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红三叹
一、蓝箫一管
安朵是在三十六岁那年秋天死的。
她比我大两岁。
那时我正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进修。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怎么都起不来，满脑子是乌鸦叫。其实大京城不可能有乌鸦的。我听到的，是赣江边上气象站那口枯井边上，那棵老树上的乌鸦叫。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一只乌鸦的叫声怎么能穿越整整十七年，遥遥几千里的时空而来呢？
安朵就是在这天死的。
后来我告诉妙月时，她肯定地说这是幻听。我肯定地说不是。
我其实是因为乌鸦而走近安朵的。
安朵到气象站时十七岁。那年我十五，正读初三。
气象站有十来个人，还有他们的家属。成年和天气打交道，和外界的联系只是一个广播站。日子竟在不知不觉间死水微澜起来。直到有一天，来了身穿蓝裙子，发束白手绢，脚穿白凉鞋的安朵。
安朵来的那天，院子里进来了一只闲狗，无事可干的气象员们正抡着锄头铁锹满院子打狗。这时，有人瞧见上了锁的铁大门外站着一位娴静的女孩，人们慌乱地把狗拖上了平房的夹顶层，又用草木灰慌乱地掩了一路的血迹。
开门后，安朵局促地说：“对不起，我是来报到的。”
人们就轰地笑开，“自己人啊，还以为狗主子来找麻烦了。”
安朵在狗肉宴上流泪解释她是真的不吃狗肉。
再以后，再有闲狗进来，人们就望望站长，也就是我的父亲。站长吞下口水，手一挥，“放生吧。”
没有宿舍，腾了围墙边旧平房的一个杂物间。门外有口井，很深，却枯了，落满了枯叶。井旁一棵树，高得有点怪异，尤其在漆黑的夜晚，总是愤怒着要划破天空的样子。我想女孩安朵住在这里是要怕的。
夏天的夜晚，大眼睛长辫子的安朵总喜欢端坐在宿舍的长廊上，对着枯井和老树吹箫。她吹箫时院子里的多数老小多在另一栋平房的柚子树下纳凉。忧郁又带了几分闲愁的箫音总是让各人落入各人的心事。
那时我总喜欢在安朵的箫声中替安朵想未来。我总以为这样一个四四方方远离城区的小院不是她的归宿。替她想过后我也替自己想，觉得一切都是迷茫茫的，不知道前头有着怎样的路？在有人轻轻和着箫音哼歌时，我只是不出声地望着头顶上一个又一个的青青柚子，发愁它们一朝黄熟要无奈落人口腹。从密密叶子和累累柚子的缝隙里去看天，天是碎碎的。
我记得那个瘦高的老彭总是在箫音逝去后发出长叹，神神怪怪地说，“唉，只怕是红颜薄命哟。”我还记得每次他这样说话时，我总是在暗中厌恶地藐他一眼。
安朵和我母亲同一个办公室，但母亲总看不惯她有太多的信。总是九斤老太样子，愤愤地用了川音，在饭桌上对父亲说：“这太不像话嗦，才十七岁的女娃。那么多男娃来信。”
我的父亲他总是笑笑，宽厚地说，“才离校嘛。这个女娃，倒有少见的冰雪聪明。将来能成大器。”
慢慢地，安朵的来信有了固定对象。母亲对她的看法也变了。她和父亲都愿意我和安朵多来往。他们说，“看看人家安朵，比你大不了几多，却聪明了几倍。”
我发现院子里的小孩都喜欢往安朵屋里跑。
安朵的屋子对我的吸引力相当大。我弄不清更多不吹箫的夜晚，她能干什么？那时我正开始生成自己的心事，正奢望能有一个远离家人的空间。光这一点，就让我羡慕死她。当然不止是这个，安朵十四岁就以全县第一名，考进全国重点中专的经历，更是具有传奇色彩。还有她的箫，也暗暗地昭示着她的不入俗。还有她的名字，我认为是相当的好听。还有她深浅不同的蓝色衣服，让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包裹在蓝色中是多么的安适安宁和安全。
后来，我就有了对蓝色的深深依恋。在我看来，世上不会再有比蓝色更迷人的色彩了。
安朵的屋子就这样成了我神往的所在。好笑的是我居然轻易地不敢走进去。这有点像小时得到一块糖，不舍得轻易吃下。又好像过年的一件新衣，不舍得轻易穿出门。我情愿一再地揣测安朵的屋子，也不愿意实在地踏进它一步。
远远地，我认为，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个比安朵的屋子更好的房间。尽管那时我并不知道这间房会在世上的哪个角落。
我想我一生的希望真的是从安朵的屋子放飞的。
秋天走了，冬天也走了。春天来了，夏天也来了。奇怪的是一年间安朵始终没有离开过气象站。院子里就有人打听出来，原来安朵是个孤儿。
