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里的回忆
每次回故乡，我总要打电话问开歌舞厅的同学毕隆，晚上有没有二中的同学在他那里相聚。我曾在蒲圻二中学习了二年半、五个学期，那从青涩迷惘走向花季雨季的记忆，美丽而隽永，像甘醇的美酒，拂润着我的心灵。尽管我不会跳舞，歌喉也不咋的，但和当年的同学在一起，那被《同桌的你》《相逢是首歌》的歌声牵出的记忆，那飘逸的思绪，恍若已回到曾经的那段时光。
一
进入二中读书，是1979年的春节后。那年，迎新的鞭炮刚刚炸响，爷爷就向全家宣布了一个令我高兴不已的消息：送我去县城继续读高中。对于我来说，这不啻于天大的喜讯。
其实，我在1978年就已经高中毕业。当年，我所在的新店中学理科快班剃了光头：没有一人考取大学。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长期挖山栽树、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根本没有学到多少知识，而且大学录取率也才百分之四，加上高中生不能报考中专，剃光头也在情理之中。为了跳出农门吃皇粮，不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身力气百身汗”，我参加了当年的征兵体检，期冀当兵提干，摆脱农民的身份。却因个子不高、年龄不满16岁，被拒之门外。现在，有了这个继续读书的机会，心里自然甜滋滋的。
去县城的路上，70多岁的奶奶告诉我，我去就读的学校，叫蒲圻县城关镇中学。她还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我家现在居住的小山村，是五世祖的居住地，后六世祖迁居赤壁车埠茅山横岗庄唐家，十一世祖时移居蒲圻县城东门。到了他们那一代，全都住在县城的一条龙街。日本飞机1938年10月24日轰炸粤汉铁路的蒲圻铁路桥后，开火车的爷爷带着全家，包括我一位没有生育的徐姓奶奶，几经磨难，才定居那里。除他们外，我家的亲戚基本都住在城里。我之所以能到城里读书，是爷爷给从桂家畈中学调到城关镇中学当老师的徐家奶奶的弟弟、我的舅爷爷徐康民写了封信，诉说了我在农村的劳作之苦，舅爷爷找到学校领导，答应插班，才有了我实现梦想，进城读书的机会。
二
我的小学和高中一年级上学期，都是在湖南度过的。但无论是在湖南或是在湖北，我所在的小学、初中或高中，都地处农村或乡镇。除少部分同学是吃商品粮的，大多都是农村的孩子。而二中则不一样，学生主要是县城各机关单位和城关镇居民及附近菜农的子弟，农村户口的孩子较少。
二中位于城区的体育路（现改名金鸡山路），1974年才创办，以前是所初级中学。1978年秋季以后，随着全县各公社设立高中，城关镇中学也办起了高中。由于县城里一下有了两所高中，原来的蒲圻中学就改名蒲圻县第一中学，城关镇中学则改名蒲圻县第二中学。1986年5月，国务院批准蒲圻撤县设市，改名为蒲圻市第二中学。1998年6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批复同意蒲圻市更名为赤壁市，改名为赤壁市第二中学。1999年，更名赤壁市实验中学，复为初级中学。
学校背靠一座不高的小山，山后是京广复线，正前方隔县体育馆和新华书店，便是体育路的街道；左边，是修学校时挖的陡峭的土炕，紧挨军工企业四四六厂的货场；右边，是县日用电器厂的围墙。学校当时只有五、六栋一层的教室，和一栋好像是两层的红砖红瓦教工宿舍。进出学校的路，是体育馆旁边那条填起来的大路，也是现在惟一能进入学校的路。另外，还有二个小口子。一个位于基本停产的县日用电器厂，由于围墙拆了，有一条小路直通车站路的大街，有些同学就从此经过。另一个在靠近日用电器厂和邻近山角的右上角拐角处，有个直通京汉铁路的缺口，好多不愿绕道图路近、喜欢在铁路上溜来达去的同学、包括我在内，几乎都选择从此进出。我当时借住在东门的表姑、也就是我奶奶的侄女家。从东门走南门再上铁路，不但路近，还能感受南门那段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和古城门蕴藏的文化韵味，可谓一举二得。
我进二中时，全校只有三个年级：初一、初二、高一。我插班在高一班，语文老师是我的舅爷爷徐康民。在学校，我仅在举手发言时喊过他“老师”，平常都是按辈份叫他舅爷爷。我在小学、初中和新店高中读书时，语文成绩都比较突出，在二中也不例外，舅爷爷经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解读。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戴着一圈一圈像锅底一样的高度近视镜，把我写春节轶事的第一篇作文凑在他的眼镜前大声朗读的情景。数学老师邹炳元，是湖南人，讲课也是一口变了调的湖南口音，也戴着近视镜，身材比较廋小。邹老师的儿子和我们同届，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邹个把儿”。物理老师谢从江，是本地神山人，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政治老师周理珍，是武汉人，后来去了地区党校任教。化学老师叫张日贵，瘦高个，印象不是很深。
当时的高一年级，有三个班，教室挨教室，学生们虽然不同班，但有的是初中、甚至小学的同学，彼此走得很近。我虽在一班，却也认识了不少二班和三班的同学。男同学中，我能记得起名字的，有朱秋明、龚诚、黄光瑞、毕隆、毕方伟、刘国雄、刘明星、熊学华、刘亚军、廖安平、高平、徐柳林、石和平、石奇、黄秀蒲、陈正良、魏东林、蒋立安、马红刚、周步云、谢群凡、向春贵、饶和平、饶勇、余海涛、倪满文、涂陆林、杜志文、欧阳辉、陈新华、雷子武、覃伟、方汉舟、王建国、王启华、吴时明等。
