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是我的上一辈人最快乐，最有理想，最有展望的年代，老一辈人说起快乐的时光就会说起我的诞生之时。
那时中国的许多方面都是学习苏联经验，有一句口号是：“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父母亲结婚时就是在集体宿舍把两个人的铺盖搬在一起，同事们祝贺一下，发点喜糖就行了，还是利用下班时间。结婚后依然在食堂用饭票吃饭，母亲说：“结婚第二天父亲去上班，让母亲自己在家吃饭，结果父亲忘了留下单位食堂的饭票，母亲就饿了一顿。那时不像现在可以到外面买点吃的，没有粮票就买不到食物的，而父亲的粮票已买了饭票，只能饿着等父亲晚上回来。”那时的国家仅这粮票一项就控制了人口流动，农村人要想进城一次，除了在大队开证明，还要自带干粮，粮票就是那时人的命根子。一九七零年我家全家下放农村时，那里的许多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县城，一是交通不发达，二是没有粮票。更有甚者，在偏僻的山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记者到老乡家调查采访时，还有老人打听皇兵（皇军）走了没有，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悲情。
我出生时父母的单位没有托儿所，母亲上班就带着我，把我放在空的工具箱里，大家轮流照看。所以直到现在，父母的老同事闲聊时还在打听我的情况，我就像他们的记忆纽扣，无论打开扣上，都能勾起他们的许多如烟往事。美好的日子过的都快，转眼我就一岁了，反右开始了。父母亲单位也有右派名额，那些领导们一商量，就把一个老大学生定为右派，正巧他出差不在，反右运动又要按时完成任务，领导们就把他的徒弟报上去了，是一个年轻大学生。等那个老大学生出差回来，发现不妙，赶紧调离这个单位，躲过一劫。那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已经结婚，只好离了婚，两个孩子，一人一个，男方带大的女孩，女方带尚幼男孩。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调回省城，没有房子，就和父母住在一起，见过平反后回到原单位的那个右派，己是个老人了。听说他的女儿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接纳了在他被打成右派时，不顾夫妻感情绝然离婚还在农村的母亲，一家人二十几年后团聚了——父亲母亲姐姐弟弟。
我每天下班就要把自行车放进车棚，进车棚就要穿过门房，门房一家人是农村人，每天我都能看到那个曾经是右派的女儿坐在门房和看门的女儿聊天，所以我近距离观察过她，真是个美人啊，一米七左右的高高个子，身材极佳，比画报上我见过的模特都好，只是说起话来普通话里带着乡下口音。可以想象她的父亲年轻时是一个多么英俊漂亮的小伙，就这样被毁了一生。这个高高的慈祥的曾经的右派平反落实政策后，带着女儿从劳改的农场回来，女儿学习不错，大学毕业后在一个中学里当教师，生活应该走入正轨了，但命运偏偏不是这样。由于这个女孩随父亲长期在农场，又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右派女儿，其内心世界一定和正常生活状态下的人们不一样，从她在我们家属院中只和看门房的农村女孩来往，她的内心一定封闭在过去熟悉的圈子里，甚至还有逆反心理。
单位分了房子后，我离开了父母的家属院，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但偶尔想起，还是感到一种美好的记忆，毕竟我是学美术的，对美好的事物敏感。后来有一天我和母亲聊天，想起这个美丽端庄大方的女孩，就问起她的情况，母亲说：“她后来和她的男朋友辞职下海，去深圳闯天下了，后来被男朋友欺骗，误加入了什么犯罪集团被抓，关到旁边县里的女子监狱。再后来放出来了和一个干警结了婚，有了孩子，具体情况不祥。”我听了大吃一惊，真是可惜了，这和她父亲的悲剧，她的生活经历，引起的心灵深处的创伤有关吗？不得而知。只觉的落红漂零，逝水东流，每个人的人生都难说有什么破碎的沧桑在点缀。
