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曾是我向往的，但不是我最想来的地方。我这样说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年。我家在河北南部向西的太行山，那个村子很小，不多的人家，虽老弱病残，但也各姿各态。上千口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命小心也小。当我知道这世界上除了以石头的方式，烟火的形态，乱七八糟堆在众多山峦和一条无水河滩一边的乡政府所在地蝉房村之外，还有沙河、邢台、石家庄和北京等城市的时候，已经十三四岁了。坐在马路墩上，看着在山间蜿蜒的道路，我就想，一个男人不应当被一些山，尤其周边的人及其必需物限制，应当有一种走州过县与去国行远的浪漫理想。

 

　　第一次出家门，是十八岁那年冬天，下了雪，南太行的道路深陷泥泞，在一个日光惨淡的上午，我穿着没有领花的军装，去到了石家庄。离别爹娘，我没有一点舍不得和通常意义上的感伤，而是兴奋。列车每过一地，我就想下车看看；眼睛在飞快的城镇、山岗和草木上滑过，我一直贴在窗玻璃上，外面的冷直入肌肤，连脑骨都隐隐作疼。可是我还是要看，外面的大地究竟与南太行乡村有那些不同。偶尔看到的人，是不是也和南太行乡村的那些有所差异？

 

　　我去到的地方叫巴丹吉林沙漠，尽管在它的外围，但戈壁就在跟前，不间断的风吹着细沙，蛇一样成群结队，在骆驼草、沙蓬、芨芨草之间狐兔奔窜。其中，还跑着一些蜥蜴和黑甲虫。我总是忍不住想，在蜥蜴和黑甲虫眼里，风和沙子不间断地流窜模样，一定像极了无休止的兵团混战。它们以幼小的身心，在浩瀚之地被战争席卷。沙漠就在戈壁身上，似乎一群春情勃发的少妇，赤身裸体，以极度的热情与冷酷对应着额济纳幽深苍迈的天空，也使得人、骆驼、黄羊、沙鸡、驴子、羊只、马群、狐狸在多数时间内心情激越而又悲凉，精神旷达却又充满悲剧感。

 

　　如此两年，在沙漠军营，我感到了一些来自内心的困厄与仓皇。对一个人而言，沙漠既是收容也是牢笼，是放任也是压缩。这种感觉与我在南太行时候如出一辙。再一年的冬天，我第一次一个人走出了那片沙漠。到酒泉市，我就觉得了一种自我解困的快感。过了乌鞘岭就觉得，自己和那片沙漠撇清了关系。返回后，以前熟稔的工作和事物总是要适应一段时间才会熟稔如初。再几年，因为身份的转变，出入沙漠机会增多。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我进入北京的机会逐渐增多，一年内至少有一次。

 

　　但对于个人来说，北京于我，始终有着些许的不安与心痛。第一次真正来到，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在一个黑夜由燕山进入北京，她的庞大、妖媚和幽深使得我无所适从。在车站一个地下室蜷缩一夜，我在金台西路见到了要见的人。

 

　　毫无疑问，那是一位女人，我十八岁时候在青岛见过一次。和她认识，是因为一次所谓的笔会，其实是某个函授部门搞了一次所谓的讲座。在崂山，我和她认识，并攀谈起来。我至今还记得，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柔弱、明晰，富有控制力，并对文学有着和我一般的单纯热情。

 

　　她的具体形象是：面色白皙，个子不高；体态稍微雍容。突出的感觉是娴静，善解人意，眼睛里面始终有一种直入人心的光亮。短短两天，俩人你来我往地聊了很多。对于文学，我承认我和她都是极端浅薄的，总是把一点小的感悟无限放大，进而刻意渲染，甚至针锋相对。但这个似乎没有影响到个人情感。散会后，因为电话的不便，书信便成为了我们相互切磋、鼓励和寻求安慰的基本方式。

 

　　那个年代，纸张和墨水是人对这个世界发表看法的主要方式，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信息还都被纸张所承载。这样的时光坚持多年，在遥远的两地，书信成为我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期盼与慰藉。每天上班，都要去收发室看看，收到她的信，先舍不得打开，没人的时候拆，尤其喜欢在夜晚，就着台灯读。大多数时候，看着看着，就爬起来回信，一写就是半夜。

 

　　人心从不是单一的。我尤其是。那时候，我未娶，且生活在一种完全的漂浮状态当中；她比我好，在济南一家医院放射科工作。两年后，她忽然写信来，辞掉工作，一个人直赴鲁迅文学院学习。

 

　　看到她的信，我没有羡慕，就是觉得好。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以是无形的，也可以是可见的，是实在的，也可以是心中的。我在回信中对她说了一些自己的现实境遇，对她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那些年，作为一个普通战士、义务兵，又是农村出身，时常有一种身处绝境的悬空感与迷茫感。我也知道，一个出身卑微的乡村孩子的出路狭窄得似乎只有地缝和树木的裂纹可以钻。她也能理解我，但在我看来，她的那些理解有些隔靴搔痒。也难怪，她出身医生世家，且是独生女，自己又有一份比较不错的工作。我的境地她当然体验不到。

 