那时，男生和女生是不说话的，但班长范耀良是女生，通过班上比较活跃的丁朝红、丁兆、潘翠婷、石晓华、石茜等几位女生，我又认识和记住了肖若莉、魏芬芳、应娟霞、邓甘露、瞿海湖、朱珠、
谢英、定四华、赵秋霞、吴爱秋、王汝平、龚明霞、彭艳平、肖艳华、许丽华、龙玉珍、李银莲、李萍、徐再霞、詹萍芳、马小娣、吴玉清、邹晓霞、缪友春等女同学的名字。
虽说当时同桌的男女生之间互划“三八线”，但私底下却有交往。据说，毕隆和熊学华，都曾有过青春的躁动。只是，时过境迁，随着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尔后成家立业，联系甚少。30多年前经常在一起玩、较为要好的同学的名字，有的已被淡忘。有时，行走在故乡的街道或某个场合，听到一声亲切的呼唤，望着似曾相识的面容，却叫不出名字。那情景，别提有多尴尬。直到对方说，我们是同学，叫某某，某年在某某学校某某班一起读书，这才有了清晰的回忆。
三
虽然我比当时二中的同学高两届，但个头并不高，被安排在第二组的第二桌。
我的第一位同桌，叫朱秋明，家住当时的荆泉公社泉门大队，虽地处中国最大的纺织联合企业蒲圻纺织总厂，却和我一样是农村户口。1980年7月我们从二中毕业后，我和同学龚诚还去过他家。没想到，1981年9月我进一中复读，我们竟成了同铺兄弟。记得有一天我和朱秋明坐在二层的铁架床下铺闲聊，我们一中复读班体重差不多是我两倍的同学卢小高，刚爬到上铺睡下，只听得“咔嚓”一声，床垮了下来，吓得我们俩胆战心惊，赶紧往外跑。自朱秋明考取武汉的一所纺织学校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据说，他毕业后在蒲纺上班，企业改制后去了别的地方。
龚诚的家住在西街，父亲叫龚益辉，我叫他“龚伯伯”。龚伯伯原在文化系统工作，对蒲圻著名的历史人物张开东有过研究。那时，龚伯伯被打成右派刚解放不久，龚诚的母亲还没有工作，在家里靠给人糊纸盒什么的补贴生计。龚伯伯曾和我奶奶最小的弟弟一起，在新店、洪山、益阳一带放电影，多次到我家吃过饭。龚诚那时上学，也都会弯一点路，到东门约我一同去学校。前几年，龚诚到海南时带来了龚伯伯自费编印的《海岳游人张开东》，说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完善那本书并公开出版。我当即表示，这是好事，若需要我帮忙，义不容辞。
印象中，总觉得龚伯伯对我存有偏见。那年，龚诚家在西街砌一栋三层的房子，我去帮忙做了几天小工。几天后，龚伯伯叫住我和龚诚，抹面无情地叫龚诚不要和我来往，说怕我把他带坏了。这话，当时令我特别的不爽。我一个未见世面、啥都不懂的农村孩子，如何能带坏一个见多识广、古灵精怪的城里孩子？不过，这些并未影响我和龚诚之间的友情。
龚诚从湖北省建材学校毕业后分到黄石白水泥厂工作时，说老家的竹子多，做的竹躺椅舒适、惬意，我便买了一个搭便车给他送去。1996年下半年，我也曾因意外，到他那里去过。那次，我乘下午从鄂州开往咸宁长途车，在黄石铁山附近遭遇意外，整车翻倒在路旁的水沟里，全车人都淹在水中。大家奋力挣扎出来后，一个个湿漉漉地坐在路旁。我见车便拦，将他们分别送走。最后，实在是没有过路的车了，司机就带着我们剩下的几人，到事发地点附近一家不认识的村民家烤火。那家人很同情我们，知道大家没有吃饭，立即下面条为我们充饥。半夜，咸宁汽运公司的车来了，把我们安排在铁山的一家旅店休息。第二天上午，我将车祸情况向黄石电台报料之后，发现接我们的车开走了。无奈之下，只好到地处铁山的黄石四医院的一位远房亲戚家，将身上的衣服洗干净。想起龚诚在黄石，我在亲戚家呆了一天，等衣服干了之后就去找他。当时，我有位一中同学在黄石的湖北师范学院读大学，认识的文学评论家程光炜也在那所大学任教，就与龚诚一起去拜访他们。回龚诚工厂的路上，我们乘坐的两节公汽经过一段有下坡公路对着的路段时，一辆装满煤炭的汽车从坡上呼啸而下，撞上了公汽中部的链接处。龚诚调侃我说：“水淹不死你，车也撞不死你，看来你要成精了。”
龚诚结婚前调回了蒲圻，在电影公司上班。我住在北街时，因两家相距不到100米，经常带着前妻和孩子去他家。电影公司改制后，他去湖南张家界发展，开了一家叫“武陵源”的书店，仅靠出售张家界的风光画册和光碟，就赚了不少钱。2002年，他带着老婆孩子来海南旅游，还在我家住了几天。2004年，他想借鉴张家界的做法，出版海南旅游画册，在他自己赚钱的同时，帮我一把，让我也发家致富。没想到，海南和张家界的旅游，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销售情况差得出乎意料，他为此亏了不少钱。想起来，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四
随着身体的发育，个头的抽高，我被换座到后排。于是，我就有了在二中的第二个同桌－－黄光瑞。
黄光瑞祖籍新店，出生在县城。或许是这个原因，不大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他，却和我的关系特别融洽，也特别关照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同学。他属于孤言寡语、憨厚老实、没有心计，不惹是生非的那种人，不管是我后来继续读书，还是在工厂上班，遇上高兴的事他就与我分享，郁闷的时候就找我倾诉。他带我先后去他父母在县纺织品公司和县供销社住过的家。他成家后自己的小家，我也去过几次。记忆中，他母亲做的“糖醋排骨”特别好吃。第一次吃，是我在一中复读时，到他住在县纺织品公司的家。那又酥又甜的味道，吃起来骨头不粘一丝肉星的享受，令我至今难忘。