还是说我的成长，又过了一年多，我三岁多了，父亲有一个去广州出差的机会，就带上我一起去了，因为我不用买票。别看我那么小，记得事情真不少，所以我对人类记忆的开始有了亲身的体会。我记得在火车上走了好几天；记得卧铺上方的铺位可以收起放下；记得和父亲同行的同事是六个手指。还记得大姑家是住在楼上，楼梯是木头的，上楼下楼踩的楼梯嘭嘭响；还记得父亲和姑父在公园跳在一个湖水中不远的大石头上照相；记得两个比我大的漂亮表姐；记得公园里的大象滑梯。长大后知道了表姐的大伯是陈嘉庚；知道了为何姑姑一家人的生活不错，像电影里的海外华侨；知道了姑姑一家真诚坦荡的笑容，是建立在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快乐之中。假如中国后来不发生那么多事情，中国人应该都是这个样子——无忧而快乐。在这里我还见到了奶奶，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逝了。奶奶是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知识女性，参加过五四运动，爷爷奶奶也算是名人，和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名人有交集，有些也是朋友，比如西南联大的教授闻一多，还有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奶奶还叫朱德二哥。爷爷奶奶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后来就长眠于广州的万国公墓。
我也有传奇色彩。当年我家住的大院是一排排平房，平房之间空地多，满院都是平展的土地，只有一圈篱笆墙把平房围起来就是算院子，这是一个临时住处，不远处正依照前苏联的建筑图纸盖着家属大院。这个平房也不错，前后门，后门外有厨房。我的许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认识的，我们后来一起搬到新居，一起上幼儿园，一起上学，直到一九七零年下放农村才各奔东西，开始了各自的复杂人生。那时的邻居们互相串门太简单了，人的关系也比现在单纯，我就认识许多父母的朋友，凡是父母让我叫叔叔阿姨的，我就把他（她）当成可以信赖的自家人，但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说不出来，但在一件事情上得到展示，为此我成了院里的名人。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母亲要出门买菜，那时买菜要到公家的蔬菜站买，当天新上的好菜放在架子上，不好一点的旧菜放在地上，论堆卖，便宜，但去的早才能买上。母亲为了买到便宜菜就早早的走了，让我一人在家看门，告诉我不管谁来也不要开门。我正在家玩着，忽然有人敲门，我一看是来过我家的年轻漂亮阿姨，那时的门上部有四块大玻璃，可以看到人，我就说我妈不在，你一会儿再来吧。这个阿姨说是要借一下我家烙饼的鏊子，让我开门她要用一下，我说我妈不让开门，这个阿姨说你不认识我吗？我说认识，我妈回来你再来吧。这阿姨一直和我说好话，怎么说我也不开门。门里门外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平日里可熟悉呢，她就奇怪死了。无论她怎么说，我就是不开门，没办法她只好走了。一会儿母亲回来了，那个阿姨看到母亲回来了，就到我家仔细的端详我，特别喜欢我，从此对我特别好，直到五十多年后，见到我母亲都打听我的情况。
再大一点父母就送我去了幼儿园，记得那天父母领着我穿过机关大礼堂后墙，沿着小路把我送进幼儿园，在办完入园手续后，老师就把我领到一群孩子那里玩，我看到父母亲在不远处观望着我并交谈着什么，一会儿父母亲就过来告诉我他们要走了，星期六下午六点来接我，我依然和新朋友玩，并不在意。中午吃完饭幼儿园就让我们睡午觉，下午起来再玩，晚饭后看着渐渐黑了的天，我这才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忽然觉得想家。我就悄悄的溜出幼儿园，沿着上午父母领我来的小路，四岁的我一个人行走在傍晚的田野上，居然回到了院子里。但想起自己是偷偷跑回来的，就不敢回家，就在单元门口一边玩一边想办法。天已黑了下来，那时的院子里没路灯，只有每家窗子透出的光线，院子黑乎乎的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徘徊，我甚至能看到父母在窗前晃动，我多么希望他们能推开窗户看到我呀，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了。忽然有一个阿姨走来，居然和我说话，问我父母的家住在哪？我一听就非常高兴，这下好了，家里来客人了，他们不会当着客人的面训斥我了，我高高兴兴的说：“我带你去。”到了门口我还主动敲门，门开了，这个阿姨问我父母见到我没有，父亲说：“这不是，就站在你身边。”阿姨大吃一惊低头看我，我也抬头看到这原来是漂亮的阿姨老师，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顺着小路回来的，阿姨说：“既然回来了，今天就在家里住一晚吧，明天再回去。”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父母说，他怎么就能记得那条小路，这是第一次领他走的啊。事后我得知，当晚发现找不到我时，幼儿园里乱套了，没办法了才摸黑打听到我家，找到了我。
