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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夏镇有“大前的扁担,樟溪的锡,龚家的狮灯,源头的石。”为了这句话,在一个春雨濛濛的午后,驱车来到大前,寻找我念念不忘的“大前扁担”。

    这句话是一位老师无意间提起的,他说,留着乡愁,每一件都可以入文。

    我有点较真!

    顺着青东公路,车过值夏镇不多远,车载导航系统就提醒左拐,再左拐。撞见了一个美丽新农村,这里的一面面墙,成了宣传乡风良俗、崇文正气的“阵地”,道路两旁的油菜花,在雨中更显娇媚水灵。

    估摸着目的地到了,在一个大樟树下停好车,遇见一位穿着套鞋、扛着锄头的老婆婆,她手上抱了一捆大青菜,本来已经走进巷子了,又折转身回来,想看个究竟。

    我用蹩脚的本地话向她询问这里有没有做扁担的,她嘴巴一呶,笑着说,你们是电视台的记者吗?算你们来对了,这里就是大前的路边村,村里早先家家户户都是做扁担的,现在还有二十多户在做,那不是吗?那一户现在就在做着呢!

    我的心里瞬间安稳了!这次来访,真顺利!

    此时,绵绵的细雨中,空气夹杂着野花的香味,越发清新而醇香。周末,走出家门,来个田野调查,值得!

农村人的热情丝毫没减,老婆婆领路,我们一行人就轻而易举地到了梁家榜师傅的家里。

    他家就在马路边,两层半的楼房,一楼的一半空间开了个代销点,另一半,是他做扁担和撬棍的加工作坊。一根根泛着白光的成品,兀立在两面墙上,靠左墙是他的工作台,工作台上,放着电刨子、手工粗刨子、手工细刨子。工作台旁边,细细的刨花如海里的浪花一般,簇拥在脚边。

    我问梁师傅一般什么时候开工做扁担,他嘿嘿一笑,刚停手,你们要是拍照,我马上就可以再刨给你们看。

果然,他从旁边的墙上顺手拿了根木棍,只见他前腿弓、后腿蹬,双目盯着刨子走,利索地演示一道道工序。其实,这也不是演示,这是他平时的工作常态,只是,他有点不习惯在照相机的咔嚓声中做手艺。

    他说,现在扁担用得少了,做得也少,更多的时候,他就做撬棍,销路很好,有两个贩子,一个农历逢单来收购,一个逢双来收购,现在做的人少了,不愁卖,一个电话就可以送货到值夏镇,再由他们发货到吉安贸易广场,然后到更远的地方。一年下来,也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从一个农民的手中,到另一个农民的手中。手与手传递的,是大山的馈赠,是土地的奖赏,是季节的呼唤,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和担当。

    听着他的讲述,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打工诗人邬霞的《吊带裙》-----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一个时尚的店面/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时光匆匆覆盖着过往,人与人,有时是靠着无言的木头传递着缘分,有时是靠漂亮的吊带裙延伸着美好!

    梁家榜今年六十一岁,他面色黝黑,眉宇敞亮,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他在村里做过民兵连长和村主任。现在,他手上有三个现成的“工作”,开商店,带孙子孙女,做扁担和撬棍。

    他说,现在,儿子媳妇都在东莞打工,他就在家里照顾孙子孙女。我又问,那下一代真的就不学做扁担了。他无奈地说,现在都去外面赚钱去了,做扁担真赚不到太多钱,留不住年轻人,再说啦,现在有推土机、挖机等机械化设备,这些大机械“拱”一天,抵得上几十个劳动力,用扁担的地方也少。现在,五十五岁以下的,没有一个做扁担的了。

    我不免替他惋惜,顺着他的话又接着问:“要是哪一天‘大前扁担’没人做了,你心里会怎么想?”他搓着手,无奈地摇着头说,真到了那一天,也没有办法呀,那句‘大前的扁担,樟溪的锡,龚家的狮灯,源头的石。’,怕是要改写啦,心里舍不得,也难过,可又有什么用,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

    他说心里难过,我能理解。他十三岁就开始做扁担,差不多做了半个世纪了。这门养家糊口的手艺,即将从他们这辈人手中失传,他心头的遗憾和不舍,我一个局外人是难以体会到的。

当年,生产队时,二十多个人齐刷刷上山砍木棍的场景,似乎还历历在目。那些经过他们手中的体温和力气打磨出来的扁担,曾经顺着赣江航运到樟树、到南昌、到鄱阳、到上海,到更远的地方。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大前路口村附近是没有大山的。早些时候,他们都是到吉水等地的山里搞一种叫楮树的木棍做扁担。我问他会不会用别的木头,他说,一般都是这种材质,做出来的扁担不容易开叉和变形,颜色白而光亮,面相好看,也好销。

    关于大前扁担的渊源,我听到另外一个版本:早几代,大前人多地少,尤其是男丁兴旺,他们就到山上砍柴卖,后来看到长长的楮木棍子,拿到市场上去卖,价钱好,于是,一代一代,这大前扁担就成了一门手艺传承下来,已经传了四、五代了。

    他们靠着一腔热血,一股力气,硬是把这门手艺传承了近百年。家谱上记载,他们的老祖宗从湖南长沙迁到泰和西门,再从西门迁到此地,凭着一根木棍,支撑着经年的烟火日子,不简单。

