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不识字,但他认识两字:张才。张才是他的名字,这两字如果连在一起让他认,他知道这是他的名字,可一旦把这两个字拆开了让他认,他就一个也认不得了。父亲还有个名字,叫张汉升,父亲的这个名字,他一生只用过两次,一次是刻过一个手章,另一次则是他去世以后在墓碑上刻的名字。村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叫张汉升,但在他的五个儿女心中,明白这是父亲的官名。

父亲是个农民,一个普通的农民。任何一个北方农民应该会的农活儿,他全会,而且称的上行家里手。生产队的时候,他当了好多年的队长,农活儿如果拿不起来的话,不会有威信,这个队长是没法儿干的。生产队大大小小几十块地,哪块地今年得换茬,换茬的话适合种什么,这是一个生产队长必须了然的事情。一九七九年之后,生产队散了,各家各户自己种自己的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来问他家的哪块哪块地今年该种什么,父亲的话涉及到收成的好坏,所以人们对他的话都比较在意。

父亲是个热心人,爱管闲事,路上路下看见谁家的地里该锄了、该浇了、该动镰刀收割了,他会顾不上吃饭先跑到人家院门口大喊大叫,直到把人家从枕头上吼起来,从饭桌上吼下来,从屋里头吼出来,然后和人家一起去地里忙乎。

父亲很小就没有父亲了,日本人的飞机来我们村扔炸弹,我的爷爷死于日本人的炸弹。于是父亲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就很自然地浸透在了苦难的岁月中,撵牛放马揽长工,有人欺凌没人疼。受尽委屈的父亲不忍让奶奶伤心,九岁的他跑到爷爷的坟头哭一场,哭着哭着睡着了,叫醒他的是荒野坟地里狂风裹着的暴雨,从爷爷的坟头到家是四里地,一个九岁的孩子是怎么在电闪雷鸣的瓢泼大雨中从沟壑纵横的坟梁上回到家的,我一直不愿想象。

父亲感谢共产党,共产党来了,给他分了房子分了地,娶了老婆生了娃,他确实是翻身了。父亲娶了我的母亲做老婆这件事,当时惊呆了一村的人,母亲是书香门第,家境殷实,怎么会嫁个不识字的穷小子?而且,介绍人居然是我母亲的亲哥哥。待我渐长,才找到了答案,我舅看上了父亲的实在。舅他们没有看错人,父亲对我母亲一辈子忠诚,顺从。我的姥爷有三个儿子,但他老人家的晚年还是愿意从呼和浩特回到河口,跟他的大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直到养老送终。

父亲有点儿像小说《创业史》里面的梁生宝,穷苦人翻身,一心一意跟定共产党走,从解放初就入了党,土改就当上了民兵队长,后来改成民兵营,父亲是民兵营长。从疾风暴雨的土地改革,到五味杂陈的文化大革命,其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们河口又是一个数千人的大村,全村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就一百多人,父亲跟我说他没动过任何人一指头。一直到他四十二岁那年车祸致残,父亲手里始终有枪,但他不会仗势欺人,他常常说,即便犯,人家也是犯在国家名下了,又没有犯在咱名下,咱凭甚欺负人家了。被打成反革命的原呼和浩特公安局干部李培才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回老家河口,运动中受尽了某些人的凌辱和折磨,老人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讲过:你父亲是个好人,虽说是没念过书,人正派,懂政策,讲道理,从来不吼喊我们这些人。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红卫兵造反,因为我家隔壁武当兵大爷他们家是地主,家被抄了。父亲下地回来,见满院子立枪竖马尽是红卫兵,武当兵大爷和老婆儿弯腰低头站在房檐下,他们家的东西,箱柜、铺盖、衣服、鞋子、帽子、装粮食的大大小小的口袋被堆的乱七八糟满院子都是。父亲进门跟我妈说,晌午多下上一碗米,连当兵哥他们的饭也做上哇。我妈吓得战战兢兢的,嘴里答应着,眼里却充满了恐惧。父亲说不怕,能把咱们咋?咋也得让人吃饭了哇,你看那翻腾的成了个灰巴还能做饭了?饭熟了,请示过红卫兵,武当兵大爷老两口被允许到我家吃饭,武当兵大爷端碗的手抖个不停,抬起头叫了一声“才才”,老泪就掉到了碗里。才才是我父亲的小名,解放前,父亲给武家揽长工。土地改革的时候,父亲分到了一间北房一间南房,这两间房解放前都是武当兵大爷他们家的。由于有这么一层关系,而且父亲又是党员,又是民兵队长,我们两家的关系就天然地有点复杂。 怎么说呢,就是不冷不热吧。曾经,不知有多少次,尤其是寒冷的冬天,夜里睡得正香,忽然就会听见门外有人叫我父亲的小名,不用问我就知道门外是谁,要干什么,那肯定是当兵大爷老两口的烟叶子又断顿了。我父亲就会披上衣裳,从门缝把自己的烟口袋递出去,这时就会听到当兵大爷呵呵的笑声:这狗的,没出息,不抽上一锅好赖睡不着。

