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在来安县委宿舍区到办公区的路上，每天拂晓、午前和傍晚时分，都有一位身材矮小的女人迈着细碎的步子匆匆走过。暖阳里如此，寒风中如此，暴雨里如此，冰雪中如此。在30个寒暑之后的一个春季，她那匆匆的脚步被癌魔无情地挡住了。时隔不久，她离开了我们，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她，就是我亲爱的母亲王秀勤。
母亲出生于南京市郊一个普通人家。解放初期，正值豆蔻年华的她受到新中国勃勃生机的感染，响应党的号召来到皖东来安县的一所农村小学任教。母亲性格活泼开朗，嗓子好，喜欢唱歌，学生和乡亲们都很喜欢她，县里宣教部门的干部也都知道她。那年，县委宣传部因为设立收音站，需要人手，母亲便被选调了去。从此，她的青春和生命便融入了来安县的广播事业。
就像战士离不开钢枪一样，母亲到了收音站以后，总离不开一台直流五灯收音机。母亲每天用笔准确地记录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重要消息，报送给领导。有时，带着收音机到田间岗头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那时，。而每逢此时，母亲总会亮开嗓子，给农民们唱上几首好听的歌。
两年后，县有线广播站在干部群众的欢呼声里建成开播了，母亲的播音员生涯从此开始。她那清脆的嗓音经过扩音机的放大和广播线路的传输，越过沟沟坎坎，翻过山山岭岭，通过一只又一只喇叭，传遍了万户千家。
我是在“大跃进”时降临人世的，自打出生时起，耳边就常常萦绕着母亲的话语声和歌唱声。那时我经常吃在母亲的办公室、睡在母亲的办公室，母亲播音的声音和工作的情景，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果说滋养我生命的是母亲的乳汁，那么滋养我心灵的就是母亲的声音。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抱着我哼唱《摇篮曲》的情景，也记得母亲在工作之余，让我对着麦克风学说“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
县广播站的播音是一日三次。凌晨至早饭后为第一次，午饭前至午休前为第二次，晚饭前至就寝前为第三次。也就是说，人们吃饭和休息的时候，正是母亲辛勤工作的时候。由于吃饭不是早就是迟，长此以往，母亲患了胃溃疡病。吃饭可以忽早忽迟，而播音却必须准时准点；为了每次按时开播，母亲上班总是步履匆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紧张工作，使得母亲的胃病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
我开始注意到母亲脚步匆匆和患有胃病，是在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一天，我放学稍早一点，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母亲一手拿着烧饼，一手捂着胃部，紧锁眉头，匆匆地赶去上班。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说胃有点疼。我说去医院吧，她说没关系，吃一点烧饼就会好的。由于母亲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总是对我们说“没关系”、“不碍事”，我们对她的病情也就疏忽了。除了经常买一点常规药外，没让她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就这样，母亲在病痛缠身的情况下，每天脚踩朝露、头顶星光，匆匆走在上班路上。可是仅靠意志又怎能敌得过病魔呢？终于有一天，她的脚步慢了下来。
1985年4月初的一天，母亲对我们说近来胃的感觉不好，吃一点东西就吐。此时，家人才意识到母亲病情的严重性。父亲立即带母亲去南京一家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于是就地手术，并作了化疗。出院时，医生说母亲两三年内不会有事的，可是仅仅过了11个月，1986年3月4日，母亲便匆匆地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1986年3月6日，是为母亲举行追悼会的日子。那天，诺大的吊唁大厅从里到外挤满了前来吊唁的干部和群众。30年来，母亲的声音传遍了来安县村镇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她清脆的嗓音中吃饭，在她播完晚间节目后入眠。孩子们在她的声音里长成了修竹；青年人在她的声音里变成了梁木；中年人在她的声音里迎来了夕阳。对我来说，母亲的声音不仅陪伴我长大，而且给了我宝贵的精神营养。难忘三年“插队务农”的日日夜夜，从悬挂在破草房的喇叭里传出的母亲的声音，给了我多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啊！
母亲呵，你匆匆离我们而去已经17个年头了，你还记得我在追悼会上痛悼你的声音么？
妈妈，您在手术之后已经意识到了病情的严重性，但您始终没有表露出悲观情绪，没在我们面前掉过一滴眼泪。您在被病痛折磨得不能起床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交纳党费，还坚持每天收听广播。
妈妈，可能是您已经预料到自己生命的火花即将熄灭，所以您只要胃不痛，便强撑着病体做家务。我们不让您做，您说自己不上班，看到全家人下班后忙着做饭，心中不忍。就这样，您做家务一直做到腊月二十九卧床起不来的时候。
妈妈，您热爱生活，热爱广播，您不情愿就这样离去。于是，您以顽强的意志忍住病痛，积极配合治疗，始终没有拒绝过打针、吃药。在医院里，许多医生和病人都说，没有见过像您这样坚强的癌症病人。
妈妈，您离开我们了，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但您的声音没有离开我们；您的声音不仅永存于一盘盘录音带之中，而且永存于来安城乡广阔的空间，永存于听过您播音的来安人民的心中！
