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那条在低矮的丛林中隐约向上、昭示人迹的弯弯曲曲的小路,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那上面竟然住有人家,还是一个行政村!整个村大多数是苗族。

因为历史的原因,不知何年何月,他们逃到这高高的山上。他们以为从此以后,远离官匪,就能清清静静地高卧山上,所以取名为高卧村。也许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跳出一个困境,又陷入另一个困境。这样高的山,这样贫瘠的土地,注定他们祖祖辈辈与高山相伴的愁闷。虽然现在通了电,但水和路的问题还是难以解决。特别是山顶凹处遥遥相望的两个村民组。

高卧作为我们单位扶贫挂钩村,每年局里都要组织干部职工去几趟。每次到山脚下,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一眼那条七弯八拐、陡峭狭窄的路,都想打退堂鼓!

2004年春节,我们组织去这个村慰问贫困户,一行二十几人到了山脚,乡政府已派人在那等候,并安排这个村的人背慰问品。有好多看上去已五六十岁,腰弯背驼的。我们给乡政府的人提议,找年青点的来背。回答说这些人本来就年轻,最大的才四十多岁!这不得不令人吃惊!他们的外貌年龄为什么与实际年龄出入这么大?五十斤一袋的米,他们搬放在背上,绳子一套,就一步一步向山上艰难地跋涉。

我走在前面,调头看一眼弯弯曲曲的路上,呈现出一道生机独特的风景。背棉被的,提着各种颜色的毯子的,背着米的,扛着书包文具的,男男女女,穿着各色补巴衣服,低头弯腰,呼出浓浓的雾气,心存感激地一步、一步向上,向上,向着他们虽然贫穷、孤独,但却宁静、和睦的家园攀爬。我边走边和他们闲谈起来。我问他们,到现在为止,走过这个村的最大的领导有多大?一位在我前面扛着棉被的中年妇女抹了抹满头汗水的花白头发说,最大的是一个副县长,乡长、书记到经常来,还有你们的局长也来过几次。她说听老辈人讲,解放前从来没有哪个当官的上去过。

我说,上面的人家是否和外面的开亲兑眷?她说,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村里,东家女嫁西家郎的。没得哪家和外面开亲兑眷。并说,最近这些年,年轻小伙出去打工,找得钱就不愿回来,哪怕做小生意都在外面混。姑娘都往外跑,长大一个跑一个,都不愿嫁在村里。我问她这村里还没有结婚的男人怎么办?她说,打光棍!连小学都没有读过的、三、四十岁的男的多,在外又找不到工打。在家又穷,村里的姑娘都想往外找好点的日子过,外面的姑娘又不得哪个愿嫁进来。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就是这个命了,有哪样办法?我说,你们这村,怕还用不着搞计划生育?这位妇女说,有几家结了婚的,生下来都怕养不活,哪敢多生?多生了找不到钱罚!现在政府常有人上去宣传,还发了一些东西,结婚后生了孩子的都会用。我想了想又问这个村最长寿的能活到多少岁?她说八十多岁,不过特别少。现在只有村主任的母亲一个,不过已耳聋眼花的了。

我之所以问这个,是因为一路上,在这个村挂职(副主任)锻炼的小苗说,这个村大多数人,能活到五十几、六十来岁的人就算长寿了。因为这个村,温饱问题从来离不开政府。三病两痛是过挨,挨得一天算一天。最多找村里懂点草药的,找点药吃。医得好医不好,也不管。并说他亲自看到一个男的,49岁就病死了。村里的人听到后,各家吃了饭就来帮忙。他家里的人,很麻木似的,没有悲哀,没有哭声。没放落气炮,没有望山钱。没有点香,更没有燃蜡。只是在家中搜些薄板,请村主任做一口薄薄的棺材,在没有垫盖的情况下,将死者放入其中,随便在山上找一穴阴地,挖个坑,埋了就算。