由于我长年在外，加上那个时候的通讯不发达，许多同学几年不见面，就有可能失去联系。我到海南后，回家乡的时间比较少，有次逛供销商场，偶然发现黄光瑞在那里卖电器。供销商场被私人承包后，供销系统的职工自谋生路，也就没有了他的消息。直到2015年春节前回赤壁，我向那些卖电器的私人老板打听，才知道他开了一家较有规模的电器店，也如愿地见到了他。由于他毕业后鲜与同学来往，说起过去的同学，他记得名字的竟没有我记得的多。现在，他事业有成，还当了爷爷，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五
在二中80届的同学中，与我关系较为特殊的，是经常参与和组织现在的二中同学聚会、外出旅游并提供经济支持的毕隆。
毕隆是个摄影迷，读书时就经常背着个相机，带着一大帮男女同学到处游山逛水，把一个个弄得神魂颠倒的花季雨季神情摄进镜头。他从东航部队复员后，最初在蒲圻纺织总厂的一个分厂搞宣传，每天挎着个相机，神气十足。1985年，第二届“赤壁诗会”在蒲圻召开时，我随原作协湖北分会主席骆文、著名诗人叶文福等众多全国文学界知名大腕去过他们分厂，他那时就负责拍照。后来，他干脆辞去公职，在县水利局门口租了个门面，开起了“红蜻蜓”照相馆。1988年，我从云南麻栗坡回来后，曾在他的照相馆冲洗了一张我最为得意的照片：头戴钢盔、嘴咬匕首，握着手枪趴在草丛中。可惜，它和我所有在麻栗坡照的照片一样，受潮了。我只能靠记忆，去回味过去的硝烟弥漫岁月。随着他越来越精湛的技术，完善的设备和良好的信誉，生意越做越大。不到几年，毕隆在财政局的对面盖起了一栋五层楼的摄影大楼。2000年我回湖北编《湖北旅游指南》一书，还专门将他的影楼作为旅游景点推介。
我与毕隆之间的特殊关系，还源于他的父亲。
1989年，报社要编辑一部反映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的书，我受命采访湖北二轻系统的优秀企业家－－蒲圻县绣衣厂厂长毕澹。在随毕厂长和厂里的书记、副厂长一起走进毕厂长位于板桥路的家时，忽然发现毕隆站在台阶上。我好奇地问：“你怎么也在这里？”毕隆一下子被我问懵了，好半天才回答：“我不在这里在哪里？这是我家呀！”见我和毕隆是同学，绣衣厂党支部书记王克明是我的新店老乡，见状故意说：“你得做毕厂长的干儿子才行。不然，我做主不让毕厂长接受你的采访。”其他领导也跟着一齐起哄：“认干爹！认干爹！”这是我人生中惟一认的一个干爹。1992年，我意到南方发展，恰好干爹被聘到深圳工作。我去南方找他时，他却又被东莞请了过去。在东莞，他给我介绍了几个媒体，但人家需要懂粤语的。无奈，我只好赴海南，寻找机会。好在老天垂青，虽当年没有留在海南，却在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来到海南后，长久地留在了海南。每次回故乡，我都会买一些礼物去看他老人家。尽管他已年过八十，也已戒烟戒酒，但当我们父子相聚，仍要陪我抽上一、二支烟，喝个二、三两酒。还无不骄傲地向别人炫耀：“这是毕隆的同学，也是我的干儿子，现是海南一家杂志的总编。”
在我们班上，毕隆还有个老家在神山的家门，叫毕方伟。当年在武汉工作时，曾到粮食局属下的陆水油厂采访，意外发现毕方伟、一位叫瞿海湖的女同学，在那个厂工作。毕方伟的爱人汪红英，没有在二中读书，却和二中的许多学生，是初中或小学的同学。她在蒲圻中国银行上班时，曾被派到海南工作，我们还在海南一起聚过。有一年我回老家去她家，听毕方伟说，瞿海湖在一次意外中身亡，英年早逝，太可惜了。
六
和毕隆、毕方伟一样，同是是神山人的，还有刘国雄。
刘国雄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当时的个子虽不高，成绩却在我们班上出类拔萃，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后任市教育局副局长兼一中校长。2002年暑假，他和老婆孩子到海南旅游，玩笑地对我说：“一中一直瞧不起二中，没想到我这个二中的学生，居然当上了一中的校长。”那年我回老家，刚好毕隆在陆水湖里买了一个小岛搞旅游开发，刘国雄邀了一帮同学到那个岛上陪我玩。
每年的暑假，是刘国雄避难的日子，全市有很多人或打电话或递条子或亲自上门，千方百计想把孩子弄进一中读书。由于找的人太多，其中不少还是领导，而他又不能违反规定，只好关掉手机躲起来。但他给了我他家的座机号，只要是我打的电话，即便没有接到，过后他也会回电给我。2005年暑假，我儿子初中毕业，朋友们都说：“你同学在一中当校长，你的孩子上一中肯定没问题。”我知道儿子的考试分数离一中的录取线太多，有自知之明，也不想让他太为难，就请他帮忙想办法，让儿子到蒲圻高中就读。后来，我想请曾在二中教过我们的老师一起聚聚，刘国雄爽快地答应帮我联系。不巧的是，北京一所中学请他去当校长，他当时正在办理全家到北京定居的相关手续。在我即将登上高铁去长沙乘机时，他的电话来了，说刚从北京回来，准备安排我和老师们见面，得知我将回海南，只好说等下次。这一等，就是十多年，也不知当年二中的老师，还有几个健在。也不知什么时候，可以还愿去看看教我们知识和为人的良师。
2016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刘国雄打来电话，说廖安平到北京办事，他们正和丁朝红在一起，叫我有时间也去北京转转。随部队去老山之前，我曾到过北京，一晃快30年，真的挺怀念北京。当然。怀念的还有这些一直没有忘记同窗情谊的同学，承载青葱岁月的校园，绽放纯真无瑕的笑颜，流动青春往事的记忆。