安朵的箫声依旧，听箫声的人们却多揣了一份同情，还有可怜。
又有一天，一个阳光气十足的男孩出现在院子里，都说是安朵的男朋友。没事的气象员们就总在私下说，这对人蛮般配。
大约有一年的时间，男孩来过几次，安朵也外出休过一次假。
夏天将尽的时候，院子里的人们先是发现安朵的信件少了，后来发现男孩来得少了，再后来听安朵的箫声总是呜呜咽咽的，神怪的老彭躺在竹椅上和着箫声摇晃，完后，他就说：“一朵花儿在哭泣呢。”
深秋了，柚子开始分批打落。枯井边沿的狗尾巴草耷拉下来，树上的枯叶一片一片簌簌落，被蓝色包裹的安朵瘦下一圈。
一个夜晚，停了电。秋雨放肆地下，秋风放肆地刮，一只乌鸦放肆地在老树上嘶叫。
母亲递给我一盒火柴，一根蜡烛，一支手电筒，要我去陪陪安朵。
我说：“乌鸦叫得我汗毛孔都闭上了，不敢去。”
母亲就来了火：“作什么小姐嗦。”父亲就把我送到了安朵门前。
我就这样踏进了安朵的闺房。她的房内一点光都没有。
我把蜡烛点上，说，“乌鸦叫得可怕，我妈要我来和你作伴。”
安朵轻声道过谢，拉我和她并坐在靠墙的床头，又说，“把蜡烛灭了吧。”
黑暗中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就学了她静静的样子，听门前乌鸦昏叫，听窗后雨打芭蕉，淅沥，淅沥，我第一次听出原来芭蕉也是有愁情的，第一次想到原来世上万物各有各的难处。
听了一阵，我开口了，我说：“你的名字真好听。”
她叹一口气，说：“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
“我想我是个私生子。因为我不像福利院中的其他孩子，不是身体有缺陷，就是智力有问题。相反，人家都说我聪明。在平安福利院中，是这样定姓的，第一年姓‘平’，第二年就姓‘安’，然后依性别取名。我去的那年，先后进了六个女孩，于是就安兰、安莲、安月、安朵、安惠、安妮叫了一大溜。
“也许是在特殊环境中呆得人发烦的原故，记忆中的阿姨们总是凶恶恶的。福利院出来的孩子大多心理没有安全感，这与从小呆的环境有关。我小时候胆子特别小，阿姨一发火，就要尿裤子，尿了裤子，又不敢吭声。下雪天湿裤子绷在腿上就像绑满了刀。那时候我除了孤独和害怕什么也没有。
“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新阿姨，眼睛明明亮亮，总是笑咪咪的。她最常穿的是一件蓝色的连衣裙。不知是怎么回事，每次看她穿上那条裙子，我的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的放松，不像从前总是压着东西。我很依恋她，她对我也有一种超常的偏爱，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比其他孩子更有能力表现得乖巧。她有一支箫，在哄不住小孩时就会吹响它。她吹箫时我总爱傻傻地站在她面前，很专注地盯着她。后来有一天，她就教我学吹箫了。后来她又把箫送给了我。
“我在她的坚持下，被福利院送进了当地最好的小学。她告诉我好好读书就有好日子过。我问她好日子是什么？她说就是长大后你有一个自己的家，家里的人都很相爱。
“在气象学校，有个男孩特别怜惜我的身世，总是在暗中给了我很多的关爱。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男孩。他远在安微，总是靠平时换班积攒下来的假跑来看我。他让我以为自己这一生都是为他而活了。我们的事被他当教授的父母发现了，他们对我的身世十分感冒，说我‘来历不明’，死活也不接受我的存在。我们顶不住，只好分手了。”
安朵说着这些话，就抽泣起来，黑暗中她突然拉紧我的手，她的手好凉，她恐惧地说：“白云，我恐怕出事了。’
我不太明白，我轻言相劝：“会有什么事呢，你这么好一个女孩。”
安朵把手从我手心抽出，捂了自己的脸，大恸：‘我不会再是好女孩了。”
这时，我听见门前老树上的老鸦发出长长一声“刮哇……”，飞走了。
我找到姑姑，求她一定保密，然后陪了安朵走进县医院的妇产科。以我十七岁的年纪，我心里很怕，我实在不该承受这些，但我想安朵更不该。
安朵出来时脸色刷白，身体有些晃，却坚持不要我伸出手。这样，我们一前一后走回气象站。五里长的路，我怕她走得太累，我说歇一歇吧，我们就沿田埂蹲下。稻子已经收割过了，我们的视野里一片狼籍。这时，她望了望天，开口说：“我杀了人，是两个”。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她说这话时的平静，还因为这是那一路上惟一的一句话。即便现在安朵远在天国，我也记得她说这话的样子。那天，秋天的太阳正朗朗地照着大地。