这里的人,不少赤裸裸地来,没有享受到人间一点有滋有味的烟火,心底还没有留下多少幸福感觉,甚至没留下一男半女,也没有给这世上哪一个人或多或少留下一点难忘,就匆匆地、光溜溜地去了。不过,听说这里的人,那怕穷得连命都保不住,也不会随便拿别人家一片黄菜叶子。这是他们千古的朴实与本份。也是令知情的人们感动得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我调头看到一位皱皮葫芦似的苗家汉子喘着粗气,很艰难地跟在我后面,我于是对他说:“这样背上山太吃力、太辛苦了!”他边走边笑着说:“太谢谢你们喽,要是天天都能这样辛苦就好了。”我指着山下公路边上那两排房子问这位苗家汉子:“政府出钱给你们建了那么些房子,听说你们有的不想搬下来,有的搬下来又搬回去了,是咋想的?”他抬手用破旧的衣袖擦了擦如黄豆般滚滚而下的汗珠,吞了吞口水,清了清嗓子,平静地说:“下了山受人欺很,人家看你的样了都会害怕。特别是去年,多承你们,买得那十七头牛来,老实困难的人家一家一头。下来在这路边,晚上睡都睡不着,有哪样风吹草动,生怕人家来偷去了,抢去了。一家人最值钱的就是这一头牛,要是不在了,实在可惜得很!有媳妇、姑娘的人容貌更不敢下来......”

我正想问为什么,突然想起一位乡干部曾经给我说过的一个故事。说是这个村的村主任,会做木匠,独自在山垴上,建了三间七个头的沙墙房和一间相房。儿子出外打工回来,和村里的一个姑娘结了婚。把年过出来又出外打工。就在那年春天,一个不知从哪里上山挖药的四十多岁、穿得伸伸展展的男人,少午时候,太阳晃晃的,从村主任家房前过,见村主任儿媳正在院前凉衣服。她红毛衣钱套着件紫色滑雪衫,脸映桃花,胸如荷蕾。个子虽小,轮角分明。于是,淫念顿起。

那人说他想在她家找点热水喝。她信以为真,就放下手中的活,回家为那人倒开水。因为结婚后有个温瓶,政府又低价给了些民用煤,一背、一背地搬上山,堆在院坝头。所以烧得有开水。那人见床上摆设,便知她新婚不久。于是问道:“你家男的不在家?”她老打老实地说出去打工去了。谁知她一进家,那人就色迷迷地看着她笑。她说,你要搞那样?那人什么也不说就将她抱到床上,强行脱去她的裤子。把被子盖上。又三下五除二地将自己的裤子半退下,扑上去就像饿狗扑食似地耸来耸去。村主任的媳妇忍不住哭叫起来。虽然她也是过来人,但那人高大壮实,来势汹涌,加上家伙粗大,让她有些撕心裂肺地屈辱与痛苦。

在院子一侧正在打造一张饭桌的村主任,手握利斧,居然不敢挪动半步,让那人在儿媳的痛哭叫喊中发泄殆尽。她的婆婆正在剁猪草,听到儿媳的哭喊声也居然连刀都捏不稳,只会流泪叹息说这是作哪样孽!正提着薅刀拌煤的十七、八岁的小儿子,也伸腰吓呆了似的,一动不动。那人完事后,边缠裤子,边顺着小路,大摇大摆地离去。几个手中都有武器的亲人,居然象着了定根法似的!几双眼睛敢怒而不敢言。胆怯之中透着挥之不去的无奈

。直到离他家一个山头的村民办老师听到,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后,一家人还闷声闷气地不好说出口。这位老师见那女泪痕斑斑,猜得八九不离十地问,是不是被外来的男人欺负?那女的小鸡捡米似地点了几下头。这位老师明白真想,才叫村主任赶紧去乡派出所报案。但村主任还有点犹犹豫豫的。有家丑不可外扬,打落牙龄外肚里吞的神态。

这位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好歹他是个村主任,报个案都不敢,还当哪样村主任?别人家有哪样三长两短的矛盾还要找他,自家的事居然都是这样揽不上前、推不向后的!说来说去,村主任才极不情愿地到乡派出所去报了案。派出所的人问,发生这事,他家有没有人在家?村主任沉默着,什么也不说。反复问了几次,民警生气地一拍桌子,村主任惊出一身冷汗。然后听到:“我问你的话你听到没有?嗅老是不回道!”他老老实实地把事情发生的情况吞吞吐吐地说了出来。民警一听非常生气,几个大活人在家,居然让一个外人欺负自己的儿媳而不敢声张?真是岂有此理!