刘国雄有个堂兄弟，叫刘明星。
刘明星和我不同班，但由于经常来我们一班找他的堂兄刘国雄，也就熟识了。刘明星毕业后在县石油公司工作，也曾被公司派到海南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我们在海南失之交臂，无缘会面。后来，他下海经商，回赤壁在广电新村开了一家规模挺大的酒楼。那年回老家，刘国雄还借他的宝地接待过我。
2014年11月8日，我应邀回故乡参加首届中华“赤壁砖茶杯”诗文大奖赛颁奖仪式。9日早餐后，我们参会的代表在住宿的赤壁新九龙大酒店等待接去颁奖现场的交通车时，爱人叫我去开水间往茶杯里灌水泡茶，突遇刘明星。猛然在开水间偶遇，我下意识地问他：“这个酒店是你开的吗？”刘明星得知我来开会的，就说：“是啊。好几年不见了。你肯定很多年没有见到二中的同学了吧？晚上我来安排，叫上几个与你关系好的同学在我这里聚聚。”因当天晚上是赤壁市委宣传部接待，就改在10日晚上。那天，刘明星邀到了欧阳辉、雷子武、刘亚军、杜志文、凃陆林、肖艳华、徐金水等同学。大家集聚在他的新九龙酒店，真情徜徉，畅谈尘封在心底里的往事，曾经的老师和没有到场的同学，醉在浓浓的同学情谊中。话匣子一打开，那温馨的永恒记忆，似乎悄然回转。
2015年春节后，我还在老家没有回海南，刘明星说准备带他母亲到海南旅游，藉此给为母亲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我给爱人打了个电话，爱人也安排妥了。但到了那天，爱人娘家突发事况，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接待。此事，挺亏欠刘明星的。
七
我们二中80届的那帮高中同学，基本上都只有15、16岁，处于发育阶段。用赤壁话说，叫“糙子伢”。大伙的个子，普通都不高，身材高大魁梧的，基本没有。虽说是叛逆的年龄，大多安分守纪，没有一人做过出格的事。
家住碳素厂的周步云，小名叫二元。个子不高，矮矮墩墩，脸圆圆的，特别喜欢笑，也特别爱打闹，但从不惹是生非，现在是一家驾校的教练。刘明星请我和二中的同学的那次，他抽不时间，也就失去了见面的机会。
长得眉目清秀的廖安平，身体较单薄，朴实勤奋，身上没有半点城里伢的优越感。有一年在城里的街上碰到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的名字是廖勇安。正在诧异，他解释说改了名字。他现在给自己打工，企业做得很红火。
家住搬运公司的杜志文，父亲是公司的经理。因弟弟当兵年龄不到，就用他的年龄入伍，他只好和弟弟互换名字，叫杜志伟。他先在县交通局设在县城的交通运政稽查部门工作，后调官塘镇，再调回县城。大约是1989年，我到官塘镇采访，正好他在官塘交通运政工作，就特地去他那里转了转。调回县城后再次遇到他，正逢一帮二中的同学约好去交警大队玩，他就把我也捎上了。那是我毕业后，第一次与二中的同学聚会。
陈正良的外号，叫博士。他学习十分刻苦，大家都在玩时，他却躲在一边啃书本。同学们据此，给他取名博士。陈新华来海南时告诉我，由于陈正良为人实在，正直善良，信誉度高，在湖南岳阳的事业红红火火、风生水起。
覃伟是教师子弟，有着良好的家教，从来都是规规矩矩，他后来和母亲一样当了教师，在二中教书。
同样身体单薄的方汉舟，后来做起了服装生意。记得我在一中复读时的一天傍晚，借在县医院工作亲戚的自行车练车，在出一中门口向一桥方向的斜坡地段，看到几个人在路上走，一时慌了神，也不知道捏刹车，只是一个劲地喊他们让路。但那几个人正有说有笑，根本没有听到我的喊声。结果，前轮直接插进一个人的双腿中。那人吓了一跳，抬起头来一脸的怒气，正准备骂人，发现是我，只说了一句：“怎么这样不小心？”此人，正是方汉舟。我赔礼说，第一次学自行车，神经高度紧张。方汉舟指点我：“一桥下面的县机关幼儿园场子大，里面还有几棵大树，可以依靠树练习上下车。”那一夜，我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跤，硬是把自行车学会了。
这届同学中，惟一和我成为同事的，是石和平。虽然他的哥哥是我们厂的副厂长，但他照样踏实工作，深受工友喜欢。我们当时的宿舍同在二楼，中间只隔几个门，有事没事，我们相互串串门。
石奇那个时候应该叫石大可，可能是觉得大可的名字太土，就把两个字叠了起来。
家住工商银行的欧阳辉，个头比一般的同学显得稍微高一些，长得也很清瘦，成绩虽不特别优秀，却也不甘落后，现在人行上班。他的哥哥欧阳明，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在一中复读时，明明哥就在中央级的刊物上发表了作品。八十年代初，我就认识明明哥，他在新店农行上班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还和当时的新店文化站站长、后任文物局副局长的郑斌大哥办过《春鱼》文学报。明明哥为了心中的诗神缪斯，在外漂泊8年之久，视打工仔为亲人，替他们呼吁、呐喊。最终功成名就，成为赤壁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家住北街的雷子武，和我后来成了对面邻居。他的哥哥雷子明，是我钦佩的军旅作家。雷子明是赤壁的骄傲，有40多部（首）作品获全军、全国级奖励。我发起创办《莼川周报》时，曾专程去武汉拜访过他。