那一刻，我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厌恶到了极点。
我把安朵送进她宿舍时，才发现这是一个蓝色的小窝。蓝色的窗帘，蓝色的床单，蓝色的被子，蓝色的脸盆、水桶、热水瓶、毛巾。这所有的蓝让我想到，好在有了这样一个自己的窝，再大的风浪，也能让人有个安全的栖息地。
我对安朵说：“我喜欢这个屋子。”
安朵说：“恐怕我要去找另外一间屋了。”顿了顿，她又说，“记住，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屋子，一定不要让男人闯进来。”
两年后，二十一岁的安朵果真永远离开了那间屋。她上了医学院，五年后分到县医院妇产科。又过了几年，全县都知道有个安朵医生医道高明，却只做接生，不做刮宫。
有一天，安朵没有正常出现在班上，人们撬开她的屋，惊异地发现了满屋的蓝。蓝色的安朵安睡在蓝色的包围下。一张蓝色的信笺上，写着一句话：
“我的罪，赎完了。”
我远在京城，算了算日期，正是当年我和她从五里地外走回气象站的日子。那天她告诉我:“我杀了人，是两个。”
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安朵的蓝色不能给她应有的安全感？为什么安朵的屋子终于成为一颗寂寞灵魂的出口？
二、寂月两轮
我总是在活得不耐烦的时候会去她那小住几天。
我最喜欢的是在她禅房前的亭子间晒月亮。我不很明白，为什么山门里的月亮可以晒，山门外的月亮只可以望？
刘妙月，不，释妙月的回答是：“你看到了两个月亮，我可是一个也不曾看到啊。”
在安朵死后长达一年的时间，我无法和任何人谈及她的死。
我一直注意到一个很让人沮丧的现象：一个人死了，所有的人会很快不再谈起他，死人就像一个影子，没有了生命之灯的照明，就再也看不到他的曾经存在。
我一直以为活人是很寡情的。
经历了安朵后，我才明白，不谈死者是源于对她的太过怀念。
但我终于和释妙月谈到她了。
夏天气温高到了四十度。每天都有路人中暑，出租车自燃之类的消息传出。人活得很不安逸。我的婚姻就在这酷热中失火了。
我需要偷出一段闲。我把工作作了安顿，打电话说，“呃，我想进山门散散心。”
那头释妙月怪道：“是师傅，是妙月师，不是‘呃’”。
自从她出了家，总是一再地要我称她师傅，她认真地解释这是规矩，否则怕落个口舌报应。写信时依她可以，说话时却是不依她了。太别扭了。我不信报应。
释妙月的禅房外有丛竹子，竹子边上有座亭子，亭子建在沟崖上，崖对面是两座山，不很高，但很绿。沟底算平坦，平坦得开出了一片农田。几个农夫，正悠悠地在农田劳作。农夫的头顶有几朵闲云在信天游。太阳正在西坠，在那两座山的接缝处落下。亭子里，我慵懒着，妙月静默着。
好半天，她说：“她不该走那条路。”
我说：“安朵的死带给我一片混乱。”
她不吭声。
我大了点声，问：“听到没有，我的日子正混乱呢。”
妙月微笑，“有多少乱可以混呢？总会完结的。”
我不满，说：“不成样，别用禅机来唬我。”
她伸出手摸摸光颅，又笑了，“要不，你也剃去一头烦恼丝。”
我哼了一声，“只怕我慧根太浅，享不到如此清福。”
妙月并不接话，却另起话头：“看到沟底那几个农夫了吗？”
“看到了，怎么啦？他们是生活在画中了。”
“你看是幅画，他们自己看到的，却只有满脚的泥。倒是抬起头，看到我俩是在画中。又可惜，你自己并不以为是画中人。”
我有点明白了：“你是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所见到的是真的，其实却是虚的。人生真真幻幻，一切原空？”
“既是如此，你又何不以空度实，以死观生，轻松走路？”妙月举重若轻地引领我前行，一句话让我如沐轻风，躁消暑退。不由暗想，此妙月非彼妙月了。
我记得初一（二）班第一次点名，那个精干的，留了齐耳短发的班主任，拖长音调叫出“刘妙月”后，是这样说的：
“你爹娘怎么会给你取这样一个名？”
应声站起的刘妙月就飞红了脸。坐在下面的同学好奇怪，她为什么不能叫这名？终归是比我们这些文红、爱兰、秋莲、冬梅、桂香等等，要好听多了。
很多年后我记起老师这句话，琢磨出话里的意思有两层，一是这名字小资情调重了些，二是还有几分像尼姑。老师再粗俗，也会知道《红楼梦》里有个俏尼姑妙玉。