后来母亲说送你到幼儿园有一个好处，每天能喝半斤牛奶。当时的领导说了，再苦不能苦孩子，想办法也要调来牛奶供机关幼儿园。那是一九六零年，大人们都面带菜色。
我的记心好就体现在认路上，那时的我必定会跟随父母亲逛商店，逛商店是我记忆中的一种仪式，就是因为要去这个城市最繁华的一条街转悠。这条商业街历史很悠久，各式各样的古旧建筑不仅让人感到新奇，而且还神秘，具有中国文化符号的《永乐大典》都记载了这条街。这条街承载起这个城市温情的历史岁月，让这个城市及周边县市的人们的生活品味和时光记忆，充满了人情的味道，成为人们心底的温暖汲取地。可惜现在改造的面目全非，还脏乱差，我再也不想去了。
那时的我跟在大人后面看啊转啊，从来不觉得累，渴了花二分钱买杯所谓的茶水喝，饿了吃个凉粉、灌肠能回忆好长日子，如果再去老字号买点酱肉之类的回家吃，那是和过年一样的心情。所以我是带着神圣而期盼的心情跟着大人走在这条街上，同时也在长知识。但我从来也没有和父母亲说要买什么食品，我知道该买的他们会买的，我是随遇而安。我一般是看着大人的腿跟着走的，有一次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前面的人不认识，再往四处看也找不到父母，我也不哭，也不叫，就静静的察看寻找，发现实在找不到了，就往回返。结果越走越不认识，路边的街景我从来没有见过，后来我站在那里想一想，最后决定再返回去，走啊走啊，终于看到我熟悉的建筑，然后再走啊走啊，终于回了家。回家后才知道父母亲急得已经到派出所报警了。事后我给大人讲我看到的尖顶建筑，那是一个天主教堂，大人才知道我走了很远很远，一般大人走那么一圈也受不了，五岁的我就这样不急不燥的看风景。后来的我一直独立的行走在人生的路上，无论是大雨滂泼还是风吹雪飞，不慌不忙，矢志不移。
奶奶后来从广州来到我家，成了家庭的一员，每天奶奶就领着我四处走动。那时奶奶夏天穿着丝质衣裤，打着洋伞，春秋天还穿着披风，在北方的城市还是一景，我曾看见年轻的少女看着奶奶的装束向同伴使眼色。我那时也不错，戴一顶有许多小红心点缀的白凉帽，穿着短衣裤跟着奶奶也像个时尚小孩。奶奶信仰基督教，她就领我去过教堂做礼拜，我至今记得一点那时的情景。奶奶那一代的文化人大多都信仰基督教，这是后来我从书上看到的。
有一天奶奶领我看电影，正片开演前是加片，那时的电影院加片是惯例，就是放一些十分钟短片，一般是放《新闻简报》。《新闻简报》是电影版的新闻联播，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顺口溜说明了当时的电影文化状况：“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那天的《新闻简报》讲的是前苏联幼儿园的生活，其中我看到了幼儿园的小朋友画画。回家后我就找出纸和笔模仿电影上的孩子画，奶奶看见了，就高兴地说：“你是学电影上的小朋友画画吧。”我不好意思的笑笑，若换了一般家长和老人就说一句就过去了，但奶奶是文化人，她就领我去文具店买了纸和笔，还到书店买了彩色小人书，其中一本我还记得是《红军叔叔的鹅》，就让我照着书上的图练习画画，从此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就那么画开了，并影响了我一生。我五岁开始学画，这是我重要的简历之一。
上小学了我年年考试都能拿喜报回家报喜，只有前三名才能有此荣誉，我一般是前两名。这些就一笔带过，不说了，主要说文革开始后的事。文革开始时我上三年级，老师也分成两派，学生中也有人组织红卫兵，大字报到处贴着，挂着，一片肃杀之气，有个很好的女音乐老师就自杀了。说起自杀就两个字，但在那混乱的年代，自杀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生前遭遇到多么大的痛苦煎熬，那些施暴的人又是什么样的魔鬼心态。然而这些人至今还心安理得，振振有辞，这只能从国民教化中寻找答案了。
有些学生开始逃课了，老师也管不了，课堂秩序也不好了，我也试着开始逃课。每天还是早晨起来背书包上学，但是不到学校，而是到一些地方玩，还是按时回家，大人也不知道。刚开始不习惯，心里总觉的怪怪的，后来习惯了，就每天到一个画坊门口看两个男人画毛主席像，时间长了，我听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这个孩子每天站在门口看。”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青年在机关大院站在高架板上画《毛主席去安源》，我就在下面静静的看，他就在上面画，看了好久，后来在他休息的时候，我鼓足勇气说了声：“我也画画。”他说：“我知道。”