同样住在北街的，还有外号“蛮子”的谢群凡。去年相遇毕隆的歌舞厅，我看着他脸熟，却忘记了名字，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是蛮子，忘记啦？”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毕业快40年了，好多同学的名字真的记不起来了。”
家住烟草局的刘亚军，比大多同学显得要魁梧一些，属于不喜欢张扬的那种。那年，我采访时偶遇烟草局的刘国荣副局长，得知刘局创作颇丰，还出过书，是一名作家，极为崇拜。在刘局的盛情邀请下，我陪刘局在他家小酌几杯。午休时，刘亚军走了进来。那情景，与到毕隆家如同一辙。此时，我才知道，刘局是刘亚军的父亲。
说实话，我在二中读书时，同学之间没有名利的杂质，也没有物欲的浊流，只有纯真的同学情谊。知道有些同学的父母是政府机关或企业的领导，还只是偶然。
家住城隍街的陈新华，和我同龄，家庭遭遇也大致相似。
新中国成立以前，陈新华的家境较好，但到了“文革”期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全家下放到了农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家落实政策返城。毕业那年，他入伍到了广西桂平，但新兵训练却在海南的大致坡。后来，他从海军变成了武警，成了蒲纺的武警消防中队消防员，转业后进了建设银行。在他当上建设银行岳阳某区分行副行长的人生巅峰期，他竟下海经商。也许，这是他的华丽转身。现在，他经营的事业也如日中天，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2015年，他来海南开会，打电话叫我去他住的酒店相聚。谈起过去的时光，他比我还激动，好多我记不起来的人和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2016年5月，我回湖北办护照时，去了一趟孝昌县。恰好有朋友回麻城，我便搭顺风车到武汉，顺便看望他。当晚，他说孩子在国外读书，房间空着，问我是住酒店还是住他家，我当即回答住他家。我们聊到半夜，直到睡意朦胧才罢休。
八
同届中与我同为新店老乡的，是熊学华。熊学华本是我新店中学低一届的学弟，原名熊春华，家住团结大队（现更名为雨亭村）。我在新店读高中的校长熊正慧，与他同村。熊正慧是我大姑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哥的姐夫。表哥本来只有一个姐姐，但因在他2、3岁时我大姑病逝，大姑父忍痛将他过继给别人。表哥继承香火的那家人只有女儿，他又最小，那家人的女儿就都成了他的姐姐。熊正慧娶了那家的女儿，自然是表哥的姐夫。
熊学华的哥哥嫂子都在城里工作，在他新店中学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和中专的情况下，被弄到二中读书。
熊学华1980年没有考取学校，1981年复读后考上了湖北银行学校，毕业后进了湖北省保险公司工作。
有一年，一位在蒲圻工作的朋友调回陕西西安，叫我送她到武汉转车。上火车后，我发现另一位认识的女孩在车上，也是送那位朋友的。那位朋友在车上没有多说，仅说：“我这一次回西安，就可能从次天各一方，很少有机会见面。你们两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希望能互相帮助。”朋友其实是想当媒人为我们牵线搭桥，只是把我蒙在鼓里。
送走朋友，那女孩说她有位亲戚住在江汉路那边，想去看看。恰好熊学华的单位也在江汉路，我就顺道去拜访。熊学华见我带着一个女孩去，诡秘地低声说：“可以哦，都找女朋友了。”其实，我那时仅只是认识那女孩而矣，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就告诉他实情。熊学华笑了笑：“这女孩不错，可以做老婆。”后来，这女孩给我生了一个儿子，再后来就变成了前妻。
与我1981年在二中一起复读的新店老乡，还有高扬帆。
高扬帆原名高胜利，在新店中学读书时，高我一届，1977年高中毕业，亦为我学长。他的个头较高，打的一手好篮球，是新店中学体坛的风云人物。我读小学时，他的哥哥高阳青便是新店一带有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曾到我们小学做过演讲。我在新店高中读书时，高阳青已经新店镇的团委书记。高扬帆高中毕业后，在当地的农村小学当代课老师。也许是代课老师转正吃“商品粮”的机会甚少，也或许是他哥哥有些关系，高扬帆也进了二中，和我成了同学。通过努力，高扬帆考上了湖北省物价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地处武昌水果湖的湖北省物价局，终于成了公家人。
我1986年随部队去云南麻栗坡之前，在武昌东湖的作协湖北分会诗歌学会《诗中国》杂志工作。东湖与水果湖相隔很近，高扬帆宿舍的那栋楼里，还住有几个蒲圻老乡。工作不是那么忙的时候，我便乘车过来找他们，彼此说说家乡话，家长里短地“谈天曰国”。
1988年9月，我从部队回来后进了武汉的一家报社。近两年没见在武汉工作的同学，心里十分想念，也想他们分享我在战场的心得。因报社也在武昌，离高扬帆所在水果湖较近，我便在报到之后去找他。
经过省物价局的传达室，里面伸出一个脑袋：“找哪咯（个）？”
“高扬帆。”说完，我就准备上楼梯。
“高扬帆？你得到马克思那里去找了。”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我在云南麻栗坡呆了一年半，没有倒在硝烟里活着回来了，他竟走了?