我想我骨子里是有小资情调的，我仅仅是因为喜欢“刘妙月”三个字，就和名字的主人成了好朋友。这三个字在我的脑海是一幅画：夜深深，天蓝蓝，月亮幽幽地从山那边升过来，不很大，也不很圆，也不清澈如水，一种欲展还休的风姿，一种欲言却止的羞怯。月光可以照在梅上，可以照在竹上，还可以照在山上。山也不是荒山，是空山。又并不空，有树有溪有鸟，太静了，太寂了，就显出了空。
那时我能够看到的画很少，除了那些到处都有的宣传画。那时我不知道这就是禅境。但幂幂中“刘妙月”唤起的就是这样一副风景。
我记得刘妙月第一次生出出家之心时，曾告诉我名字的由来：“儿时体弱，多病，去算命，瞎子说迟早是菩萨的人，先取个与庙堂沾边的名字保了命再说。”
在“刘妙月”的背景里放上活生生的一个人，一副空画就布满了灵气，古韵黄典的。太不入俗。果真是一副画，那展示的时间是不对的。
头发墨乌，脸如鹅蛋，肤色光洁，柳叶眉，丹凤眼，十指修圆却不肉感，走起路来风摆弱柳。才情可以，总要写些诗，却主题不向上，风花雪月的那种，所以只是私下里悄悄地拿我看。我当然就悄悄地抄了下来。诗抄多了，我的手也发痒了。
她有一首诗，叫《清晨，我做了个梦》，她这样写：
清晨，我做了个梦
梦见一株小草
还有那露珠晶晶
就像是小草的眼睛
我和了她一首《小草的歌》，我这样写：
我是路边一棵草
春风吹来便醒了
自得其乐摆得欢
秋霜一打就死了
她看了，笑得直叫腮帮子疼，她说：“这和‘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我后来再也不敢问津诗歌。
她出家时，我提起这本手抄诗，她淡定一笑，说，“那并不是我的东西。风月原无常主，你以为你能留住什么？”
上高一时，刘妙月成了一个哑巴，和我坐一起，十天半月没一句话。
期中考试，她一路红灯。
我耐不住了，我说：“你把我当朋友啵？”
她睁大眼睛，摇摇头，又赶紧点点头。
我问，“你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她摇头。
我一脸期待盯着她，她终于低下头，先是掉了一阵泪，然后慢慢开了口：“我好怕，我爹娘在闹离婚。”
她接着说，“我爸爸喜欢上了垦殖场一个上海知青，那女的比我妈年轻，离了婚正在逼我爸呢。我妈不肯，总说要上吊。出了这样的事，真丢人，同学们要晓得了，我拿什么脸见人？他们真要离了，我也去跳河算了。”
我傻了，不知怎样劝说。我只见过往死里闹架的男女还要一起过，哪里见过什么离婚？我明白刘妙月是生活在天崩地陷中了。
她问：“你主意多，你说我该咋办？”
能怎么办，以我十六岁的经事，我给不了她答案。我提提气，说：“怕什么，又不是你的错。你姐姐和弟弟他们呢？”
妙月说：“都吓坏了，我们三人总是抱在一起哭。”
刘妙月父母的离婚大战持续到她高三毕业。那个上海女知青等疲了，远远地就回了上海。奇怪的是妙月母亲见情敌走了，倒突然想通了。这样妙月父亲落了个两头空。这年刘妙月果真没有考上大学。呆在母亲身边，开始待业。
她开始零零碎碎地做一些能挣几个家用的事。先是去了一所乡中当代课老师，教英语。不到一年被人挤了，又回来。日子数着过，滋味很不好。就给上大二的我来信，说是要去沈阳当保姆。我回说你不合适，一个大姑娘家的。她说找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年纪大些的，顺便复习功课。就去了。又来信，说是找着了，是个中文教授，活儿不累。主人待她不错。一年多一点时间，她又回来了，不知为什么。继续待业。
业待久了，母亲开始有了牢骚。话里话外的，就有了一些桑桑槐槐。看看自己，二十二了，就想着把自己嫁了算了。母亲巴不得，行动起来，就托人介绍了一个后生。
后生大学毕业两年，在农业局做事。长得白净个高，架副眼镜蛮斯文。这样双方就对上了眼。
大年初一，后生登门拜年，母亲欢欢喜喜留他吃了三个荷包蛋。她在一边偷着乐。
后生走后，母亲对她说：“你不要不识眼，应该去回拜。”
她不好意思去，就推说他来了就可以。
母亲就急了：“你不去，显得我们没礼数怕人家起怪。这么好条件一个人，丢了太可惜。”
她听出话里有巴结人家的意思，突然一根横筋就转不过了：“谁要去谁去，反正我就是不去。”
她想原以为自己父亲是天下最好的男人，最后也不过是如此，天下还有男人能好到哪里去。所谓婚姻，不过是男女之间互相利用的一种合法形式。我找他，不过是为了能有个地方睡觉吃饭，他找我，不过是看上我长得还过得去，又有高中文化。
