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里,迈步在平阳大街上,早春的阳光,照在身上,使人感到暖乎暖乎的。这时忽然唤起了我在乡下的那段田园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生产队里干活时,初春伊始,白天还不长,早晨还有点凉,这时期社员出工是一大晌,早上九点多钟上工,下午四五点钟才收工。早晨起来人们吃过饭,带上点干粮,拿上工具,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往地里走,早来的人们,找一个避风向阳的埝根下,或往地上一躺,或在地上一坐,脸朝太阳,眼睛一闭,抽烟聊天,等人齐了才开始干活。

“南京到北京,一晌两歇工。”这句顺口溜就是说,不管活紧活松,到休息的时候就得休息,特别是十二点左右的这一歇儿,因为人们要“小吃”即吃干粮,休息的时间就更长了。

你看吧,大伙儿聚集在避风向阳的地垅下,青年男女们,四个人围成一圈,甩起了扑克,上了年纪的老汉们,抽上两三袋烟后,挽起裤筒,解开腰带,光着膀子,在衣缝里认真的寻找那些吸血的小动物,时儿打上几个喷嚏,到觉得浑身痛快极了。另外那几个逍遥型的人物,如侯老大、“老干劲”、“没意见”等,烟不会抽、扑克不会打、闲话不爱说,这伙人是顺势在地上一躺,随便铣把、石块、臭鞋什么的往头下一枕,三五分钟后就迷迷糊糊,鼾声大作,到了世外桃园。这时万事皆空,一切劳累、一切烦恼,甚至饥饿也抛到九霄云外,说不定做上个美梦,还微微一笑。当然,要想充分享受这一会儿休息的好时光,看跟上什么样的队长干活。

跟上我们队的副业队长干活就比较好。这个人干活不怎么样,自己也没苦,就是善于交际,能说会道,队里烧焦、卖灰、算帐跑腿的这些事就由他负责。这个人爱当头儿,爱打扑克。四个人打对家,“大小毛驴带金钟”,40分下台,只要有意识的让他赢上几把,在台儿上不下来,他就兴奋的不得了,什么也不顾了,休息上两三个钟头都不觉得时间长。因为他是副业队长,也不多带社员们干活。

跟上我们的副队长干活就不行,这个人苦成很好,不会打扑克,不会抽烟,不爱说话,是个急性子,坐上一半个钟头他就坐不住了,大伙玩得正好、睡得正香时,他就喊着:“起来!收拾!快”,而且他自己就先干起来了,其他人也没脸再玩再睡了,就是不高兴,懒洋洋的也得跟着干。

跟上正队长干活也行,这个人有个爱抽烟爱睡觉的习惯,睡觉时是坐着磕睡。每干上一会儿活,他就先说,歇一歇,抽袋烟吧。往地上一坐,抽上三五袋烟后,胳膊往腿上一搭,头往胳膊上一枕,呼噜呼噜就睡着了,又是流口水,又是流鼻涕,有时身子失去平衡东倒西歪的晃荡两下,又睡着了。这时打扑克的人轻声轻语,只怕惊动了他。其它睡觉的人们就更是高枕无忧了。夏天干活在树下休息时,只要他睡着了,有些淘气鬼还给他扇风赶蝇子哩。人们选他当队长不是为了跟上他能多休息一会儿,而是这个人农业经验很丰富,工作中点子很真,决策能力很强,社员常能得到些实惠的东西。如上级分配救济粮,救济款,我们队里争取的就很多,只要他当正队长,我们队里的分红总比其他队里高。他也不常带社员们干活,常带大伙干活的还是那位实干家副队长。回忆那段历史,也反映了人民公社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弊病。责任制以后,人们干活,也没队长领,也没队长逼,都是急急忙忙,早出晚归,跑步都觉慢,更看不到三五成群,在埝根下晒太阳的人们了。

我不是向往和宣扬那段消极的生活时代,在农村生活了多年,住在这繁华的城市里,还有点不习惯,昼夜喇叭声不断,大街上汽车川流不息,在这种环境里,常常唤起我当年的那段田园情。这时,真想回村里去,到野地里在一个避风向阳的埝根下,美美的睡上一大觉。

 

(曾发表于2002年4月28日《临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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