“病死的，后事是你们在江汉路的那个同学帮他哥哥料理的。年纪轻轻还没成家就走了，真可惜。”传达室的那人摇摇头补了一句。
我怔住了，盯着上楼的楼梯，整整盯了5分钟，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痛楚。
在熊学华那里，高扬帆不幸逝去的消息，得到了证实。
“高扬帆年龄比我俩大，家里人见他没有谈女朋友，就催他。后来，他相中了一个女孩，但那女孩脾气比较暴躁，两人动不动就吵架。高扬帆不知什么时候得了一种不能生气的怪病，他也一直压制自己不生气。那天晚上，女朋友与他吵了一架，吵得很凶。第二天早上，同事发现他没有上班，就去找他，他却躺在床上永远起不来了。后事是我与他哥哥高阳青一起处理的，还一同把他的骨灰送回了新店。”
这几年，特别是在战场，我见过了许多的生离死别。但老乡同学离世，内心里还是很痛苦。我和熊学华一起回忆与高扬帆一起求学的日子，在武汉工作后相聚的时光，感叹成长的艰辛、人生的不易、生命的脆弱。那一刻，我不禁想起顾贞观的《金缕曲》：“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处凄凉否。”心里酸楚楚的。
2000年的时候，我在报社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刘荆洪老师所在的湖北省经济师协会，离熊学华的办公室不远。当时，熊学华已是省保险公司的财务部负责人。而我在编著《中国之旅热线丛书—湖北之旅》的同时，接受了与刘老师一起主编《湖北旅游指南》的任务，落脚在刘老师那里。我去找熊学华时，自然又提到了已经去世10多年的高扬帆。熊学华伤心地说：“我们都有了孩子，如果高扬帆没有英年早逝，他的孩子肯定比我们的孩子大。”
悲催的是，世上根本就没有如果。
九
1980年春节过后，学校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充分发挥自己，将3个班扩大为5个班，并接收了一批从外校转过来或已毕业几年想继续读书的学生，增设4班（文科快班）、5班（普通文科班）。原1班为理科快班，2、3班为普通理科班。原1班男生倪满文、周步云、余海涛、毕隆、高平、欧阳辉、涂陆林、熊学华、陈新华、魏东林、陈正良，女生瞿海湖、丁兆、潘翠婷、石晓华、朱珠、王汝平、许丽华、丁朝红、谢英、定四华、赵秋霞、龚明霞、邹晓霞、彭艳平、肖艳华、龙玉珍、吴爱秋、李银莲、李萍、徐再霞等，都进了4班。我征求舅爷爷徐康民的意见，他说：“你语文成绩好，读文科比较合适。”于是，我和以上同学及外校转过来及插班的徐新华、李雪、赵发光、任敏、卢祥明、钱德柱、陈福炎、熊全新、李彤、魏小武等，成了4班的学生。
教我们4班语文的，是葛光国老师；教数学的章老师，是典型的慈母，年龄四十多快五十岁的样子，说话轻言细声，从未发现她对学生发过脾气；周理珍老师仍教政治，黄啓标老师教历史并当班主任，大学毕业不久的明廷芳老师教地理。
黄啓标老师好像是新店人，个子不高，微胖，脸上有些高低不平的麻点。李雪、赵发光和任敏三个人有点“曰歪”，组织了一个什么“麻族”，封黄老师为大哥，李雪是一麻、任敏是二麻、赵发光则是究（究为方言，实为纠，缠绕在一起的意思）麻。
李雪原在老家当民办教师，他的哥哥李普生是二中的老师，就插班和我们在一起。他后来考取了咸宁财校，还写信鼓励我努力，最少像他一样拿到咸宁财校的饭票。李雪毕业后分在老家蒲圻县统计局，改革开放的时候几兄弟曾承包沧湖养鱼，后在鄂南化工厂（后县委、县政府搬到此地）一面水域的对面（应该是原西湖菜场上部，现改造为商贸城）买了一栋房，把父母接了过来。有年春节前，他从沧湖拉来一车鱼，还留我在那里吃过饭。1994年的时候，他不知从哪里弄到我的BB机号码，给我打了一个传呼。我回电后，他说想到海南做废塑料瓶回收加工业务，叫我留意市场。最终，他没有海南找我，我也没到等到他的电话。回家过春节的时候，我与同学们说起此事，大家都低头默不做声，过了好半天才说：“李雪病逝了”。
在我们4班，赵发光算是一个风云人物。
赵发光是复读生，个子不高，却长得很墩实。他考取的是石油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江汉油田。据他介绍，油田钻头厂的机关，除团委外，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呆过。领导被他的一手钢笔字折服，收为秘书；他的诗也写得不错，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后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新闻专业的研究生，有着大好的前程。但因是文艺喷青的缘故，他卷入了一场我们不敢涉足的政治旋涡。
1989年，赵发光失去了公职。随后，他跑到福建沿海等地，寻找做生意的机会。有年春节，我们到儿子的大姨家拜年出来，意外碰到赵发光和他老婆、女儿到亲戚家拜年。后来，他在同学和福建石狮朋友的帮助下，在家乡蒲圻县城找了一家铺面做鞋生意，我到他的鞋店里还喝过茶。估计是他再婚的老婆住在蒲圻纺织总厂六米桥的缘故，他从县城移师六米桥，重新租了铺面，一面继续卖鞋。
赵发光搬到六米桥时，又生了一个女儿。记得我那次到他家，他正准备把一张办公桌搬到家里。我俩“吭哧吭哧”地把办公桌抬到三楼，却因桌子宽了进不去。赵发光想了半天，也不知所措。忽然，他拎出一把菜刀，对着两边的门框砍了起来。既然桌子无法“瘦身”，那就只能把门框扩大了。尽管门框被砍得薄薄的，那办公桌依然搬不进去。赵发光一怒之下，对着桌子踹了几脚。没想到，几脚踹下去，桌子居然散架了。原来，这是张可以拆开的组合办公桌，我们事先都没有发现。把办公桌组合好后，对着被砍坏的门框，赵发光一脸的苦闷，哭笑不得。
赵发光现定居美国，同学们笑他是“国际友人”。他也在80届高二（四）班微信群，经常和大家微信互粉。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他还和我单独微信，讲述过去在一起读书及与湖北诗歌界的朋友交往的故事，修正我文章中的错误之处。
葛光国老师是我新店老乡，我的《在一中复读的日子》一文，曾写过他和周理珍老师、任敏、李彤，在此就不再赘述。