这样一想，心里就一点一点凉了下来。索性就把房门一插，死活不应声，直到大年初三也不见出来。
母亲犯了急，跑去找来后生。后墙窗孔小又开得高，后生就搬了楼梯往里瞧。
她直挺挺地正躺在床上想心事，穿的正是一件高领毛衣，胸部竖起老高。也没盖被子。一个溜眼，正好发现了窗孔上的一双眼，鬼祟祟，色迷迷的，落在了她的胸脯上。
她恶心得想吐，却也不哼声，只腾地坐起，狠狠地翻出一个白眼，把后生吓得差点没闪下楼梯。从此就有一个念头生出：再也不找男人了。
男人不找，白饭却是吃不下了。就跑到地区，找到当记者的我，当然是羡慕，却不说出。只向我讨主意，不知怎样活下去？
我想了想，说：“你还是去学美容吧，这个行当刚兴起，有前途，来钱又快。这个地区城市眼下还没一家。哪天你烦了，钱赚够了，还可以继续写你的诗。”
她不乐意，说：“我去伺候别人的脸？恶心。”
我说：“是不太好，但总要能让自己活下去。”
她说：“我干不了这个。”
就回去了。
又过了几个月，她却来问我借钱，说要去广州学美容，因为弟弟得了尿毒症，需要大把的钱。
到了秋天，妙月回来了，拉上我，要我在地区给她寻个门面，她说县城的消费跟不上，市场太小了。我笑说你变得真快。她答是逼的。
美容店开张了，我又找来几个朋友，写了几个豆腐块，在报纸、电台用了，又建议她在晚报上开了一个“美容知识”专栏。很快，生意红火起来，又很快，刘妙月成了有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别的老板娘不同的是，刘妙月从不为自己做美容，理由是不喜欢别人的手在自己脸上拍来弄去，恶心。刘妙月总是素面朝天。
大把大把的钱并没有救起她弟弟的命。而她出嫁多年的姐姐也因久不生育倍受老公打骂。
刘妙月忙得很少与我见面。偶尔见上了，她就问出一大堆问题：
“为什么我的弟弟要得那样的病？”
“为什么生小孩子对我姐姐就那样难？”
“为什么我的父亲会生出婚外情？”
“为什么我有大把的钱却并不快乐？”
我说：“你活得太寂寞了，还是找个老公吧。”
她就笑，“老公哪有女友好啊。”
慢慢地，她问出的问题稀奇古怪起来，她问“我是从哪来的”？还问“我要到哪里去”？如果人一定要死，那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
我开始还会和她进行一些探讨，但很快我烦了这种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我说，“我没有你这样娇情，我从来不问生死，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已经在这里，我已经在这里是因为我没有地方好去，我在了，就要好好活，就这么简单。”
她没有理会，只要和我独对，总会不自觉地牵出一些类似的话题。我后来明白过来她所以那样问，并不是要找到一个什么答案，她只是需要问出来。人们有时对别人说出一些话，仅仅是需要有个听众，倒不一定是需要什么确切的帮助。
事情是由一个男孩的出家引起的。
男孩开了一个发廊，和刘妙月的美容店相隔不远。手艺不俗，头发自然弯曲，性情温温的，身材颀秀，有着一双苍白和细长的手。出家细节不详。传是学一种郭林气功，走火入魔了。
秋天，刘妙月来找我时，神采飞扬，说有办法治我痛经的老毛病了。她叫我坐在她对面，她说，“你一定要用意念想，想把痛经去掉，这样才有效。”
她站在我对面，双目闭紧，神色虔诚，双手在半空，虚对了我的小腹位置，划圈。这样我知道刘妙月学气功了。她告诉我有了气功，日子过起来有意思多了。她还告诉我香功、菩提功、中功、莲花功学了好几种，她还告诉我她在功态下跳的孔雀舞达到了杨丽萍的水平。我不信，她就给了我一张星期天去地区礼堂听带功报告会的票。
我好奇，就去了。
礼堂人满了。大师在台上说，“大家把双掌合拢，跟着我的话默念，中指长长，中指长长，男左女右”。大家就照做了，大师又说，“现在睁开眼，看看中指是不是长长了”。就听到很多人说是长长了。刘妙月激动起来，拚了两个中指给我看，说看到了吧，右边的就是要比左边的长。我觉得自己的还是一样长，但又觉得她的是不一样长。正有些狐疑，大师说要发出更强的功了。却见刘妙月从我身边翩然飘出，我奇怪地，一直看着她舞着穿过长长的通道，舞到了台中央。陆续地，台上有了几十个人在跳舞，都是闭着眼。果然，刘妙月的几个孔雀点头的动作看起来很美。台下那些人就说，看，跳孔雀舞的那个，功夫深啊。啧啧，人家是得了真功了。
