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我出庭的两起离婚案

     那是1988年的5月一天的中午，设计院正在举行一场篮球赛。这是一场50岁以上的老年女子篮球赛。说起来，那哪里是篮球体育比赛？活像是两组“抢球”对抗赛，一看服装就不正规：设计一室的队员都把外边的裤腿卷到膝盖上，露出里边五颜六色的衬裤，设计二室的队员把穿着的衬衣放到裤子的腰带里，以示两队的区别。

　　球赛开始了，10个50多岁的老太太，有的高大肥胖，有的矮小精干，有的连一点篮球规则都不知道，会打者也只是一知半解，那真是为着荣誉拼搏。

　　比赛的哨声一响就乱成了一团。时不时的抱球就跑，结果弄错了方向，时而为抢球四、五个人滚到一起，她们个个汗流满面，头发和汗水粘在一起，一点也看不出是一群资深的女工程技术人员在打球，活像一群泼妇在打架！场上认认真真的比赛，场下是掌声不断，笑声连连，喊声震天，有的人笑得忍无可忍，抱着肚子蹲在地上！

　　我站在球场外边，其实没有心思看这场激动人心得比赛，只是在等一室的室主任，她正是球场上一室代表队的队长黎梅荣。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的身影。下午一点半，我要代表院领导，和她一起去法院出庭她和她丈夫的离婚案。

　　自从前一个星期接到法院的传票，我的心里就没有平静过。一是上法院这是我从没经历过的事。二是那个年代离婚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天大的事，对于一个单位来讲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本想替黎主任保守这个秘密，可是传票一到收发室，消息就像一只带翅膀的小鸟一样，一个室一个室的传开了，设计院家喻户晓，议论纷纷。倒是黎梅荣自己不太在乎，每天照样上班，照样审图，照样管理室里工作。这不，下午就要出庭了，中午还带领室里老年女篮打篮球。

　　我的视线一直跟随她在场上旋转，那年已有51、2岁的黎梅荣，上身穿着一件格子衬衣，下身穿一条的确凉的裤子，裤脚挽到膝盖上，露出里边原本松紧的衬裤腿，脚上穿了双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白球鞋。尽管她年龄大，可身材还是比较好，想象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一个非常苗条的女孩子。50多岁的女人不注意乳房的健美了，她一跑起来，没戴胸罩的乳房在衣服里上下跳动，看着很累赘。她烫着头发，本来也不大会打理，那一天索性用条手绢绑在脑后，头发帘被汗水贴在脑门上，高鼻梁上的黑框眼镜也用鞋带在脑后绑了起来，她那张白净的脸泛起红晕，不时的把那张小嘴张大，好用来大口的喘气。

　　她们一室的球队里有一个会打篮球的高个陈工，1.73米以上的个子，堪称是个既高又壮的后卫，可是太胖了，有的男生在场外开玩笑说陈工胸前的两个“篮球”足有20斤，她还怎么跑得动啊？每次都是她拿到篮板球转身后交给黎梅荣，黎梅荣接球后真是满场飞，她那一招一式看上去真是有些功夫，特别是双手投蓝和三步上篮都显得训练有素。可是毕竟年龄大了，有时到手的球也会丢，投篮时该进的球也总是差一点点，在篮筐上跳跳、转一圈又出来了，每到这时她都会摇着头，遗憾地自责“哎！怨我了，再来！”

　　我一边看球，一边想起前几天为了解情况，做好他们夫妻调解工作时的情景，让我不得不为这代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感到心酸。他们都是才华横溢，事业有成，业务骨干，可在爱情上他们都是失败者，他们大半生都是在没有爱的痛苦中煎熬着。我知道他们分居已有10多年，好像没有发现对方有外遇，只是性格不合。80年代有很多问题，房子问题，子女问题，名誉问题，观念问题，让他们两个在一间屋子里过了10多年没有阳光，没有爱的日子，两个孩子一人一个，儿子由丈夫管，女儿由黎梅荣管。设计院的老职工说女儿娇娇是在设计院里长大的，常常看到她的女儿娇娇放学总是在设计室里写作业，妈妈只顾工程设计，孩子饿了就自己上食堂吃饭。从娇娇的穿戴上就能看出黎梅荣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孩子的衣服不是今天缺个扣子，就是明天有个口子，从没见过这个漂亮的女孩被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过。

　　在黎梅荣的心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她在设计院里是建筑学专业出类拔萃的建筑师，许多作品都得过大奖。对于这样一位创造完美主义作品者，可是对自己却不修边幅，不注意仪表，说话大声，对别人严厉，不讲方法，不论你是领导还是老百姓，只要她想提的意见，她都会直来直去！院里多次想提拔她成为女院长女总工，都因群众关系不好而被搁置。