大学毕业不久的明廷芳老师，与我们之间年龄仅差几岁，也就非常谈得来。他没有一点架子，每天笑呵呵的，遇到学生不懂的地方，不厌其烦地解答。他出生的阳新县，原属咸宁地区，后划归黄石。2000年，为编辑《湖北旅游指南》和《中国之旅热线丛书—湖北之旅》，我到阳新“千岛湖”畔的王英乡和东源乡，搜集相关的旅游资料。想到明老师已经回阳新，我就试探地问原东源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程贵芬，是否知道明廷芳。
程乡长一脸的惊诧：“你认识明廷芳？”
“他是我老师，自然认识，只是不知道他现在阳新哪个单位。”我回答说。
程乡长告诉我，明廷芳在党校当老师，现正抽调在县委某部门帮忙，各乡镇的领导都认识他。
下午，程乡长派人把我送的阳新县委。到了明老师的办公室，我喊了一声“明老师”，他楞了一下，居然叫出了我的名字：“唐雄，你怎么来了？”20年过去了，明老师还记得我的名字，令我感动不已。明老师激动地对同事说：“我的学生来了，我得请假陪陪”。酒桌上，明老师一一问起当年学生的情况，有些同学的名字我都记不起了，他却记得那么清楚。明老师还告诉我，他当年在蒲圻谈了一个女朋友，差点就留在蒲圻。那时，蒲圻的经济和发展情况都比阳新好，他也想留在蒲圻。但女朋友提出分手，无奈之下回到阳新。
前两年，在北京打拼的同学丁朝红，建起了赤壁80届同学（二中）微信群，把明老师也拉进了群里。发现明老师在群里，那些女生就像炸了锅了一样，纷纷问候、拉家常。当年，才气横溢、年轻有为的明老师，可是众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十
在80届同学中，与我沾亲带故，扯得上一些关系的，要算是挂上少将军衔的徐新华。
徐新华是望山人，是我的舅爷爷徐康民家的晚辈。若按这层关系论，称得上是表亲。在班上，他的个子算是比较矮小的一个。和我在二中及一中复读的同学任敏，喜欢说笑，给徐新华起了个“坛盖上的瓷儿”的绰号，形容他矮。翻看1980年5月16日四班全体同学及团员照的两张合影，想象他当年可爱的模样，我时常忍不住发笑。据说，他1980年考取了师范学校，招生的老师见他个子矮小，讥讽他站到讲台上，学生看不到他的脑袋。无奈，他只得在二中复读，最终考上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据他自己说，进校时穿五号军装都显大。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地处九朝之都洛阳，我的伯父在支援三线建设时，全家从辽宁本溪迁到了洛阳耐火材料厂。1985年上半年，我去洛阳看望伯父，想起徐新华在那里读书，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提前分配到基层部队，就冒昩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来是我运气好，徐新华尚未离校下部队。接信后，他连忙赶到我伯父家。那天，我伯父十分高兴。伯父说的是带家乡音的普通话，却因离家几十年，身旁没有一个说家乡话的人，已不能用流利的家乡话和我们交谈，我们的家乡话说快了他还有时听不懂。但他听我们两个晚辈讲了大半天亲切的乡音，显得特别兴奋。那年，乘毕业到福州某部报到前的机会，徐新华回了一趟家乡。当时，为创办《莼川周报》，我们在隔我家老宅几家的一条龙街上，租了一套房。徐新华去那里找我时，穿的是便装。尽管他读了四年的军校，但个儿长幅不大，以致我隔壁的邻居笑话我每天和小孩一起玩。
1988年6月，我从云南麻栗坡下来后，在湖南财经学院（现合并到湖南大学）当教授的伯父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到福州的幺祖父家去了一趟。到福州后，我给徐新华写了一封信，告知他我在福州的详细地址，他接信后，立马把我接到了他们部队。到达他们营地的那天，我和他的那些战友吹牛喝酒，玩得很“嗨”。他笑着说我：“你在部队的时间并不长，但部队的行话比我说得还顺溜。”当时，他一个人住一间房，里面整齐地摆放着许多中文名著。他的钢笔字写得很好，不细看还以为是买回来的字帖。据他说，他在全国钢笔字比赛中，获得过名次。说来好笑，那晚他值夜班，忘了带钥匙，我因喝多了睡得死死的，他值班回来后几乎叫破了喉咙，也没有把我叫醒，乃至连他楼道那头的战友都被叫起来了开门问咋回事，我依然未醒。无奈之下，虽然已经完全发育但仍不是很魁梧的他，只好从门上的翻窗翻入。
因我长期在海南，徐新华国防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后，几次回故乡赤壁探家，均无缘遇到。但他每次回去时，接待他的张汝霖等同学，都会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和他聊上几句。前年，余海涛在80届高二（四）班微信群里发布照片，称他陪徐将军和夫人一起拜见了78岁的语文老师葛光国。有时，每每与老乡、朋友聊天，说同学徐新华是我们现在的赤壁市为数不多的现役将军、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国防武官，心底的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十一）
二中80届同学中，我最早认识的女同学，是许丽华。
许丽华的父亲，是我在龙会桥学校读小学时的校长，母亲是学校的老师。当时，他们一家都住在学校，她和她的弟弟妹妹，也都成了我的学弟学妹。1979年秋季，她的父亲从茶庵中学调二中当校长，许丽华在高二时和我成了同学。毕业后几年，我们还有过来往。我到海南后，也就基本上断了联系。
打交道最多的女同学，要算是肖艳华了。
肖艳华身上，有种高贵典雅的气质。在一起读书时，她埋头学习，刻苦认真，沉默寡言，不大和男生打交道，但所有的男生都认识她、敬佩她。她和我既是二中的同学，又是一中文科复读班的同学。我每次回老家，同样是二中及一中的男同学张汝霖，总要叫上她一起聚聚。她还做东，请过我和同学几次。我儿子结婚、孙女周岁、母亲七十大寿，她都和张汝霖等同学一起，前来捧场。肖艳华是同学们公认的才女，经常在报刊发表作品。现在，她是赤壁市女子作家协会主席，实至名归。