刘妙月从来都是封闭的，更别说跳舞。但那一刻我看到了另一个刘妙月。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她。我突然想起她的问题“我是谁”，就有那么一个惊诧闪过，我是谁？我也开始发问了。好在只是一闪。
刘妙月被人围攻后就放弃气功了。
冬天的一个早上，她在公园里练完功，回家的路上给一伙男女堵了。
一个黑壮的女人发话，问，“你总是在报告会上那样表现是为了什么？”刘妙月奇怪，答，“那是自发功啊，我不是要表现什么。”一个瘦男人就接话，“自发功？我们怎么就没有呢？”围的人就凶了起来，“是啊是啊，自发功根本就是走火入魔了，师傅从来就不提倡自发功，你这样是有辱师门。说，你这套把戏到底是谁指使的？”刘妙月就气哭了，“我学气功，到底妨着谁了？”人群中一个头目模样的男人就发话了，“不妨着谁，最好。现在那个姓彭的小子专门在抢我的弟子，你再跟他搅混一起，就没意思了。”
刘妙月告诉我这事时，显得很失落，她喃喃发问：
“总想在这个世上找块净土，还以为气功劝人为善会成为我活着的依托，又哪晓得原来不是这样子。”
我就劝，“就当气功只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寄那么高的期望干什么？没听过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她答，“我却不信满世界会没有一块净地。”
我回她，“那只有你自己才能救自己。”
我没想到刘妙月的出家念头就是由此产生了。
农历二月十九到了，刘妙月拉我上东郊寺庙烧香。烧完香，却说要找住持。她说：“我想皈依啊。”
找到了，信徒却不少，都是些女的。老和尚正忙着签发皈依证，妙莲、妙明、妙法、妙安随手写了，就算是给了一个法号。见了刘妙月，神态就有些异样。老和尚问：“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入我的门？”
刘妙月就答：“佛门大开，你的门也是我的门。”
老和尚随手就写完了证书。于是拜谢出门。一看，傻了，法号：释妙月。
果然，刘妙月皈依后心灵平和了下来，最大的变化是不再向我问些不需回答的问题了。她总是独自上路，独自到山水间寻求理想的归宿。到了这一步，我也平静地接受了她的活法。只要她那一颗在红尘中难以自持的灵魂，能在另一种活法中得到安宁，就是最好。
刘妙月在长达两年的寻寻觅觅后，不满足于再做在家居士了。她把美容店卖了，分别给父母留了一些钱，余下的，全部带在身上，说是要捐到庵里去。她最庆幸的是自己不喜欢美容，没搞那些绣眉、割双眼皮、纹唇这类名堂，她说，“否则，我要还自己本来面目出家，光洗去眉毛一项就够人受苦了。”
妙月出家闹了个鸡犬不宁。但总归是出成了。出家两年后，十年未育的姐姐居然生下个九斤男孩，于是，家人认为是她带来的福报，就不再以她的尼姑身份为耻了。
三、落红三叹
徐庆红的漂亮害了她自己。
郑老大郑一峰看上她的时候，她才十六岁。现在她都三十六了，真正是徐娘半老了。二十年间有过几次是想过要脱了郑老大的，却脱不了。老大满世界放出风来，谁要敢碰了他的女人，就要断他的根。徐庆红索性心一横，死猪不怕开水烫，就陪他一条胡同走到黑，看能黑到哪里去？
徐庆红的父母都是军人出身。转业后，父亲当了县武装部长，母亲当了县医院护士长。她在五姐妹中最小，最漂亮，也最得宠。
实话说，徐庆红的漂亮是朝阳般的明媚，纯净，没有一点将就。不像我们，即便好看，也是灰姑娘式的。在我们班上，她就是公主，就是小姐，就是我们想做又不敢做的一个梦。在我们班上，她说第一跟谁好，谁就会成为大家暗中妒忌的对象，奇怪的是没有谁会妒忌她，她注定是花仙，注定是花魁，理所当然地享有观者的注目而不是忌妒。她活得无拘无束，活得自自在在。我们活不出自己，因为我们是拘束的。现在看来，一点拘束没有不见得不好，最起码，我们在约束下保全了很多，我们保全下来的，正是纳入社会主流的东西。我们是平常人，我们犯不着对社会说“不”，或者说我们缺少对世界说“不”的能力。我们是对世界说“是”的那群人。
但徐庆红她是活在自己里了。她天生是个说“不”的人。她说“不”的能力带给她一顶光环，炫目，让人受不了，却又禁不住要看。
但我是不被她的光环罩住的。因为我成绩好。用今天的话来说，我用智商抗衡着她的情商。
徐庆红是不同于我们的，初中时她就知道很多关于生理卫生课上的事，她不仅知道而且敢说，说的时候听的人会脸红，但她的脸一点不红。她说知道吗，我们女的大了会来身上，红的是月经，白的叫白带。她还说你们上厕所时看到物理老师的毛吗，我们长大了也会有的。