有一天碰到一个同学，他说你怎么还不上课，现在大家都去上课了，他还说现在来了一个男老师可凶呢，你快来吧。我就跟着他一块儿去了学校，到了学校，我看到同学们大都在外面玩，教室里就几个男同学，我就提议把课桌都摆成一圈，说是玩钻地道，个别同学也同意，以我为首的就玩了起来。突然听到一声大喝：“这是怎么搞的，谁干的！”同学们就指指我。我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这就是新来的厉害老师？这老师说赶快把桌子摆好，我就赶快摆了起来，同学们也要帮忙，老师不让，就让我一个人在那里摆啊摆啊，男女同学都在那里看着，我相信每个人的心情不一样，但肯定有兴灾乐祸的。大家坐好后，老师就开始点名，点完了却没有我的名字，我就怯生生的说：“老师没有点我的名。”老师查了一遍花名册就是没有我的名字，然后问大家：“他是这个班的人吗？”大家齐声回答说：“是的。”老师不紧不慢的厉声说道：“刚才把课桌弄的乱七八糟的就是你吧，这就奇了怪了，你前几天去哪去了，站起来回答！”全班人都安静了下来，我的脑子轰的一下，不知该说什么好，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课桌，空气一时凝结了起来，教室里一片寂静。老师等着我编谎话，同学们等着老师揭穿我的谎话，就这么静静的僵持着。“快说，我们大家等你回答呢？”老师又呵道。我心一横，决不能让你们的阴谋得逞！我要给你们一个厉害的回答，我就装作诚恳的样子说道：“以前的老师讲的不好，也管不住同学，大家都不爱听讲，上课乱哄哄的，上课没意思。后来我看到有不少同学逃课，我也不来了，后来听说来了一个好老师，我就赶紧来了。”同学们一听都哄笑，大概觉得我不会编谎话，说的像大实话一样。结果不出我所料，老师说：“大家不要笑了，我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个学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不编谎话。”然后又说：“你们大家以后要向他学习，不说谎话，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下课了，我的好朋友围着我，庆贺我的机智脱险，还笑嘻嘻的问我：“你怎么想起这一招的？”我一本正经的说道：“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同学们一脸谔然。
后来中苏关系紧张，各地都挖战壕，修防空洞，我们小学也在操场边挖战壕。挖土玩可是大家乐意干的事，再说又这么神圣，大家都有些豪情壮志，个个就像“上甘岭”的英雄一样。可我们那里水浅，挖一米深就出水了，再说大家干一会儿就累了，我就听到在一旁监工的这个老师阴阳怪气的说：“我左边有一个同学干活不出力，右边有一个同学坐了半天了。”大家都不敢休息了，也不敢说笑打闹，就在那里埋头苦干。我抬头看了一下这个老师，他左腿蹬，右腿弓的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一个树枝条，悠闲的把脑袋摆来摆去，审视着工地。我心里想：这也不是个好东西。
没学上什么东西的小学终于毕业了，我们就要到我们向往的那个中学去上学了，但是有了新变化。由于文革开始是 “停课闹革命”，后来又“复课闹革命”，一届学生要复课，下一届的学生要升学，就发生了重叠现象，中学没那么多教室和师资，他们就想出个好办法，让小学办初中一年级，叫“戴帽中学”，我们就这样在小学上初中了。既然是初中总要有个变化，就把我们小学的三个班打乱了，重新分为三个班，这还不算，班也不能叫了，升了一格，叫排，是部队编制，分别叫一排，二排，三排。所以我们后来的同学聚会就三个班一起聚，就是因为这次的打乱再分班引起的，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成了一个大班。但好景不长，我上了半年“戴帽中学”就全家下放到农村了，大多数人都一样，再见面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参加工作后，我又一次到了广州见到了姑姑，这一次是公差，是参加一九七九年春季广交会。（“广交会”全称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因在广州举办，即称为广州交易会，简称广交会。）那年头，中国的好东西都在那里呢，参加广交会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去，我就去了，那年我二十三岁。说起原因，还是因为我聪明，我们的厂后来生产出口产品，我那时候在工厂的设备科，主管工装设计，简单的说就是设计制造产品的机器。有一天技术科样品设计组的人在我们办公室说：“去年设计的几个样品，都失败了，拿到广交会没人定货。”我说：“今年我给你们设计两个样品试试。”我就给他们设计了两个样品，结果他们送去了七八个样品，只有我设计的那两个样品被外商看上了。有了定货，厂里就有了干的，厂长一高兴就把去参加广交会的名额给了我了，当时全省出口企业参加广交会的名额没几个，我们这个地区才四个，我是其中之一，不简单吧。