父亲没念过书,大字不识一个,,但他有一个能耐,他会心算,五六分钟以内,四位数加法能跟上算盘,准确率还相当高。这一点我不仅听村上大小队的好几位会计说过,自己也屡有领教。

我从十岁开始,就利用星期天割草卖钱。记得有一回,卖了四十一斤,是芦草,一斤一分二,我拿着赵官来爷爷递给我的四毛一分钱,高高兴兴回家,高高兴兴把钱交给父亲。父亲随口问了分量,便道:少八分钱。我仔细一算,确实少八分钱。当时已经过午,又是数伏天气,肚子饿的咕咕乱叫,母亲说少八分就少八分吧,快让娃娃吃饭哇。父亲把钱递给我,说:饿不死,去,跟官来爷爷重算一下,回来再吃。我极其不情愿地接过钱,返身出门,烈日下,一步一步蹭到官来爷爷家,官来爷爷听我说清来由,重新算了一遍,确实少算八分钱,于是给了我一毛钱。

我攥着这一毛钱,说不出来有多懊恼。当我把这一毛钱递给父亲时,没想到他却不接手,问我:你觉得这一毛钱你该不该要?我说确实算错了,这是官来爷爷给补的,该要。父亲却说:不该要,算错,是你自己粗心。去,把钱还给官来爷爷,就说是你自己的错。母亲急了,说娃娃饿了一前晌,割下草,背回来,黄河畔上,四五里地,因为一毛钱,你这个人——没等母亲把话说完,父亲一把把我推到门口,说:去哇,回来再吃!我含着眼泪,狠狠咬着自己的嘴唇,顶着令人眩晕的烈日,又去了一趟官来爷爷家,把攥得出了汗的一毛钱交到了官来爷爷手里。

事后,父亲说他当时怀疑我克扣这一毛钱,我说已经把那一毛钱要回来了,你又让我送还官来爷爷,为甚?父亲说:长记性。

这件事确实让我长了记性,从此做事情再不敢稀里糊涂,马马虎虎。我曾经干过把等级差的水稗子草裹在等级好的芦草里卖给县里马车社的事,父亲知道后,在我吃饭的时候,抓起一把喂猪的糠撒在了我的稀粥碗里,搅了搅,逼着我喝下去。他说这和我往草捆子里裹水稗子是一样的。他说你再敢哄人、学精,我打断你的腿!他的座右铭是憨厚憨厚,精光精光。他自己一辈子因为老实死憨厚吃了多少亏却不以为吃亏,自己不聪明受了多少气却不以为受气,还拿这一套来教育我,当时非常生气,和他顶牛。待自己年长,才觉得父亲的话里蕴藏着人生的道理。

父亲脾气不好,生硬,还粗暴,说话像吼,一开腔高喉咙大嗓,母亲一生的埋怨就是“一辈子不能好好说句话。”确实,从小到大,没见父亲说过一句悄悄话,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吼。早上一声:起!晚上一声:睡!做事情永远是:快点儿!短促,生硬,有力,嗓门儿之洪亮,隔壁两邻往往都会闻声打个激灵。