　　为了做好她们的家庭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领导班子决定让我和人事处长（女）一起到黎梅荣家里走访，再到他爱人的单位和领导沟通，以免出庭时被动。

　　那天下午，我们驱车一起前往她的家，才知道她住的房子是他爱人所在单位音乐学院的。在黎梅荣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她的家，眼前的一切让我和人事处长都惊呆了，无法想像这是两个国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家，这是一间30多平米的老房子，从窗户到门口被一趟摞起的纸箱子隔开，纸箱子的口儿都是朝向各自的房间，里边装满了书，资料，图纸和衣服，一看就是当柜子用的，没有隔到头地方横放着一个笤帚，以示不得越过的界限——整个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她丈夫包老师是教声乐的，房间里有一架风琴，琴上放着一张他的照片，看得出年轻时的包老师是多么潇洒帅气！除此之外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到处堆放的书和衣服以及吃剩的饭菜。相比之下，还是比黎梅荣这边显得利索些，因为只是一个人住，儿子已上了大学。

　　黎梅荣这边显得凌乱，床头边是个桌子，支块图板，上边堆放着书和图纸，床上的被没有叠，被里被面都不能说很干净，床角堆了一堆小山般的脏衣服，整个床上没一点地方。黎梅荣看我们楞在那儿，不好意思的满脸通红，她用两只胳膊使劲一胡撸，把那堆衣服扒拉到地上，然后把被子往床里掀了掀，让我俩坐下，嘴里还不好意思的叨唠着：“不让你们来，你们偏来！连狗窝都不如的地方有什么好看的！”

　　厨房很小，水池里插满了没洗的碗，锅台上也摆着碟碗，还有没来得及吃完的菜，地下到处是菜叶和葱皮，垃圾筐里也装得满满的。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一切，我的心里如同刀绞似的疼痛，这就是两位著名知识分子的家？我丝毫没有笑话黎梅荣的意思，相反觉得她太不容易了，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感情痛苦的压力下，10多年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50岁的人还要对簿公堂解决这“绞索”般的婚姻。

　　我内心深处被感动着，对自己平时没有好好的关心他们而自责。黎梅荣这一生不知道设计了多少优秀的建筑，可却没有时间为自己好好设计设计这个家！包老师桃李满天下，他的歌声也常常响彻在辽沈的舞台上，给千家万户带来欢乐，自己内心深处却埋藏着痛苦。对于爱、对于生活，他们各自的心凉了，没有一丁点儿热情，家这个栖身之地，成为他们彼此折磨的牢笼。他们对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要求呢？唯一的就是希望组织上能帮助他们逃离苦海。在和黎梅荣谈话过后，我更加认定，这样的婚姻早该结束了。

　　从黎梅荣的家出来，我们直接到音乐学院去找包老师。在声乐系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包老师。说明了来意，包老师比较随和，苦笑着感谢组织的关心，表示“不想说黎梅荣什么，10多年了，早该离了，只是觉得离婚太难，太复杂，我们又都忙，再加上观念问题，只是彼此煎熬着，这次是我起诉的，我要自己革命了！希望领导支持我们，解放我们！拜托了！”他拱手弯腰，看到他那渴望的眼神，看到他已经不再像照片上那样潇洒英俊，已经花白的长发依然很时尚，西装依然很笔挺，可生活留下痛苦的年轮也依然刻在了脸上。

　　突然一声哨响打破我的沉思，我在散场的人群中寻找着黎梅荣。老远的我就喊：“黎主任！”她笑着跑过来，一边摆手一边说：“小书记，看见了吧，我们室赢了！真是老了，好多球都让我丢了！”看得出来，黎梅荣还沉浸在比赛胜利的兴奋中。我不好意思马上打破她的快乐，也应付说：“黎主任你太棒了，一看就是有功底的！”黎主任不好意思的笑了，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的、不参加任何添加剂的笑，脸上渗透出都是当年少女般的幸福。

　　我小心地说：“黎主任，车准备好了，我们该到法院去了！”黎梅荣的那张笑脸所有的配置立刻集结，像紧急集合似的严肃起来，乌云和痛苦笼罩起原本快乐的脸。黎梅荣不再说话，解下绑着眼镜的鞋带，把头发散落下来，把膝盖上的裤腿放下来，我们两个一起走向去法院的车子。