2015年，是我回老家次数最多、见到的二中同学也最多的一年。在毕隆那里，我几次见到了范耀良、丁兆、魏芬芳、肖艳华、应娟霞、詹萍芳、马小娣等女同学。作为班长，范耀良无疑是出类拨萃的，成绩不错，工作认真负责，很受老师喜欢。应娟霞见到我时，一个劲儿地盯着我，问还记不记得她，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直到2017年底，应娟霞和毕隆、丁兆、马小娣一起来海南，告诉我她在城关镇幼儿园（后更名为莼川幼儿园）工作，与我后来在一中复读的邓海平住在隔壁，我才恍然大悟。说实话，我当年来自农村，自感身份卑微，只有好好读书考上学校才是出路。否则，只能回农村耕田打土坷。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他们吃的是商品粮，考不上中专还有技校可以上，再不济待业一段时期，父母也会想办法为他们安排工作。肖艳华的儿子结婚，我正好在老家，又见到了石晓华、石茜、肖若莉、许丽华等女同学。30多年后的重逢，看到当年一个个水灵灵的女生，现在都已年过半百，有的还当上了奶奶，深感岁月无情。在我的心里，尽管她们的青春靓丽渐去，但美丽依旧如初，即便两鬓霜白、却也风情万种，魅力依旧。
多年来，我与二中的同学小聚较多。2014年底刘明星请我，问请哪些同学参与，我说小范围热闹一下，10来个就够了。2015年底，我回家参加“著名作家写赤壁”活动，饶和平宴请我时召集一帮同学作陪，也只叫了10来个。毕隆、任敏请我，人数也控制在10人左右。肖艳华请我，一中、二中的同学都有。
其实，二中的同学都想组织一次大型的聚会，相互联络感情，回忆已逝的时光。
2017年春节，丁朝红在赤壁80届同学（二中）微信群振臂一呼，立即得到了近百名同学们的响应。赤壁金桥国际大酒店内，欢歌笑语连成一片。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互诉衷肠。那情那景，宛如1980年11月，毕隆、魏东林、涂陆林、陈新华、王启华、李银莲等几位男女同学应征入伍，我们到蒲圻兵站送别的一幕。
那年，丁朝红的家在蒲圻兵站，得知入伍的同学即将走进军营，我们一班及后来文理分班的四班（文科快班）同学丁兆、潘翠婷、石晓华、许丽华等，集聚兵站，直到把他们送上接新兵的闷罐车。在他们登上火车的那一刻，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送战友》，大家一起跟着唱：“送战友，踏征程。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待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大家唱着唱着，歌声变成了哭调，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特别是女生，竟然嚎啕大哭起来。那种真挚的情谊，颇似“问人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般催人泪下。
（十二）
由于我1980年没有考取学校，只好缠着舅爷爷徐康民，请他去找学校领导讲情，最终如愿以偿，留在二中继续复读。
1981年这一届的二中同学里，徐金水、马三清、张少高、宋庆华、朱龙志、雷全为、王均淼、刘磊、闵亚玲等是应届生，毕隆、魏东林、倪满文、徐新华、熊学华、高扬帆、付明琳、汪长青、张汝霖和我，是复读生。毕隆、魏东林读了不久就当兵去了，后据在南航部队转业的蒲圻老乡卢强讲，他与张汝霖是荆泉中学的同学，在我们班复读了一个月，也当兵去了。说起来，他也算是我的同学。
也许是没有考取学校压力大的缘故，在这一年的复读期间，我除了与应届的徐金水、马三清、张少高，原二中80届的倪满文、徐新华、熊学华，外校进二中复读的高扬帆、付明琳、汪长青、张汝霖交往过密以外，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以致后来办《莼川周报》时，刘磊找到我说是二中的同学，我还有些不相信。如果那届的同学在街上喊我，说和是我同学，我肯定没有印象，也根本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徐金水是城关附近营里人，属于菜农那种。从二中出来那几年，我与他和马三清、张少高联系较多。如今，张少高像天上的云彩，飘得渺无音讯；马三清销声匿迹，只剩下他一人继续与我保持联系。
倪满文家住城隍街，我到海南的那几年还去给他家，现在亦不知去向。
付明琳后来与我成了同事，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现是赤壁市政府某部门的一把手。
汪长青后来与我成了一中的同学，咸宁财校毕业后，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他的情况与付明琳一模一样，现也是赤壁市政府某部门的一把手。
徐新华、熊学华、高扬帆三人，前面已有介绍。
这一届的二中同学中，有一位女生在我的心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就是前面提到的刘磊。我为她写一首题为《燕子，我把心点燃祭你》的诗，还准备专门写篇《无法忘却的记忆》的文章祭奠她。
与汪长青一样，后来与我一中同学的，还有张汝霖。
张汝霖咸宁财校毕业后，分配在蒲圻线厂当会计。改革开放后，他敢于“吃螃蟹”，下海经商办起了时装厂。在商场摸爬滚打的20年里，他承包工程、开保洁公司、做房地产，生意越做越大，却没有半点大老板的架子。据他说，我1988年从部队回来后，曾在喝酒时把他女儿的嘎椅坐坏，但我没有一点印象。喝醉了酒的人，行为不受控制，脑袋断片是正常现象，这也是我国禁止酒驾的原因所在。
无论是清贫还是富贵，张汝霖待同学都一样。他那里，基本是同学聚会的场所。每年东西南北回故乡的同学，都是他接待，而他根本没有时间到回访这些同学，纯粹的“只求付出不求回报”。如果有同学回家没有告诉他，他还不高兴。他常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五世修得同窗读。同学是缘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世事如何改变，无论经过多少风雨，永远不变的是同学情。”
每个人从幼稚懵懂走向青涩迷惘，走向豆蔻年华，都是在学校和同学一起度过。同学情是高尚、纯洁、朴素、平凡的感情，最动人、最坚实、最永恒的记忆，像甘醇的美酒拂润心灵，像绕梁的余韵令人陶醉。镌刻的青春里，有你、有我、有他；隽永的时光里，有美文、有歌声、有与世长存的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