我们弟兄三个基本上让父亲吼喊得就像军营里的士兵,尤其是冬天,一听父亲喊:起!弟兄三个仿佛当兵的听见了军号,无论怎么不愿离开那个热被窝,也必兔子一样嗖地跳起。父亲从来不喊第二声,我们只要稍有迟疑,他就会一把掀翻被子,将我们缩成一团的光身子晾在炕上。冷啊,那时候不知道怎么那么冷,我们三个秃脑袋一边咻咻咻哆嗦着牙花子,一边把腿伸进冰冰凉的棉裤。

父亲也有惜子的时候,记得是一九六一年的冬天,本来就是饿的立不起脖子的年头,我们兄妹几个又同时“当了差”(即出水痘,是一种儿童传染病)。父亲在县上开三干会,会上管两顿饭,中午一碗烩菜,一个二两面的馒头,晚上又一碗烩菜,一个二两面的馒头。父亲每天只吃两碗烩菜,将节省下来的两个馒头,夜里跑五里路,送回家来,分成四份,分给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三干会开了四天,父亲给病中的我们带回八个馒头,那真是世上最好吃的吃食啊,我们拿着分到手里的那块馒头,哪里舍得吃啊,都在舌尖上一下一下地舔。他自己,实在饿得心慌,从瓮里捞一筷子咸菜,冲碗开水,呼噜呼噜喝完,哄哄肚子睡觉。

父亲在这个世上呆了八十四年,前四十二年为一截,后四十二年为一截。前四十二年说话靠吼,后四十二年一下不吼了,这是由于一次事故,父亲从拉煤的汽车上掉了下去,头部粉碎性骨折,人家把他弄到呼和浩特医院,住了九个月,出院回家后脾气一下没了。瞅着他一天到晚总是木木的盯着一个地方看,估计后半辈子也就这样了。医生也说,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后半生会失去记忆,甚至瘫痪,让家属有个思想准备。可是后来的情况却没有按医生的说法走,父亲直到去世,一直保持着比较清晰的记忆和基本符合实际的思维能力,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要参加工作了,父亲从老家来到呼和浩特,郑重嘱咐我,共产党会多,开会不要抢着发言,让人家说,自己听就行了,能不说就不说,实在推不过,出去尿上一泡回来再说。父亲虽然不识字,但他是个老党员,又当过多年的社队干部,这可能是他的经验教训吧。

我那时候年轻,对父亲的话不以为然,我说,那不成装起的一口袋了吗?(内蒙方言,意即呆傻)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抬起眼皮,迟迟疑疑的看了我一眼。

父亲每隔几年会从老家坐上长途班车来呼和浩特看看我。八七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中午,父亲来了,我问他家里没事吧?父亲说没事。我心思没事就好,转身便忙手上的稿子去了。父亲忽然叫住了我,问我工作行不行,我说挺好。父亲叹一口气,说:要是不行,就不要难为,回哇。

见我不吭气,父亲宽慰我,回家种地狗的哇,现如今土地承包到户了,你好苦(好苦,内蒙古西部方言,意即好劳力,有力气,不惜力),咱们二三十亩地,也是好光景,不管咋,村里头没人欺负你。

我问他你听见甚了?父亲这才说,他听我大表哥讲,我在电影厂工作的不顺心,受欺负了,听说人家这单位全是干部子弟,好多娘老子都是大疙蛋(大疙蛋,内蒙古西部方言,意即特别大的高级别干部)。父亲说,,我今天来,就想领你回家了。我有点儿哭笑不得,这都哪儿和哪儿啊。我告诉父亲,别听我表哥瞎说,我这里挺好的,没事儿,放心哇。父亲不说话了,低着头抽烟。一袋烟以后,父亲嘟囔着说,咱们是庄户人,庄户人和庄稼没高低,庄户人给庄稼弯腰,给庄稼低头,不给人低头。要想不给人低头,无理的不做,反胃的不吃。

