要的道理：过去的听课笔记本，教科书，甚至日记本等物，依次成为被抛弃的对象。保留下来的是衣服，被子等生活必须品。
当又一次听说“到了”时候，早已不成队伍的队伍终于在一处被腾空的旧营房前停了下来。这里就我们接受“再教育”的目的地。不久即知，它的名字叫做6939部队南湾湖农场学一连。连队的干部都是军队派来的。最大的官是连长、指导员，其次是副连长、副指导员和排长。学生有140多人，来自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南京气象学院、南京林学院、武汉大学、华侨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湖南财贸学院、湘潭师专等院校。学生都被编进不同的排和班。我被编在第十一班。班长是湘潭师专的周汉文，我被指定为副班长。
“再教育”的内容和手段主要是劳动。此外还有“早请示”，“晚汇报”，跳表忠舞，绣毛主席像，集会，游行，呼口号等。
开始阶段，劳动的主要内容是挖顶宽3－4丈，底宽数米的排水沟（或曰航道）。后一阶段则以种养为主。种得最多的是水稻，此外还有蔬菜、西瓜等。
洞庭湖到处是深不可测的淤泥。几乎没有石头。表层的泥土还有一定硬度和承受力，越往下挖，泥巴越松越烂，承受力越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徒步行走尚且困难，挑上百多斤的担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好在我们那时都还年轻，粮食供应绝对有保证，蔬菜是自己种的，猪是自己养的。副食品供应堪称充足。所以，艰苦的劳动并未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人被劳动拖垮，更没有人被劳动吓跑。只用了不长的时间，几乎人人都能够挑百多斤担子在烂泥巴上健步而行。“老九”们的饭量惊人地增大，达到平均每人每月60多斤大米的水平。湖南同学的辣椒情结快速度在连队里传播蔓延。以至许多原先根本不吃辣椒的“老九”都向伙房建议，多做一些油爆青椒供大家享用。
夏天，鱼米之乡的洞庭湖，热不可挡。各种植物和动物繁衍兴旺。在田间劳动，经常有人徒手摸到鱼鳖，当然还有蛇。周国平在《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里写到，有一条小蛇把他的雨靴当作温柔窝的故事。我所在的11班的同学告诉我。在我调往团部报导组工作期间，有一天，副连长到11班聊天。坐在我的床沿边上。看见我在附近小卖部买的芦花芯枕头，说：“莫旭麟还有这样一个枕头，挺好的。”一边说一边随手把枕头翻过来，立即发出“啊！”的一声惊叫。原来枕头下竟然盘着一条将近1米长的蛇！
冬天的洞庭湖，北风怒吼。放眼望去，四野全都笼罩在风中飞舞的大雪之中。我的感觉是，此地寒冷的程度，比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9年春，我被抽到团部报导组同部队的通讯干事一起做通讯报导工作。和我一起抽到团部报导组的，还有学二连的一位广西师范学院的同学。我在团部报导组工作了半年多，之后又被抽到师部报导组做同样的工作。开始一段时间，写的稿子多数石沉大海，成功率不到20％。那时，天天琢磨怎样提高稿子的命中率。在成功与失败的不断探索中，终于逐渐悟出这样几点门道：选题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观点和材料必须新颖且具有一定深度；语言必须准确、生动、简练。概而言之，稿子必须有新角度，新观点，新材料，新语言。此后，命中率逐渐提高。稿子先后被湖南日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战士报、光明日报等采用。为此，我获得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和部队的奖励。
1969年底，我从师部报导组返回学一连。
广西方面便对我们作了正式分配。北大哲学系来广西的13位同学除杨庆文留在部队之外，其余12人的分配结果如下：莫旭麟、梁承谋——百色地区；张祥生——河池地区；张淼麟——河池县；陈金全——凤山县；林建初——南丹县；马兴煜——梧州市；马忠桂、范泓——荔浦县；周国平——资源县；俞荣根——环江县；黄玉田——贵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