　　由于双方领导的意见一致，两个当事人意见相同，也没有任何财产纠纷，法院很快的做了离婚判决。走出法院的这对曾经的夫妻，分别和我们握手道谢时，我看到他们脸上十几年的乌云散了，微笑也带有几分轻松。我的心也如释重负，默默地祝福他们，今后过好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幸福。

      改革开放之前，不能说“离婚”两个字，好像这两个字包含太多的内涵，如政治、作风、人品和难以启齿的家丑，很多过不下去的夫妻就是想离婚也有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最后在痛苦中煎熬着。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开放了，那个年代，离婚突然成为一种时尚、离起来也似乎变得简单。

      传达室又接到了第二张传票，我院一位姓牛的水暖工程师把自己的妻子告上法庭。这一次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工程师是一厢情愿非离不可，可女方却死活不离婚。

　　我对这个牛工以前不太了解，听说人有些古怪，很难接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既要晓之以理，又要动之以情，直来直去是不行的。时间又紧，距开庭只剩几天了，代表单位出庭的事又一次落在我身上，班子领导的理由是：“小书记打离婚官司有经验。”

　　这也是党的工作啊，何况关系到一个家庭，两个人的幸福，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弄清情况，我只好先去了解他的同学，我们院里的阎副院长，听说大学里他们还曾经在一个宿舍里。阎院长讲，牛工叫牛丰隆，天津大学毕业，喜欢研究红学，对《红楼梦》这本书差不多能倒背如流。这人爱干净近乎洁癖，他总是喜欢穿白裤子格西服，即使冬天也是如此，头发总是疏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牛丰隆长得一般，小眼睛长挂脸，但是很自傲，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很合群。他爱人是联营公司的服务员，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人长得还算可以，大眼睛双眼皮，圆圆的脸上总是堆着笑容。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长得什么都像妈妈，小姑娘却长得和爸爸一摸一样，连性格都像从爸爸那复制下来的。

　　牛工那年也有50岁了，比妻子小陈大8岁。孩子都10来岁了又要离婚。我找到他时，他非常强硬：“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性格不合，过不下去了就离。”第一次谈话失败了，我知道做好牛工的工作不是那么简单。

　　我又找到小陈，谈了两个多小时。尽管是一面之词，也对牛工有了完整的了解。小陈留了不少的眼泪，诉说着她和牛丰隆从恋爱到结婚，从有了两个孩子说到日常的锅碗瓢盆，从两个人学历和性格的差异说到牛工今天的新欢。她还拿出偷拍的照片——是80年代牛工在刚刚兴起的舞场里相识的舞伴，一个时尚的单身女郎，让一个痴情的书生拜倒在石榴裙下。但是爽快的小陈也说出自己对牛工的爱，为了挽回自己的婚姻，她愿意原谅牛工，愿意收敛自己的个性和习惯，因为她不能让两个可爱的女儿没有爸爸，更不能让孩子的心灵受到伤害。我立场的砝码自从这次谈话之后偏向了小陈，我从内心希望这个家庭重新和好，下决心把两个人的心重新捏到一起。

　　出庭的日子到了，在法庭上小陈陈诉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还爱着牛丰隆，不同意离婚。牛丰隆原以为，上了法庭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没想到法官的态度倾向小陈不予判决，要求双方单位对当事人进行庭外调解。

　　牛丰隆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情绪急剧变化，当晚就将行李搬到设计室里，还把自己决定分管的小女儿也带到设计室同住。一时间院里上下议论纷纷，总务科也找到院长要求牛工搬出设计院，多次谈话均没效果，牛工一意孤行的在设计院里过起了日子。每天，他早上送女儿上学，下班带女儿在食堂或街上吃饭，晚上在设计室边加班边辅导女儿完成作业，睡觉时把放在卷柜顶上的行李打开铺在地板上。好在六七月的天气还算照顾他们父女俩，小陈时不时的给他送来饺子、烙饼——理由是看女儿的，他也跟着借了光。

　　在此期间，院里各有关部门分别和牛丰隆都谈过话，软硬兼施都不起作用，怎么办？时间一晃就过去1个多月了，为了让他们和好，更重要的是不能开这个闹离婚就住在院里的先河。

　　我一方面让小陈不断的感化他，一方面想尽办法和牛工拉近关系。比如讲党课说到《红楼梦》，我就向他请教，那一次足足让他兴奋一回，我却只字不提他家的事，还有一次院里搞围棋比赛，他没有报名，我一定要他参加，他推脱要接女儿，要领女儿带到院外吃饭，我包揽了带他女儿的事，并带他女儿回小陈那里吃了饭，孩子非常高兴。可我把孩子还给他时还是只字不提，仍然表示沉默，但是我相信他，一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不会无动于衷的。