    我有意为他的手拍了张特写,他说,去年冬天不冷,又戴着胶皮手套做事,手没受屈,也没怎么开裂,往年呢,口子咧得吓死人。

    梁师傅不愧是村干部,口才很好。他说,原先七十年代,去山上,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可以骑摩托车,原来都是靠双脚走路。早上四点多,腰上别着砍刀和斧头、带着饭团,打着手电筒就走了,要砍差不多二十根才担下山,有一百多斤,走三十多里路担到家,回到家都是晚上七、八点钟了,所以说是“两头见黑”。那时候年轻,力气也大,尽管一根扁担才卖六、七毛钱,一根撬棍才卖一毛五,也是很好的副业。那时候,干工作当干部的每月工资才二十九块钱哩!

    梁师傅正兴致十足地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门口进来一位戴毡帽的老人,一问才知道是他堂哥,今年六十九岁,叫梁家抬,一辈子都是做扁担的,前几年岁数大了才收手不干。

    我的脑海里,把他俩的名字迅速记下来。有点好奇的是,他们的名字,和木头有关,和双手有关。

    也难怪,大前路边村,这差不多一百年的发展和壮大,就是靠着这一双手,就是靠着这无言的木头!

    梁家抬老人年龄大几岁,讲起上山砍木棍做扁担的事情,感触颇深。他说,有些特别能干的男子,不砍四十根楮木不下山,那湿棍子好重,都是硬撑着担回家。那时穿不起解放鞋和胶鞋,全是穿一毛二一双的草鞋,双脚扎出血是常事。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吃口冷饭团,苦是苦,累是累,孩子读书要花钱、老婆生病要花钱,买肥料要花钱,不硬撑着担回家,哪里来的票子呀!

    他也嘿嘿一笑,讲着远去的故事,没有了太多的心酸和艰难,有的是对往昔的追忆和惦念。

    就着潇潇的春雨声,他低头小声唱起歌来。我赶忙探过耳朵细听,还是听不太清楚。他用干枯的手,在我的采访本上恭恭敬敬地写着,原来,他唱的是这里的老歌谣: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官家有好女,无钱莫贪她。看我细听,他不好意思地捂住了嘴巴。

    他的歌声,在雨帘中穿梭着,飘荡着。这些歌,一定为乡野的生活,平添了别样的情趣。

    上山,找长短和粗细刚好的楮树,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再用斧头“三下五除二”地砍下来,一根根担下山,担回家,然后再细心地做成一根根扁担,更不容易。这枯燥无味的生活中,加上点乡村俚语的歌声,正合适。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知道了一般的扁担,大都是四尺五寸长或四尺八寸长,只有挑禾杆的扁担,要六尺长。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知道了稍微有点不直溜的楮木,砍回来要经过禾草的烘烤,将它们一头放在一个圆孔里,一头握在手上,利用杠杆原理,利用蛮力和韧劲,把它们根根压平伸直。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知道了他们的祖先也出过读书人,有村里宗祠礼让堂门楣的“科甲世家”的匾额为证。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知道了大前路边人几代做扁担手艺的酸甜苦辣。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知道了已经七十多岁,至今还做着扁担的本村村民梁兴佑上了电视……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知道了山里的风景和心里的风景,是有距离的。披荆斩棘的艰险,那生活的重压和担当,在笑谈之中悠然飘过的同时,有更多的汗水和心血在暗自低吟。

   “朝出樵暮归读,斧声书声朗屋”,大前人和大前扁担,故事里的故事,是耐人寻味的。

    那一根根吱吱呀呀,悠颤悠颤的扁担,一头挑着日月,一头挑着疲惫,一头挑着辛酸,一头挑着欢喜。

    那一根根扁担,皮磨肉粘,汗迹斑斑,多少岁月被它们压弯。

    那一根根扁担,陪着一个个农家男子,雨雪风霜,不肯清闲。光阴的浸染,把扁担染成了古铜色。深夜,扁担倚墙而息的那一刻,那弯曲的影子,站成了劳作之后的无声肃静,一个个父亲才得以歇息。

    那一根根担走日出,担回黄昏的扁担,是男人与土地,土地与季节的接头暗号吗?

    春有百花,还有泥巴。生活的苦,是为了日子的甜上加甜。一根根实心的木头,从路边村一路驰骋,向远方,向远方的远方,传递着憨厚和本分,传递着力量和拼搏,也传递着责任和担当。

    我的一个文友写了一篇《父亲的扁担》,他的父亲是码头工人,辞世后,留给孩子们的遗产,是十三根弯成弓状的扁担,那曾经汗迹斑斑的扁担,在墙角肃立着,远去的旧事,被无声的木头庄严地提醒着,是幸福,是酸楚,是祭奠。他半跪在地上,和这些扁担屈膝长谈了一夜。他父亲使用过的扁担,不知有没有出自大前人的手艺。

    从流水声中,寻找春天,从泥土的气息里,寻找收成和故乡,我也想从那一根根无声的木头中,寻找大前扁担的前世今生!

    与一根根大前扁担邂逅,也是与一份份沉甸甸的乡愁偶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