“你们知道男的和女的结婚后会干什么？”她问完后很得意地扫了大家一圈，有几分神秘地接着说，“是要抱到一起睡觉的，还要脱光衣服呢，还要亲嘴。”她又咂了咂嘴。
这头我鄙夷地哼出一口气，“真不要脸，女流氓样。”
她就站了起来，她问，“说谁呢？”
我正眼不看她，说，“谁搭话就说谁。”
她捏住拳头，说，“再说一次。”
我昂起头，说，“不成样，女流氓。”
她就冲了过来，倚着个大给了我下巴一拳。我顺势扯住她的衣服，她也扯了我的衣服，架着胳膊扭打到了太阳下，惹得很多同学跑来看热闹。我们像两只小母鸡僵持一阵后，我想我必须把架打漂亮些，因为我代表的是正经女孩啊，是好人啊。我就瞅空抬脚踢中了她的下腹，她不防松了手，我就很胜利地走开几步，理了理衣服，走进伙伴们惊叹的目光包围中。留下她生生地抱着肚子在太阳下弯腰咧嘴。
男生就哄笑了，说这么高的人打不过比你矮的。徐庆红就在原地哭了，我想倒不一定是因为肚子痛，更主要的是因为伤了自尊。要知道她是很骄傲的一个人啊。
这场架让我在伙伴中的地位急剧上升。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都是正经女孩啊。虽然我们穿不起好衣服，也长得不好看，父母也没当官，但我们向上啊，知道什么事说得什么事说不得。知道不是所有的话都是可以用来说的。
我最后悔的是因为这事反复写了三次检讨，多少对不住我一贯的好学生形象。
十六岁那天起来，正是礼拜天，不用上学。徐庆红欢欢喜喜穿上了自己偷偷做好的大喇叭裤，白色的确良的，把里面的碎花三角裤透了个清楚。又跑到理发店烫了一个窝窝头，一侧别上了一个红发卡，有机玻璃的。当她哼着“青春啊青春多么美好啊多么美好”，一扭三摆回到家时，部长父亲一怒之下到处找剪刀，硬是逼她自己把大喇叭绞开了。
她绞了裤管后就跑了，她一跑就一个星期找不到人。等到家人见到她时，她怯怯地，众目睽睽之下带来的却是县城街上赫赫有名的郑一峰。郑一峰也不过十九岁。
郑一峰那天是按正规女婿礼节上门的，提了烟酒，蜂皇浆，飞机头梳得水亮，衣服也扣得规矩。一开口，却是满嘴匪气：
“小红已是我的人了，我呢，也是真心看上她。老子睡下的女人不少，动心要讨做老婆的，这是头一个。你们就依了吧。”
徐父气得大拍桌子叫滚，徐母气得直往门外扔女儿的东西，郑一峰不紧不慢地又说了：
“何苦呢，红道上你是老大，黑道上我是老大，都是一方人物，一点面子不给。”
郑一峰扔下这句话就把徐庆红带到城西家中的土砖房里了，一只凤凰就这样落进了鸡窝。
徐庆红就这样从我们班上消失了。也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她的消失让多数人松了一口气，她早就应该消失了，她的存在，让我们多么不自在啊，让我们多么自惭形秽啊，让我们除了发狠把成绩搞上去，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好啊。
而徐庆红当然没有消失，她有她的世界，或者说她是因为一个偶然坠入了一个世界，又也许是因为一个必然坠入了一个世界，谁知道呢？人到中年就会知道自己的无能，知道自己最大的无能就是面对命运的无能。不知道徐庆红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以为人的生命需要一定的张力，但张力太过了不行，那样会被弹出常轨太远，想要回来都不可能了。
徐庆红输在她青春时代的张力太满。我们班上的人都这样说。
徐庆红第一次卖血是在十八岁。
十八岁那年，我们都在卖力地考大学，为自己一生的命运作拚死一搏。有很多人的一生就是从那时拐弯的，有的拐上了金光大道，有的拐进了一个小胡同，而徐庆红，拐上的是一条黑得没有光的死巷。
十八岁的徐庆红为坐牢的郑一峰卖血。
郑一峰坐牢的事因简单，他带人持刀抢了一个卖木炭老人的钱，十一块五毛。他对徐庆红放出话来，要她“想法摆平”。她想了很久，不知道怎样能摆平，毕竟才十八岁。
没有正经事做，没有钱，她就去卖血。她卖血是因为郑一峰在牢里要钱用。接连卖了几次，她就揣上了二百块钱，找到卖炭翁，她跪下，哭着求老头。她说他要枪毙了对您老爹什么好处都没有，她说他是一时糊涂，您高抬贵手他出来后就是您的猪狗，她说他才二十出头，比您的孙子大不了几岁，您就忍心。
后来在取证时，老头就说他是认错了人，根本不是现在这个。
郑一峰犯诈骗罪第二次坐牢时，徐庆红二十五岁了。这次郑的财产全部赔光后被判五年。