我说知道了。

事实上,我那些日子确实不好过,单位个别领导确实在找我的麻烦。大表哥在内蒙古大学专家招待所工作,经常有我们单位的人住在那里写剧本,闲话就是今天一耳朵,明天一耳朵这么听来的。事情的起因是那年我们厂拍了一个叫《成吉思汗》的电影,电影上闹了个笑话,片头有字幕,同时有画外音,字幕上是:十三世纪以来,蒙古草原上,各部落互相杀戮。但是低沉洪厚的画外音却读成了:十三世纪以来,蒙古草原上,各部落互相杀戳。杀戮念成了杀戳。我在桥靠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事情,那天讲给在座的几位厂领导听,希望以后审片的时候注意错别字。其中一位副厂长不高兴了,冲着我就说:快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厂里的事情有人管,看把你着急的。我一下给噎在那儿了,看着他风度翩翩的样子,我突然冒出一句:审片时候你在不在?他一下失态了,声音大了几:倍:我审不审片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怎么没关系?厂兴我荣,厂衰我耻,我作为厂子的一个职工,发现了问题,说一说怎么了?全国的电影院在放映,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贻笑大方?双方都红脸了,这位平时习惯披着呢子大衣,风度翩翩的厂领导红着脸,斜着眼,鄙夷地冲着窗户方向自言自语道:哼,也不照照镜子!这句话打在了我的七寸,让我完全失去了理智,参加工作后的种种不顺,和平年代出身寒门的孤苦无奈,压抑,委屈,苦闷,加上自尊心、虚荣心、尊严被践踏后的羞辱,我的眼睛肯定是红成血疙蛋了,我气急败坏地吼道:我照一百遍镜子也照不成个监外执行的贪污犯!马勒戈壁,内蒙厂好不了!(我说的内蒙厂是业内的习惯说法,专指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而非内蒙古所有的工厂)。我这位梳着大背头打着高级发蜡的副厂长立刻瞪圆了眼珠子声色俱厉地喊道:嫌内蒙厂不好你滚!我说你不要偷换概念,我没说内蒙厂不好,我说的是有你这样的领导内蒙厂好不了!内蒙厂是你家的?你想让谁滚谁就得滚?我告诉你,我不仅不会滚,很可能你滚了我也不会滚!

我们争吵的整个过程,在旁的几位厂领导一直也有劝解,但是我们情绪激动,越吵越凶,这时,党委书记巴图喊我,张元龙,怎么说话了,少说两句行不行?巴书记德高望重,在我心目中是位可亲可敬可爱的领导,看着老头生气的样子,我闭嘴了。这位副厂长白了我一眼,一拧身子披着呢子大衣下楼朝等他的小汽车走去。后面的事情就完全是我的不对了,我竟然追下楼去,把刚坐上车的这位副厂长一把扯了下来,多亏巴图书记疾步赶来,断然阻止了我的粗暴行为,否则,我可能一错再错,破罐子破摔干出更傻的事。

这件事情以及随后又收罗的一些鞋歪脚错的事情,厂子给了我个记过处分。据说厂部在研究对我的处分时,这位副厂长和另一位一年四季坚持戴顶花呢子礼帽晃悠的副厂长坚决要求开除我的厂籍。党委书记巴图拍了桌子,严正表态:我不同意!张元龙的态度是有些问题,但是不至于开除。那天的事情我一直在场,说到底,张元龙的建议也是为了片子质量,为了厂子声誉嘛。再说,张元龙是知识分子,这事涉及到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最后,厂领导们还是给了这位副厂长一个天大的面子,使我拥有了一个终身难忘的记过处分。人事科长让我在处分决定上面签字,我在签名的地方写了四个字:欲加之罪。科长说最好写你自己的名字,我说我改名字了,改成这四个字了。这件事当时传的沸沸扬扬,以致传到了我表哥那里,又传到了我老父亲的耳朵里,我可怜的老父亲听到这些间干半湿的传闻,害怕人家把我弄成个现行反革命什么的,扔下手里的锄头,忙慌慌跑到城里寻我来了。父亲的意思,有个工作虽说是好事,不过,能干则干,不能干就还回村里种咱的地吧。

