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里再识陶渊明

位于庐山南麓栗里的虎爪崖下，有濯缨池一口，池旁有巨石一块，人称“醉石”。醉石平整如碑，稍稍倾斜的石面上刻有“归去来馆”四个大字。相传这是中国田园诗人的始祖陶渊明醉酒后躺卧之处。据说石上“隐然有人卧形”，甚至可以看出陶渊明的枕痕耳迹和吐酒的痕迹。古代大诗人爱喝酒、好醉酒的，我只知道李太白；陶公如此好酒且醉酒，令我十分惊讶。为了弥补我的孤陋寡闻，于是找来资料，以便查个究竟。

书载：江州新刺史王弘，十分欣赏陶渊明的才华，欲与他结识相交，然而多次邀请均被拒绝。后来，王弘派人备酒食在游山的路上将陶渊明拦住，请其喝酒，而陶渊明毫不客气便喝将起来。随后，王弘走过来装作与陶渊明偶遇，并一起喝酒，于是两人总算相识。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出任始安（今广西桂林）郡太守赴任时，路过庐山与陶渊明欢聚，陶渊明以酒相待，每饮必醉。临别时，颜延之留下二万钱送给陶渊明，陶渊明将其全部交给酒家，以便随时取饮。有时他和客人一起喝酒，如果自己先醉了，就直率地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君可去！”还有一次，陶渊明与送酒的人在路上相遇，“即便就酌，醉后而归”。后来陶渊明有酒必饮、每饮必醉的洒脱酒风，成了庐山上下家喻户晓的一桩美谈，于是便有了前面“醉石”的传说。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伟大的田园诗人如此好酒并醉酒？了解了陶渊明的思想基础和生活经历后，我知道了他与欧阳修一样，“醉翁之意不在酒”，“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陶渊明）。

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世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前期著名的大司马，是一个对东晋政局的稳定有过贡献的政治家；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一类的高官。虽因父亲早逝家境衰败，但陶渊明仍怀有“济世救民”的宏大志向，希望能像曾祖父那样“建功立业”。但是，在门阀制度盛行一时的东晋，出身低微的陶渊明根本不是市朝显达的对手，他的仕途生涯一开始就横亘着无法跨越的沟壑。直到25岁，才好不容易得到举荐进入官场，曾做过州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由于其时东晋政权内忧外患，官场一片污浊黑暗，他的美好理想和刚直秉性与残酷的现实格格不入，满腔热血终于变成了一汪冰水。于是，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的惊世骇俗的故事，理所当然地在他身上发生了。42岁的陶渊明抛弃了彭泽县令的乌纱帽之后，“载欣载奔”地回到了庐山老家，从此隐身于山水云雾之间，与大自然相伴，与田园诗相倚，直至63岁生命止息。

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我心目中的陶渊明一直是个躬耕南山、吟咏田园、性情恬淡、不问世事的悠闲诗人。而实际上，他是以坚操劲节的儒生和归隐田园的诗人的双重形象留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他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早已妇孺皆知，他那美妙的田园诗名篇几乎家喻户晓。不屈服于权贵的刚直性格，使他终日沉醉于山水田园；而山水田园的清纯美好，又使他更加厌恶官场、蔑视权贵。我们常听到有人说谁谁是“真诗人” ，而依我看，若无陶渊明这样的高洁情怀和执拗性格，要成为一个“真诗人”，很难、很难 。

在庐山读了陶渊明多篇诗作后，我才知道，他在赞美田园生活的同时，也倾诉了对政治的不满与忧虑，以及对时光流逝的痛惜和对生不逢时的抱憾。即使是描写田园生活，也不是为写而写，更不是忘却了胸中的抱负和心底的苦痛，而是想以自然的美来映衬社会的丑，想通过对美的悉心描绘寄托他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对黑暗现实的抨击，从而平衡自己难以平衡的心态，释放贮藏在心中的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懑。他晚年所著的《桃花源记》，便是曲折地反映他丰富而深沉思想的典型作品。在这篇作品中，他将自己心中愤世嫉俗的烈焰和绚丽理想的火光以强劲的力道迸发出来，从而使这篇作品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异彩！

陶渊明本是个有政治抱负与宏大理想的人，由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可能让他有所作为，他才不得已归隐田园。“无可奈何花落去”作为他心情的写照，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这样一种心情支配下，醉酒便成了他生活中的必需，成了他无法逃避现实、试图解脱苦闷的另类手段——恰似西晋时的阮籍。

注目醉石，我心目中原有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公渐渐模糊起来；而渐渐清晰起来的，是一个壮志难酬、胸怀沉郁、忧国伤时的醉卧着的靖节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