郑在牢里说，“小红，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你要想法让我减刑。”
她说，“我没有办法。”
郑说，“你会有的，你的爹娘不能扔下你不管。他们是有关系的。”
她就说，“别提他们，我永远不想提他们。你就安心呆着，我在外头会想办法弄多些钱让你不受苦。”
徐庆红的办法是去做鸡。她用做鸡得来的钱源源不断地供着那个不是他老公的男人。有一次扫黄，她被抓了，我因为做节目认出了她，她很无所谓地对我摇摇头，说，白云，你不要问为什么，这是一个人的命。
三十岁那年，郑一峰出来了。
徐庆红对他说：“跟了你十多年，苦也吃了不少，我是跟鸡随鸡，跟狗随狗，你就讨了我做老婆吧。”
郑一峰就发怒了，“你这样一个不干净的女人还想做我老婆？”
徐庆红就大骂：“当年我可是一个干干净净的黄花闺女被你占了，我是因为谁不干净的？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标准一条狗熊。”
郑一峰就软下来，说，“我也不是没心没肺的人，反正我是不会甩下你不管的，你永远是我的女人。做不做老婆又有什么关系。”
徐庆红的婚嫁念头就这样搁了起来。
这年冬天，徐父病危。徐庆红在兄姐们的一再劝说和老母亲的泪眼哀求下，终于走近了父亲床前。
父亲拿住了她的手，长长一声叹息，小红啊，是我害了你。
徐庆红就扑的一声跪下，爸爸，是我不该和你们斗气……
父亲死后，母亲给了徐庆红十万元钱。母亲说，“儿呀，你也是大人了，我从前没管好你的路，以后是更管不了你了。你一定要跟他，我也没什么说了，但求你两个今后正经过趟日子行吧，再这样晃下去不是事啊。这些钱，是你爸爸留下的，你的兄姐们都说全给你，是指望你拿它们去正经做个事，这样你后半生也就多少有个依靠。”
徐庆红拿了这笔钱，开了个酒楼。酒楼经营得很辛苦，也就从老远的地方招了一些女孩藏着，编了号，供特别服务。总算有了一个事业，徐庆红的脸色不再死灰，三十多岁的人，有了一种独到的韵致，风情万种的样子，迷住了不少回头客。
也有地痞流氓不知女老板底细，吃了想赖帐的。碰到这种事情，徐庆红必定亲自出马。
她是这样出马的，到厨房拿了一把雪亮的刀，冲到闹事的人堆前，嗵的一声，刀砍进桌子里。然后她喊，姑奶奶把命搭上玩一把，谁敢奉陪啊？她这一手用过几次就不需再用了，她的酒楼很快就出了名。
徐庆红开始有了大把的钱供着郑一峰，郑一峰毫不脸红地享用女人提供的一切，包括酒店里的编号女孩。最放肆的是公然有了一两个小蜜。
徐庆红的姐姐就看不过去了，说你这样拚风拚雨地，倒养了这样一条赖狗，凭你现在的身色和财势，找个好男人一点问题没有。实在不行，找个情人也比跟这样的狗强啊。
徐庆红的姐姐不知道，妹妹是有情人的，公安局长。否则这个酒楼凭什么开得如此安稳？
公安局长原也是我们的同学，当年是暗恋过班上的公主的。徐庆红栽倒在郑一峰手上，他是真心地疼，这样他和徐庆红的感情倒是较真的，不是劫色劫财的那种。
郑一峰对此也是风闻的，无奈地头蛇不是强龙对手，何况现在他地头蛇都够不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他知道徐庆红，太知道了，只要徐庆红有口饭吃，他郑一峰就一定饿不着。徐庆红对他的用情，他是了然于心的。世界上有一种女人，是专门为男人活的，徐庆红，就是为他郑一峰活的。哪怕他变成一条狗，徐庆红也会是那个养狗的主子。
徐庆红是怎样想的呢？徐庆红想，女人真的不能把人世看得太认真了，我曾经那么好的命，居然都栽入泥淖，谁能料到呢？怎么样都是过一生，看当年班上那些女同学，规规矩矩走了正道，守着一个男人，日子过得也好不到哪里，柴米油盐一本经，把人都念成一截枯木了。郑一峰混帐是混帐，但好歹是我愿意心疼的一个男人，没有理由地愿意，就像是前世欠下的。女人活过一世，有一个让你不怕死地要去跟着的男人，也算可以了。至于公安局长，倒像是欠了我的，我是把在郑一峰那里得不到的温情和呵护，到他那里去索取了。
日子就这样相安无事地又过了几年。
郑一峰第三次坐牢却把牢底坐穿都不够了。这回他因倒卖毒品非死不可了。好在他算有良心，留了心眼，所做的勾当一直没让徐庆红晓得，徐庆红万幸免受牵连。
郑一峰栽在枪下那一刻，徐庆红正在医院生产，她知道这是郑一峰的。她望着女儿，目光变得少有的澄明，她是爱过的，尽管她的爱为人不耻。她终于有能力为所爱的男人生个孩子了。她终于为二十年的情债画上句号了。坏的死了，好的生了。恶的去了，善的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