我的父亲从小失去了父亲,孤儿寡母,家境凄凉,一辈子胆小怕事,缩前退后,很难在人前说成一句完整的囫囵话。遇上强梁的人,父亲更是可怜,小眼儿瞪着,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喉结一抽一抽的,口干,表面在咽唾沫,实际嘴里没有唾沫,只是在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气。

后来的岁月里,我曾经反复回忆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深深感到有个不识字的农民父亲也不赖,他永远给你准备着二亩地,让你觉得有退路,胆正,不怕。

我的工作是拍电影和电视剧,三十多年下来,也拍了二三十部所谓的作品,可是父亲从来没看过我拍的东西,《党员二愣妈》播出以后,二弟还给父亲抱去个彩色电视,安装了天线,但是父亲仍然连一眼我拍的电影和电视剧也没有看过。父亲从来不问我拍电影的事情,他只是知道我在电影厂工作,从来不问也不想知道我具体在干什么。我拍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在社会上获得了什么样的奖励,有什么反响,父亲一概没兴趣,一概不知道。他唯一的爱好是听评书,每天午后是他听评书的时间,一到点儿,他和继母就会正襟危坐在炕上,两人轮换举着巴掌大的收音机,听得如痴如醉。评书一完,父亲就像过足了瘾一样,立马跳下地,烧火打炭,筛草喂羊,该做甚做甚。

我问他为什么那么爱听评书?他说,评书里头有道理。我说什么道理?他说:做人的道理。我说电影电视剧、唱歌唱戏也讲做人的道理啊。他说:不知道。

二零一三年秋天,我和同事在河南的安阳地区采风,有天凌晨突然梦到了父亲,他平日身体还算结实,只是近年岁数大了,动作有些迟缓。两个月前我还抽空回家看了看他,感觉大体尚好。但是这一天不知道怎么了,脑袋里总是想到他,非常强烈的想见到他。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我决定请假。同行的几位说再有两天,咱们计划中的行程就结束了。我说,不行,请原谅,我必须请假。

当我马不停蹄赶回内蒙,站到父亲面前时,父亲好好的,还问我,你咋回来了?我说出差路过。父子俩再没什么多余的话,就那么呆闷呆闷的坐着。呆坐着实在无聊,我说给你洗洗脚吧,父亲说:奥。父亲有个习惯,一年四季,每天晚上睡觉前总要用热水洗洗脚。我弄来半盆热水,让他坐在床边,我蹲在地上,给他一边按、揉、捏,一边慢慢地洗脚。洗完脚,我说你躺下,我给你剪剪指甲。父亲说不用。我没有听他的,抓过他的手就给他剪上了,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做,全当消磨时间。我剪的很慢,剪完了双手,又给他剪脚指甲。他有些烦,我让他闭上眼睛,想睡就睡吧,我学足疗店的做法,用热毛巾把他的一只脚包了,剪另一只。他好像拿我也没办法,索性枕着胳膊,睡着了。

太阳西斜的时候,家里一下热闹了,弟妹从呼和浩特回来了,女儿、侄女、还有两个小家伙也回来了,两个小家伙兴奋得呲哇乱叫,,在父亲身上翻过来跳过去,爬过来滚过去,和老头儿玩儿的直到吃饭才打住。

夜里,我跟父亲在里屋睡。父亲打呼噜,不重,一夜睡得很安稳。感觉天快亮了,我起来给父亲倒了一杯水,这时听到父亲的呼噜停了,我端水到床边,想叫醒他,把水喝了。谁知,叫了三声也叫不醒。他好像睡得很深,但我忽然觉得有点异样,我让二弟过来一下,我说父亲咋叫也不醒,怎么回事?二弟俯下身子瞅了瞅,吞吞吐吐地说:殁了哇?

是的,父亲从此再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