我兴奋的买了一箱核桃，准备带给广州的姑姑，然后和其他三个人（共两男两女）一起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当时我们还受省外贸有关人员的委托，带了一大箱陶瓷工艺品，是非常漂亮的陶瓷娃娃，市面上根本看不到，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还有这么漂亮的东西。这些漂亮的工艺品，是省外贸驻广交会的代表让下属企业奉献，而他要作为礼品，送给其它省的代表的。全国各省外贸驻广交会的代表之间互通有无，拿本省的出口产品互相送礼，当年的外贸机构是让人羡慕的地方。结果在郑州转车时，为了抬这箱工艺品，我把自己的一箱核桃忘在了车上了，不知便宜了谁。
到了广州，我们还要根据安排，坐上三轮蹦蹦车到郊区的一个部队招待所住宿，那时没有出租车，也没宾馆，更没空调。部队招待所是平房，只有电扇，四月的广州，住在招待所里的人们都光着膀子汗流浃背。第二天我们抬着一大箱工艺品，来到了广交会大厅内的进门口，等省外贸的工作代表来接我们。门口有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在查进门证件，她们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又问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我就说是工艺品，她们说工艺品一定很漂亮吧。我一听，撕开箱子的一角，拿出两个漂亮的瓷娃娃就送给她们，把她们高兴坏了。在场的其它三个人目瞪口呆，都说不出话来，我怎么就敢把礼品随意送人。说到此，我要交待一下，这次来广交会的四个人我的年龄最小，其他三个人有厂长，副厂长，但一路上就是我管事，一方面我是见过事面的人，再一方面其他三个人是第一次坐火车，一路上转车换车票，吃饭睡觉都是我安排，你说还不是我说啥他（她）们就听啥。一会儿省外贸的代表来了，给我们每人一个工作证，我们就可以随便出入了。我告诉那个代表，我拿了两个礼品送了这两个女孩了，他笑眯眯的说：“没事没事。”就让我们抬进会场了，那三个人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一脸茫然。我就知道没事，这算啥呢？我给你从那么远拿过来就不错了，谁送人不是送人，为了你我还丢了一箱核桃呢。
进了会场可真是开了眼，里面的商品真是眼花缭乱。那时的中国还非常贫困，科技也不发达，里面的商品主要是轻纺产品和工艺品，还有一些土特产。但这些东西市面上见不到，我记得有一次传达什么领导讲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别看我们日常的生活比较艰苦，但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如果你去广交会去看，你就会看到祖国的富强和繁荣，那地方油多的满地流。我们是支援亚非拉人民，把他们从水深火热里解救出来，等等。”所以我在这里真是开了眼，这个馆转完，再转那个馆，不知疲倦，就是没什么人看的工业馆、农业馆，我也进去转了转。
第二天我就去了姑姑家，并和三个姑姑和许多亲戚见面相聚，并懊恼的说把给她们带的核桃也丢了。我表姐说：“我们在广州也没看过一次广交会，因为它不对普通中国人开放，听说都是外宾和有关人员可以进去。”我一听，简直不可思议。从1957年春季开始的，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的商品交易盛会，我的姑姑们和表姐、表弟们居然没有看过，简直岂有此理。我就说：“我想想办法，让大家都去看看。”第二天我就去会场对那两个漂亮的女孩说：“我姑姑们的全家人想来看看广交会，能行吗？”她们高兴的说：“能行，你让她们来吧。”第二天我就领着一群人来了，我把亲戚介绍给那两个漂亮女孩，又把这两个漂亮女孩介绍给亲戚，大家高高兴的如愿以偿的进去看了——我真是有游刃有余的处事能力。当然那时候的人都和善，另外一般漂亮女孩都喜欢我，我年轻时大概是有魅力吧。
若干年后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去过中国的许多地方，结交了三教九流的各类人物，看到了许许多多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经历了恩恩怨怨的人生情仇。退休的我如今写了以上的文字，就好像李六如先生写的《六十年的变迁》中前部的提纲，是一束朝花的夕拾，“遥岑相映带，变幻纷不同”。既然老去是我必须抵达的终点，那么就将我年轻的清流激湍的色彩洒在通往老去的路上，让六十年的匆匆时光倒映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过去的岁月就是我生活变迁的泛黄底色，永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