更让人悲叹的是派出所到村主任家取证后,问到作案人的相貌特征,一家人子人,没哪个说得出个子丑寅卯来。派出所的两位民警不得不为这样的悲哀深深叹息。一位女警察单独问了一下村主任儿媳,说是她那东西还来没有?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女警又问没来多久了?她说个把月。女警笑了,悄悄凑在她耳边不知说了些啥,让她脸红到脖子根。从此以后,小村又恢复的宁静,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其实,这里的人仿佛最耐得住寂寞,最能忍受天灾人祸似的。好像天大的事情,也都象一块石头落进岁月的深潭一样,时过境迁,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似的。因为他们不善于东家长、西家短的是非口舌,他们最善于的只是沉默。

回想起我们来到高卧村所在的山下,一个个仰头望一眼小路,又互相地看了看。有的悄悄摇头瘪嘴。局长说,有几句话,值得大家听听。他说,一个不愁温饱的人,如果没有到过这三个地方,就等于不懂人生。一是到监狱,看看犯人的生活,就会懂得珍惜自由;二是到火葬场,看看人生最后的归宿,就会把世间一切看淡,泰然处事;三是到贫困山区,看看他们连生存都很艰难的生活,你就会知足而乐。我对局长说,原来他带大家到这个村来还是有目的的。他点头说,是呀。我们有工作的人,有不少人,嫌职位低,嫌工资少,嫌工作太累,成天怨声载道,多做一点都怕吃了亏。

到了这三个地方,再想想自己,反思反思,看看该怎样才能正确看待自己?我们一年之中,多的就来这里三次(当然除了挂职的),有的就次把,一听说上山的路难,都不想来,人家长年古月不知要背多少东西,上多少趟,都没有像我们有的人一样叫苦。来这一趟,大家好好体验一下,也趁机锻炼一下身体。我想,这其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参观,是对我们这些埋头任劳任怨者一种精神安慰的愚弄,是对一种不公道的掩盖。可是,谁都没有说什么,有的甚至想,我们的领导为了教育我们,用心良苦哦。

为了鼓励大家上山,局长决定来个蹬山比赛。先让我们几位五十岁以上的上去,我们是夹杂在背扛队伍中一路攀爬而上的。说是以山垴上第一户人家为终点,用手机上下联系比赛。取一、二、三名,分别给予100元、80元、60元的奖励。这样一来,四十多岁的人都跃跃欲试。结果,还是一位来自农村,天天起来跑步的39岁的国辉拿了第一。他只花了45分钟时间,就完成了3公里的攀爬。但在雾气腾腾的凌厉的寒风中,他的身上、头上像一个热腾腾的蒸笼一样!他敞开外衣,撸起毛衣,看到他的内衣已湿透。他大张着口,象烟囱一样,喘着粗气。他摇了摇头,叹道:“要是慢慢地爬,起码一个半小时才到得了”。先到山上的老余说:“这个村,到这点才算得一半路程,据统计,这个名叫高卧的村,解放前有110来户人家,400多人口中。而如今却只有50几户人家,170多人口。而且最突出的是年过三十还未婚的男子居多”。 

据说这村里大多是苗族,他们的祖先为逃避官匪侵扰,不知何年何月搬到山上。好在山上还有山,还有一片谷地,有几十亩薄田。几个山凹间还有高大茂密的森林。山有多高,水有多高。虽然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冬末,但还有一条沟水孱孱而流。加上细雨纷纷,除了我们单位花了两万元修的这条上山的蛇行道外,到了山垴上之后,都是田埂地脚的泥滑烂路。我们不得不小心下脚,按预先安排,西斜而上,朝村小学走去。任凭怎样小心,还是有人跌得泥郎糊带的。好在人都爱脸面,跌倒了还下意识地护着脸,特别是女同胞更是如此。

小苗按照事先了解准备的名单,在高音喇叭里,一家一户的通知村里的人来领东西。一会儿,东面几条山路上便三三五五地走来了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杵着棒棒的,有背着小孩的。一个个都朝着学校的方向赶来。来到操场上,成年男人们都不约而同的带着这样那样的烟斗,或站或蹲,默默地抽着自种的叶子烟。有好几个女人背着幼小孩子,用破旧的小毯子随便地包裹着。在寒气逼人的细雨中,几个孩子流首鼻涕,居然睡得很香甜的样子。也许,这里的人,幸福的只是童年吧!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只裤管撕成两片,象旗帜一样飘着。脸上还糊着鼻涕锅巴。眼神呆滞。一问才知是近亲结婚的结果。有两个半大姑娘,穿着空大的旧绵袄,用不同的布带束腰,显得极不自然地站在操场边那棵驼背弯腰的冬青树下。

小苗见人们基本到齐,要大家站上前。局长例行公事地作了一番讲话之后,就叫大家排好队,一家一户地开始发东西。没有拥挤,人们缓缓地排成队,不紧不慢地向前移动着,领着属于自己的那份东西站到一侧。很多人象领成习惯了似的,没有听到谢谢的声音。发完之后,人们又三三五五地散去。山路在朦胧的雾中,曲折地延伸着古老的无奈。山路,承受不住凄凉的身影似的喘息着。我的心底有一种说不出的楚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