　　大约两年后，她转到了一家声名赫赫的报纸任编辑。得到这个消息，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异乡人，进入一家森严而满中国飞的官办媒体工作，这是我从小就梦想的。人的命运总是蹊跷，充满背离与偶然。另一方面，我羡慕。从内心讲，有这样一份工作，是我少小年代最大的梦想。那一年冬天，所在单位领导让我到北京送一篇稿子。而她也答应我试试看。

 

　　见到她的那个上午，北京冬天阳光充足，尘埃与车辆一起翻飞，行人被各种建筑压缩到不易觉察。

 

　　我对京都一窍不通，她处处是路，但没有一条路是我可以通往的；也处处是人，可都是陌生的，甚至都怀有一种敌人的意味。打车去朝阳区的金台西路。门岗森严，她出来接我，在办公室稍坐，聊一些近况。说话间，我发现，以前的她被京都彻底改变了，以前的温文尔雅在纷繁的京都以及个人生存之中面目全非，说起话来，比我在乡村听到的乡骂还要直白，令人面红耳赤。我惊诧于生活本身对人本性的某种篡改，也惊诧于一个单位对一个容身之人的无情塑造。

 

　　果然不出所料，一顿酒饭后，我和她漫长的通信时光就此终结。尽管很多年来毫无音讯，但每一想到或看到、驾临北京，我就会想起她。

 

　　其实和她之间毫无暧昧。尽管有时候的信件需要大的牛皮信封来装载，小信封每次也都如怀孕少妇，把肚子挺得不可一世。那些信件，我似乎还有一些。其中都是关于文学和读书的种种感觉，还有两个人在异地的生活情态，更多的似乎是对这个世界、人和个人的种种装模作样的看法，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节外生枝的意思。

 

　　我清楚记得，那一次的北京，当我走出金台西路时候，冬天的夜色乌鸦叫喊，华灯把干硬的柏油路面弄得毫无人性。到美术馆和韬奋图书中心买了一些书，我打车去了火车南站。那个地方给我的感觉比黑夜更黑。买到回老家的车票，已是凌晨了。当我站在绿皮火车呵气如雾的车窗前，看到北京一截截后退，逐渐被华北平原淹没，也适才觉得，北京永远都是别人的，尽管她是我的首都，甚至，北京最幽秘角落的一粒尘埃，也都写着我的名字。但我知道，我永远不属于这个庞大都市，她的傲慢、仓皇、自恃和脆弱，在我内心里滋味交加，持续多年。

 

　　以上所说，是1993年冬天发生的事情。自此之后，我极少来北京，即使回家，也都走陇海线。在我个人意识当中，很明显地感觉到北京于我有一种极端生硬不适的东西，不是在胃里，而是在精神之间。我也觉得，大地及其所有生命都是同等的，而生命的本质又相互排斥，即使你最近的地方，哪怕触手可摸，她对外来者仍旧是排斥的。当然，这种排斥既是人为的，不是那里的人故意为之的。说到底，还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微薄甚至卑贱造成的。人永远对高于自己的人采取一种仰望的态度。

 

　　因此，从兰新铁路到陇海线，再京广，这条铁路线构成了我多年往返家乡与异乡的唯一通道。沿途的城市，尤其地貌，我再熟悉不过，也还充满好奇。我总是想，大地多么繁复，此地和他地，一山一水之隔，便就有着不同的气候和样貌。这就像一方地域与另一方地域之间的些许区别，就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大地的本质雷同，而大地之上的生命个体却都如此深邃和丰富。

 

　　如此差不多十年，我多次在郑州转车。郑州，也是一个叫人爱不起的城市，这一点她和北京相像。两者的共同点是满面冷漠，但郑州却不具备北京的自恃和傲慢，还有堂皇之下的脆弱，取而代之的是粗鄙、简陋，无所不在的狐疑与惊恐。

 

　　此后，我多年不曾涉足北京。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当中，时间久了，北京于我而言就只是一个名词和地理位置。如果说还有联系，一是各种间接的公文和命令，以及发源于那里的各种信息；二是个人之间的信件往来，单一而且纯粹。三是电话，基本上是告知稿子用和不用，偶尔夹杂着一些谦卑和热切。

 

　　这样的感觉和认知一直到2000年，后来的几年时间，我带着妻子、怀孕的妻子和已经出生的儿子，每年都要走一个来回。这时候，北京的朋友渐渐多了。熟悉的， 不熟悉的，在不同时间晤面。吃饭喝酒，说一些各自关心的话题。然后分开。尽管如此，一个异地者处身京都的微渺与自卑，无所适从和惶惑惶然感觉依旧浓重。在我内心里，总认为北京是他们的，不是我的，是大地的，也是人所共有共享的，但却对我例外。因为，在人类庞大的社会构成与思维观念当中，一个人没有足够的资本，要想令一座城市为自己卷起一粒尘埃，或者稍微撇一下眼睛，无异于猴子捞月、天方夜谭。

 

　　因此，我固执以为，尽管这样那样，白字黑字和口头语言说得好，在本质上，北京仍旧是他人的，与我这样一个农民子弟毫无关系，即使我成为堂而皇之的公民，甚至这个时代的某一种显赫的人，北京依旧是别人的。这种认知让我感到羞愧而又理直气壮，既有不安也还有一种无望的雄心。可我知道，这些都是世俗的，尽管可以用理想主义作为外在包装。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击灭理想的时代。几乎每个时代都是如此。作为个人，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远比谈论理想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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