　　五月节的时候我让小陈找他，说：“在家里请院里领导吃个饭，即使离婚也要感谢这段时间院里领导为我们家操了不少的心。”我和小陈说“：只是吃顿饭让他感到家的温暖，我们不会提你们的事。”那天在他的家里，他像主人一样招待了我和他的同学阎副院长，两个孩子特别高兴。我们谈话的主题就是《红楼梦》。我借此谈了喜欢薛宝钗的观点：“过日子还是要选薛宝钗，健康豁达（意思是他们家的小陈有点像），林黛玉虽然知书达理，琴棋书画，大家闺秀，做朋友当画看比较合适，可天长地久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就不行了，首先就是不健康啊！牛工你说对不对？”

　　牛工很敏感只是点点头的默许，不再讲话了。那顿饭吃得还算达到目的，可吃完了饭牛工又和我们一起回了设计院。路上，他的老同学院阎副院长又语重心长的劝了他，我却没说一句话。

　　几个回合下来，牛工看来是可以接受我的，于是我约了牛工要好好和他谈谈，牛工如约而至。

　　那是国庆节的前一个晚上，我又让小陈做了一顿晚餐在家等着他，这边阎院长在办公室等着，我要和他一起把牛工送回家。计划是美好的，可不知道实施起来是不是顺利？但是我坚信水到渠成，我们会重新把这两颗心捏到一起的。在书记办公室里，我和牛工面对面的坐着，开始我还心平气和的和他讲，希望他在今天搬回去，为了孩子为了家。也讲了小陈对他的爱，和当初他们的爱情故事，以及两个可爱的女儿。可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意见，不回去！我看说出多少道理都没用，干脆也不客气了！我站了起来开始向牛丰隆“开炮”了，“牛工，做兄妹你比我大10多岁，做朋友你也是应该关照我的，可是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家，为了你的两个女儿能有个爸爸，为了帮助爱你的小陈能找回她的丈夫，我们想了多少办法操了多少心？明天就是国庆节，两个孩子都在家里眼巴巴的等着你回去！可是你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想想，难道你真的走进那梦中红楼无法走出来吗？跳几次舞，唱几首歌就要拆散个家？就让孩子没有爸爸，十几年的夫妻说散就要散，难道一个认识几个月的舞伴就能给孩子当好后妈，就能和你天长地久吗？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责任，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为别人活着，是为亲人活着！只是为一己之利，为眼前之乐活着，那还算是个男人吗？牛工，我承认你很优秀，你很有才华，我在这段时间和你接触也深深地敬重你，可是一个好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不仅仅是这些，你让我瞧不起的是你没有责任感，太自私！”

　　我只顾自己说着，没想到牛丰隆趴在桌子上呜呜的哭起来。一个大男人的哭声惊天动地，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跑到阎院长的办公室把牛工哭了的事告诉他。阎院长听了哈哈大笑说：“小泥儿，真有你的，成了！今天牛丰隆一定能回家了。”我们找了后勤的小伙子把牛工的行李扛上车，阎院长说：“老牛，行了，我和小书记一起送你回家，小陈做了一桌子菜等你呢。好好过日子吧！为了孩子，也为了你自己，不是我说你，可别一山望着一山高，除了小陈把你当个宝，谁还拿你当回事？”

　　一进家门，两个女儿扑上来喊着爸爸，小陈哭了，牛丰隆也哭了。一切都用眼泪说话，两颗心像两个面团似的，让我们揉来揉去终于又捏到了一起。

　　那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门突然被推开了，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牛丰隆和小陈两口子。牛丰隆不好意思的拿出一袋海米说是回兴城老家特意给我带来的，让我无论如何要收下。那时候还不太时兴“腐败”，一袋海米还了得，拿了就是受贿，又是在办公室，真是吓得我不行。我义正辞严地让他们拿回去，弄得牛工满脸通红！这时候小陈说话了：“小书记，你收下吧！为了感谢你，为了送你这袋海米，我家老牛比你还不好意思，想了好长时间才到你办公室来的，害怕别人看到，他是个老实人只想感谢你，没有别的意思，你要真不收，让他怎么走出这个办公室啊？”

　　我只能接过那袋海米，说了一句：“牛工、小陈，海米我收下了，谢谢你们！”

　　看着他们双双转身离去，我心里真有一种十分幸福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意外“受贿”？我看着这袋海米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