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梦之桥 9 桂式木屐和沪版“斜塔”
入学时，我从家里带了一双木屐到北大。那时国内好像尚未开始生产塑料拖鞋。在男生宿舍里，我那双广西特产木屐堪称“唯一”。物以稀为贵。尽管它很土，尽管穿上它走路会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但是，洗澡时，人们都不得不认同“老土”的优越性，因而不约而同地对它产生亲和感。
我的床位在周国平床位的对面。我住上铺，他住下铺。入学时，周国平从上海家里带来了一个使用多年的竹壳热水瓶。它的外壳已经变形，歪歪的放在桌子上，看样子比比萨斜塔还要多歪若干度。但它也是120室的“唯一”。每天，室友中只要有人发现它空了，便会自动拿去灌开水，供大家饮用。
有一次，我下床时不小心碰翻了搁在桌子上的那个“斜塔“。它掉落地上，“啪”的一声，瓶胆变成一堆碎碴。我收拾干净后，到海淀买了一个新的回来。周国平回来后对我笑笑，说：“其实你只买瓶胆就行了。”我也对他笑笑：“噢，沪版斜塔还有收藏价值！？”笑声顿时充满整个120室。
10我出了一次洋相
有一次，体育课后，郭世英建议大家快步走回宿舍，马上测量脉搏，看谁的快，谁的慢。
回到宿舍时，郭世英解下手表，叫我负责看表，其他同学自己把脉。
我盯着表，十分认真地履行神圣的职责。
过了差不多半分钟。郭世英大喊：“还不到时间吗？”
我肯定地说：“没到。”
郭凑过来问：“你看哪儿？”
我说：“分针，分针没到啊。”
郭大笑：“哪能这样看。看10秒钟就行啦！”
大家都笑起来。
我知道自己出了洋相。这是必然的。此前我连手表都没摸过。确实不会看表。直到将近十年之后，我的妻子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此后我才逐渐学会了看表。
11 大蒜情结
大学一年级时，我们在第四食堂就餐。后来转到新建的第六食堂。哲学系男生宿舍楼38斋和第六食堂隔窗相望。我们走出宿舍大楼，几步就可跨进食堂。
大学生的餐具十分简单。几乎每个同学都自备一个搪瓷大碗，一个小铁勺子。如果吃大米饭、面条或玉米粥，饭菜都盛在碗里。如果吃馒头或窝窝头，则碗里盛菜，馒头和窝窝头就抓在手里。大部分同学端饭回宿舍吃。
有很长一段时间，同学们喜欢剥几瓣大蒜下饭。谁买了蒜头回来都是公共财产，听任大家各取所需。
有趣的是，吃了大蒜，讲话时喷出的气味十分难闻。哪怕你用牙膏仔细地刷了牙，也无济于事。
不知谁出主意说，嚼一点茶叶，那气味就没了。可是，嚼了茶叶，人们也还是避嫌，尽量避免面对面挨近别人讲话，或者讲话时用手掌挡住自己的嘴巴，以免带着蒜味的嗅气使对方遭殃。大蒜却照吃不误，没见谁避这个嫌，包括郭世英和图道。
12 参加“社教”运动
1965年冬，我被学校安排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城关公社东关大队做“社教”工作队员。我们那个工作队是由以下人员组成的：一位军队连指导员，名叫王清水；一位北京中医学院某系党总支书记，名叫李冠珍。此外还有清华大学的一位女教师和两位清华学生，两位北京中医学院的学生。属于北大的除了我，还有历史系的赵淑香、周培荣两位同学。工作队又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包干一个生产队。我和清华那位老师同一小组。
工作队规定要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同吃”指的是吃“派饭”——“地、富、反、坏、右”除外，其余所有的农户，一天吃一家，周而复始。对我来说，“同吃”是“三同”中的最大难关。难就难在有的农民卫生条件和卫生习惯很差。我们那个生产队，有这样一户；全家二口人，老爷子70多岁，老太太60多岁。他们家似乎从来不用水洗碗。吃过玉米粥的碗，就用那块既擦炕席，又擦桌子，又黑又硬的抹布沿碗边一抹。第二餐吃饭时，又用那块抹布重复抹一遍，就直接往里面盛粥盛饭了！我的家乡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说法。果然，那二位老人满面红光，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什么病来。虽然如此，亲眼看着老太太的操作全过程，我不得不极力掩饰内心的惊骇。当老太太笑眯眯地把那碗玉米粥递过来时，我尽管也微笑着接过来，嘴上说“谢谢您”，内心却很是为难。我一直认为自己性格中固有一种把口是心非视为虚伪，视为道德的悲哀的因子。亲历那样的“同吃”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幼稚和可笑。
在科学与愚昧这对立的两极中，我们无疑应该崇尚科学，唾弃愚昧。然而任何事情都不可绝对化。在某种条件下，科学也不得不对愚昧退避三舍。当然，这是渐时的、有条件的。
同住就是住在农民的家里。我和一位清华的同学，一位北京中医学院的同学同睡一张炕。那年冬天，天气极冷。屋子里本来有炉子。但我们三个人分别属于不同生产队的工作小组，白天分头下队劳动和工作，只是晚上才睡在一起。干了一天回来，都很累了，加上那炉子并不是很容易就能生起来的，往往弄了半天，它还是着不起来。所以大家都不想去弄它。那个炉子基本上没有用过。我们睡觉的炕一直是冰凉冰凉的。临近年底时，我身上起了一片一片的疙瘩，痒得很，晚上无法入睡。王、李二位领导知道这个情况后，同意我返回学校看病和治疗。不久，我的病好了，便重返社教前线。直到文革开始，怀柔县的社教宣布结束，我们才收队返校。我在社教中的表现得到组织的肯定和表扬。怀柔县社教工作团党委征得北大党组织的同意后，批准我在社教前线加入共产党。王清水和李冠珍二位领导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哲学系62级二班参加社教运动的同学中，除我之外还有张祥生、景天魁两位同学亦在“社教前线”入党。
13 虔诚的傻瓜
1968年7月，大家已经意识到快要毕业分配了。景天魁（山东籍）、黄玉田（广东籍）和我，相约到天安门广场照一张相片作为留念。
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纪念呢？
那相片，从政治氛围浓重的背景，到被三只右手端正握于胸前的三本“红宝书”，还有那三双沾满尘土的塑料凉鞋。三个人，从上到下，满是历史的灰尘，政治的灰尘。
最可笑的是那三张一本正经的虔诚的脸，尤其是那傻得不能再傻的神态。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录。它是忠实的。忠实地记录下我们曾经的愚昧和虔诚。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那愚昧和虔诚也是历史的必然，由不得人去选择。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和我们自身的经验水平和思想水平决定了，我们不具备做出非虔诚选择的条件。然而，虔诚并不能使我们逃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这一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定性。这仅是个人的悲剧吗？不，它更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